卞丽芳 倪永明

（1.江苏大学图书馆 镇江212013；2.江苏大学文学院 镇江212013）

谈到《三国志》中展现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读书生活，必须先了解陈寿和裴松之在撰写、注解时自身的知识储备，即占有文献资料的情况，从中可窥见两人的读书轨迹。

陈寿的读书生活和创作活动。陈寿虽出生于三国尚未结束的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但开始撰写《三国志》已是48 岁之时（西晋初年）。陈寿年轻时师从史学家谯周，攻读《尚书》和《春秋》三传，后来花费大量时间研读《史记》和《汉书》。这为他后来撰写《三国志》奠定了基础。从成书年代来看，陈寿在创作《三国志》的时候，可资参照的同时代人著作并不多，引述的也很少：当时魏国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吴国有韦昭的《吴书》；蜀国虽有谯周的《蜀本纪》，但蜀汉没有史官，搜集史料就相对困难，所以《蜀志》对人物事迹的记载都十分简略。陈寿较多引用的还是古代常见的一些经典著作，如仅《论语》就有一百处左右[1]。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的文献。裴注《三国志》，于公元429年呈送给朝廷，和范晔《后汉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样，都成书于文运隆盛的元嘉时代。也因其成书于陈寿死后132年、魏亡后164年，使得裴注所引文献较陈志更为丰富、撰述时也较少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据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所述[2]：“计经部22家、史部142 家、子部23 家、集部23 家，凡210家。”当代学者伍野春则认为有245 种，其中经部29 种、史部160 种（含正史、古史、杂史、杂传、谱系、地理等）、子部28 种、集部27 种，另有11种出处不详[3]。如此繁富的征引，成就了裴注在史学上的不朽地位。

尽管陈寿和裴松之因所处年代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在其读书和创作过程中的侧重也不尽相同，但两人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善于读书、而且读书有成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对他们笔下所描述人物的读书生活从多种角度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儒学为主的读书内容

魏晋时期人们都读些什么书呢？我们可以从不同阶层人士的读书活动中一探究竟。

1.1 帝王的阅读范围

首先是魏国。

曹操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尤其喜欢兵书，这也与他魏国奠基者身份相符。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中说[4]3：“太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

曹丕受到曹操喜欢阅读《诗经》、《尚书》的影响，小时候就诵读了《诗经》、《论语》，长大后则是儒家的五经以及史书、子书、文集，全都认真阅读。裴松之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说[4]90：“上雅好《诗》、《书》文籍……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而陈寿在记叙曹植的时候说[4]557：“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这也说明曹植之所以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除了天资聪颖之外，跟他大量阅读辞赋一类的文学作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是吴国。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4]1274-1275：“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可见孙权幼年开始就熟习儒家经典，执政以后精读《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以及各种兵书，终于成就了割据江东的霸业。

最后是蜀国。

陈寿在《先主传》中说[4]871：“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刘备家境贫寒，但母亲还是在他十五岁时让其外出求学，所找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经学家卢植。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读书上，追求的是声色犬马、锦衣玉食。与“三曹”和孙权这样的学霸相比，刘备完全是当今人们所说的学渣。当然，在刘备临终的时候，还是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嘱咐儿子刘禅要多读《汉书》和《礼记》，有时间还可读一点法家的《申子》、《韩非子》、《管子》以及《六韬》这样的兵书[4]891。

魏、蜀、吴三国间的强弱关系，从君主的读书生活中，似乎也可看出一些端倪。

1.2 臣属的阅读范围

首先看看世家子弟钟会读了哪些书。裴松之注引钟会为他母亲作的传记中写道[4]785：“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里面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的儒家经典，这也可以视作三国时期读书人的经典书目。

其次看一下文臣武将们的阅读重点。一位是蜀国大名鼎鼎的关羽。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说[4]942：“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还有一位是魏国的破虏将军李典。裴松之注引《魏书》说[4]533：“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而交趾太守士燮，也有着同样爱好，陈寿在《士燮传》中说[4]1191：“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再有就是西晋初年率兵灭吴的大将军杜预。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说[4]508：“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虽然整个两汉时期《左传》并没有被列入学官，但该书详细记载了春秋时期250 多年间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方面的活动，内容宏富，篇幅在十三经中最长（有18 万多字），尤其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场面，总结先进的军事经验，在魏晋这样一个战火连绵的时代，被作为重点阅读对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1.3 学校的阅读范围

