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霞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李大钊在其统战思想萌发之前，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团结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性。在对外交情势的思考和对未来革命发展的设想中，李大钊都提到了内蒙古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有重点的统战工作尤其重要且必要。李大钊对内蒙古进行统战工作的决策，是结合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状况作出的审慎选择。

一、动荡的国际形势下的选择

1913年，李大钊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进一步积累政治研究的本领。李大钊赴日留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旺之时。初建的民国政府迫于帝国主义势力施加的压力，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难以真正独立决策，外交活动中底气不足、妥协退让，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自幼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无情压迫民众情形的李大钊，由分析外交问题入手，以满腔热血投入救国救民的政治大潮中。

重视内蒙古地区以加强中俄联系。俄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李大钊的政治视线转移到俄国。自从俄国爆发革命以来，李大钊始终密切关注革命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在中国的革命道路陷入困境之时，李大钊率先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学习苏俄，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工农的、民族的统一战线。关心国家内政外交的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迅速作出反应，在“二月革命”发生两个月后，提出了在中国创建中心势力的理论，将政治注意力转移到广大民众之中。李大钊认为这个中心势力应以中级社会为中枢，同时拥有国民的势力。强调政党与国民生活的紧密关系，最终以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党为整个国家的中心势力。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李大钊更是表现出了对俄国革命和新政治的乐观态度。苏俄方面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两次提出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使中国人民对苏俄产生极大的好感。此时，李大钊已然决定抛弃西方式的党政模式，开始学习苏俄经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因内蒙古与苏俄邻近，在亲俄主张下，内蒙古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出来。

重视内蒙古地区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战”中，中德邦交破裂，李大钊分析国际局势，提出应重视西北边境问题。李大钊认为，国民政府应注意避免德方借助宗教问题挑起中国内乱和民族分裂，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注意到内陆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同属于边疆问题的还有日本染指内蒙古的问题。日本侵占中国的第一步即侵占中国东北，而日方一旦实施侵占中国东北的举措，必定与俄国方面发生冲突。日俄战后签订了《日俄协定》，在东北地区划定势力范围。日俄双方划定南北满洲的界限，将北满及其以北的外蒙古地区划为俄国势力范围，将南满及朝鲜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日本继续沿中俄边界蚕食中国。“一战”开始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有计划地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加紧谋取在内蒙古地区的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在会见中，日置益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1]198，其中“第二号共七条涉及东三省及内蒙古：要求确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蒙古享有优越地位”[1]199。迫于压力，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25日同日本签订了《民四条约》，其中明确“旅大租借地和南满及安奉铁路的租借期限扩展为99年。日人可任意经营工商业，租用土地，开办矿区。优先聘用日人作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日人可在东部内蒙古与中国人合办企业”“若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修建铁路需要外资，应先向日本商借”等项日本对中国内蒙古的特殊权益[1]201。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当中，对这一条约进行了深刻揭露，指出了列强虎视眈眈下中国的艰难处境。李大钊认为，日本抢占胶州湾及对内蒙古特权之取得，使我国“塞外之藩屏尽撤”[2]124。东蒙地区，“据中国宣布之公文，当为奉天属之一部，与热河道辖之一部”[2]133，李大钊认为，此次条约签订后，日本势力已然“骎骎乎入畿辅重地矣”[2]133。此后日本不断煽动“满蒙独立运动”，推行其“满洲政策”，以实现对内蒙古地区的完全殖民统治。日本此举将其“深入内陆、独占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守住内蒙古地区，支持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环节。

李大钊不仅认识到内蒙古的重要战略地位，而且预见到日本觊觎内蒙古的图谋，这也恰恰说明了内蒙古地区受谁控制，对于中日两国的战略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对日本来说，内蒙古地区是日本牵制俄国、扩大侵华范围的重要基地。日本想要通过控制内蒙古进而实施其建立满洲国、控制全中国的殖民政策。同时，又妄图通过控制内蒙古切断中俄的直接联系。而此时走英美式民主道路无论如何也走不通的中国，在十月革命后收获了一份走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选择。在加紧密切同苏俄关系时，内蒙古的重要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出来。内蒙古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中国政府若不以坚定的决心牢牢守护，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若是内蒙古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么内蒙古人民的解放道路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将更加艰险。将蒙古族人民的革命队伍团结到全国革命的队伍中来，是应对民族危机、壮大革命势力的一个重要法宝。这是李大钊在审视国际格局变化过程中得出的一项重要结论。