魏晋时期除了私塾之外，地方州郡也兴办学校，当然最高级别的还是朝廷的太学。当时太学中教授的课程，通过陈寿《王肃传》的记载可以有个大致了解[4]419：“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我们发现，魏国已经把《左传》列入了学官，而所用的本子，是“东州大儒”王肃的注解本。五经及《论语》等儒家的著作，成为太学的必读科目。

三国时期特别重视儒家思想的传播，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二年下诏书说[4]78：“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将孔子第二十一世孙孔羡封为宗圣侯。当时的人们重视儒家经典，把《诗经》、《论语》作为重要的启蒙教材进行阅读，也是缘于朝廷的推崇。陈寿在《谯周传》中这样记述自己的授业恩师：[4]1027“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在蜀汉的谯周，也只专注儒家的“六经”，对天文、诸子的学问，虽感兴趣，但不执著。而对于普通官员来说，阅读儒家经典之外的书籍，还会有一定的风险。裴松之注引《魏略》中说[4]660：“先是科禁内学及兵书，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当坐本等，顾谓其左右曰：‘我坐书也。’”这是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事情。吉茂虽然当时担任曹叡（后来的魏明帝）的属官，但还是被禁止阅读收藏内学（谶纬之学）和兵书类的书籍。

2 不拘一格的读书方式

古今中外，有关读书方法的论述不胜枚举，仅就《三国志》一书而言，也很难罗列穷尽。今举其荦荦大者，略作解说。

2.1 手不释卷的阅读常态

抓紧点滴时间读书，是当时许多人的阅读态度。这个成语在《三国志》中出现过三次：

裴松之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说[4]90：“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这里曹丕介绍父亲曹操不仅是手不释卷，而且从小到大一以贯之，尤其在成年以后，能保持这个习惯的只有曹操和袁伯业（袁遗字伯业，袁绍堂兄，曾被袁绍任命为扬州刺史，后为袁术所杀）两人而已。

裴松之注引《吴书》说[4]1273：“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手不释卷。”讲的是鲁肃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也毫不放松对自己阅读的要求。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4]1275：“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这是孙权要求手下将领吕蒙认真读书时列举东汉光武帝刘秀勤勉学习时说的话。

类似的地方还有《王肃传》中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中的记载[4]422：“今此数贤者……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王所嘉，下为国家名儒，非由学乎？由是观之，学其胡可以已哉！”这是鱼豢赞扬被他命名为“儒宗”的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时所说的话，主要意思还是强调了要勤学不辍。

2.2 书读百遍的阅读执

裴松之在注引《魏略》的时候，介绍了魏明帝时代大司农董遇的读书方法[4]420：“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这里董遇其实展示了两种读书的方式：一是所谓的“朱墨别异”，也就是读书时要做批注，不动笔墨不读书，要能读书得间；二是要精读，特别对一些经典著作，或者一下理解不了的地方，更应该常读常新，不断加深理解。

南宋大儒朱熹在《训学斋规·读书写文字第四》中更对此加以引申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巨[5]：“凡读书，……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无论是百遍、千遍抑或是万遍，都要求仔细揣摩，眼到、口到、心到，而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2.3 观其大略的阅读把控

大略，就是大要，即书籍的主要精神，也就是要抓住阅读重点，这是一项较难把握的阅读技巧，更何况对书籍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能真正做到，需要博闻强识、融会贯通，具备一定的天赋条件，诸葛亮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裴松之注引《魏略》说[4]911：“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石广元三人之所以要将儒家经典读得滚瓜烂熟，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被州郡举荐之后，朝廷会组织一些考试，“孝廉试经、秀才试策”[6]，主要就是考查对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之后才有可能逐步升迁至刺史郡守。而诸葛亮则胸怀天下，自比管仲、乐毅，其志不在小者，想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所以他读书就必须讲究宏观性、系统性，着重整体上的精准把控。

2.4 循序渐进的阅读步骤

前文已经说过，钟会母亲从四岁开始让他学习《孝经》，一直到十五岁，逐渐学完一些儒家要籍。她对钟会说[4]785：“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这里的“猥”，既可理解为繁杂，也可理解为短时间内、一下子。一个“渐”字，说明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钟会母亲的做法，充分考虑到了少儿的天性，也符合人们接受知识的普遍规律。打好基础，培养了阅读的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之后，才会具备自学的能力。

当然，如果有人天赋异禀，也可采用一目十行的办法进行大量、快速的阅读。裴松之注引华峤《汉书》说[4]601：“玚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讽诵，故世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著《后序》十余篇，为世儒者。”讲的就是应玚祖父应奉记忆力惊人，具有过目不忘的超常能力。而后来的梁太宗简文帝萧纲，也被人称为“读书十行俱下”[7]。这种才思敏捷、高效率的读书方式，自非普通人所能效仿。

此外，《三国志》中还记载有常为人称道的董遇的“三余”说[4]420：“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他提醒人们可以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进行阅读，以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

3 修齐治平的读书目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8]：“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里虽然说的是文章对国家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其实也说出了读书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建立不朽的功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3.1 为摆脱贫贱而读书

《三国志》中记载了两个很是励志的读书故事，就是王象跟阚泽，通过勤奋学习，成功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杨俊传》中说[4]663：“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后来王象官至散骑常侍，成为曹丕的近侍，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皇览》。

《阚泽传》中说[4]1249：“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他一开始通过受雇为人抄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后来官至吴国的太子太傅。

两人都是通过读书改变贫贱命运的例子。但也有本是读书人，却去做了其它行当而后悔不已的，譬如华佗。《华佗传》中就说[4]802：“本为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华佗最终因为得罪了曹操而被杀害，这表明其在古代医学的地位并不高。

3.2 为提高修养而读书

这里所说的提高修养，与学以致用目的并不矛盾。但有时少一点功名利禄之心，注重提高自身的修养，也是较为纯粹的一种读书目的，也可说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在钟会读到孔子解释《周易》中“鸣鹤在阴、劳谦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这些词语的意义时，钟会的母亲就让他反复阅读，并说[4]786：“《易》三百余爻，仲尼特说此者，以谦恭慎密，枢机之发，行己至要，荣身所由故也，顺斯术已往，足为君子矣。”成为一名谦谦君子，是钟会母亲对儿子的最大期望。

3.3 为获取功名而读书

高官厚禄，是古代很多人追求的目标，而通过读圣贤书，就有可能获得成功。曹丕在黄初三年正月下诏说[4]79：“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明确读书人通晓经学，就可以先行试用。而曹叡在景初年间也曾在诏书中引用西汉夏侯胜的话说[4]718：“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紧接着又进一步指出：“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所谓“青紫”，本是公卿绶带的颜色，借指高官显爵，而“地芥”，就是地上的杂草，比喻易得之物。有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人们自然就会趋之若鹜了。

譬如管辂的弟弟管辰本想跟着管辂学习占卜以及观察天象征兆的学问，但管辂却说[4]827：“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见其数，非至妙不能睹其道，《孝经》、《诗》、《论》，足为三公，无用知之也。”虽然托词是自己的占卜之学过于艰深，其实还是想让管辰怀揣着三公的梦想，去学习儒家经典。

3.4 为尽责履职而读书

书到用时方恨少，更何况肚子里本就没有多少墨水，这说的是赫赫有名的吴国将领吕蒙。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说[4]1274-1275：“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经过孙权的开导，吕蒙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开始发奋读书，后来鲁肃称赞他“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而他也自豪地对鲁肃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就连孙权也感叹说：“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读了《吕蒙传》后说[9]：“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的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从毛泽东同志联系我军实际对吕蒙发奋读书的解读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这一经典读书案例在当今的示范意义：终身学习是获取事业和人生成功的一件大事。

谈及读书，在整部《三国志》中还有一个“另类”的存在，那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彰。他少年时代就瞧不上读经的博士官，立志要成为一名将军。所以曹操一开始就批评他仅是“一夫之用”，要求他认真读书和追求“圣道”，给他布置阅读《诗经》、《尚书》的任务，不准他整天做骑马击剑这种匹夫之勇的事情。但曹操最终没有勉强他，在曹彰立下战功之后，更是抓着曹彰的黄色胡子、喜不自胜地大加褒扬[4]555-556。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读多少书、读什么书，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在这一点上，曹操无疑是成功的。

一般认为，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但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发现，玄学并未撼动儒家经典在思想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儒学的优良传统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传承。这一时期的人们，重视阅读，探究高效实用的阅读方式，能做到学以致用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学习。当然，跟整个封建时代一样，魏晋时期仍然是轻视乃至忽视了对天文、机械、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成果的撰述和解读，此外也过于强调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读书的实用主义目的，这都是当代人需要努力避免的陷阱。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读书的目的不应只追求个人名利，而应根据各自兴趣爱好、结合社会需求，为家庭、社会、国家尽一份责任。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体现文化自信的时代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