二、新中华民族主义构想的内在要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李大钊，早就对民族问题有所关注。据李大钊在《中华国际法论》一书中的三则新书广告可以看出，李大钊关心和宣传国际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引起民族国家主义之精神”[2]124。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陈独秀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陈独秀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帝倾向，他曾加入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松散组织“亚洲和亲会”。该会规定“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皆得入会”[3]，然而这一组织不久就自行解散了。在实践中，陈独秀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走向了以唤起人民的民族精神为目的的文化启蒙活动，提出“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等思想[4]。孙中山曾提出的五族共和、民族融合等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区分反对清王朝和反满的问题以及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初协调民族关系的考量。例如，孙中山曾专门阐明：“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这话大错。”[5]相比较而言，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陈独秀坚决的反帝态度与孙中山民族融合的观点，既关注国内，又放眼国际。最为重要的是，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最先将有关民族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了，二者结合的桥梁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战工作。

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在坚持孙中山的民族平等、团结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看法。李大钊提出，中国的民族还可以从名称上和精神上进行深度融合。他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2]288。其意旨在阐明加快实现民族融合的愿望，认为应当用统一的“新中华民族”的名称，建立满、汉、蒙、回、藏五个民族相对于外域民族的一个统一体，不再强调分化的五族，而是强调一个融合的五族。其本质是用统一的“新中华民族”的称号，消弭各民族的对立与隔阂，进一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以共同致力于民主的共和国的发展。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后，李大钊又进一步指出了民族融合的具体措施，他认为“达此之程叙，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异民族相抵抗”[6]223。其时李大钊所主张的“新中华民族”理念，实际上是要将中华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异域民族。在几个民族当中，汉民族通过斗争实践率先在中国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制度，于是促进实现民族融合的任务就自然而然交到了汉民族的手中。李大钊所说的民族融合，主要是通过向其他民族宣传汉族民主政治，将各民族统一到民主的政治形式中来，团结各族人民拥护民主共和制度。与此同时，又要保持和发挥各民族优势，甚至提出了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各民族自治，而非取缔各民族特色。为了尽快实现民族融合，李大钊甚至构想了第一步实践计划，提出“盍即先由联络蒙、回入手，以诚笃之精神感之，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实业之发达”[6]223。明确践行五族融合应由蒙、回入手。至于李大钊提出由蒙、回两族入手践行民族融合的缘由，则是出于对世界民族运动勃兴与中国外交格局的双重考量。

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其表层因素是基于世界民族运动的勃兴以及“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等“主义”层出不穷之现状。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提出，更使得李大钊加紧呼吁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但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发表前7天，李大钊曾发表《中德绝交后宜注意西北》一文，明确表达出西北地区对中国外交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所主张的以联络蒙、回入手践行五族融合的理念，有其更为深刻的政治考虑。这是他将先前所形成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布局的思考与进一步发挥中华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的作用结合起来的产物。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亚非拉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亦在此时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则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越发重视民族统战工作，更注意发挥新中华民族主义在“救中国”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宏伟的政治理想得以付诸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其民族主张的。李大钊想要以“新中华民族”理念进一步促进民族融合，并以此为突破口，实现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理想。结合1918年李大钊在其文学著作《雪地冰天两少年》中有关“新中华民族”的期待可以看出，李大钊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熔铸到“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借助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将联系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的政治重要性以及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的理念传达给民众。这有助于为团结内蒙古地区争取更多的支持，也使得之后的内蒙古统战政策具有更强的可行性。在这一新中华民族主义构想之下，团结蒙古族人民、率先开展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战实践成为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李大钊试图通过对蒙古族人民的统战政策，密切同内蒙古地区的关系，这对于维护民族的团结、保卫内蒙古地区人民的安全乃至我国的国家安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李大钊的这一选择也不仅仅是基于宏观的、必要性的考量，更是基于微观的、可能性的考量。如果说在国际局势和新中华民族主义构想的要求下，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实践的优先选择，那么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积极性，则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统战实践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内蒙古先进分子的积极响应

在中国近代史上，内蒙古人民始终坚持以坚强的革命斗志开展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末民初，外蒙古在沙俄的鼓动之下妄图谋求独立，同时不断染指内蒙古，严重危害了边疆稳定。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对外蒙古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在内蒙古分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以加强对内蒙古的控制。袁世凯继续施行晚清“新政”中的“移民实边”政策，迁入汉人来开垦蒙地，在蒙汉混居的状况下，内蒙古地区已出现蒙汉民族融合的现象。蒙汉民族的融合为内蒙古解放运动同中国革命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等人领导下的五四运动又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青年，部分内蒙古地区的先进分子也被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吉雅泰等几名蒙古族学生就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带着民族革命的热情考入了当时北京的蒙藏学校读书。这几名蒙古族学生的到来为李大钊团结内蒙古的想法落实到实践中找到了突破口。李大钊得知吉雅泰等蒙古族学生在五四精神感召下来到蒙藏学校读书后，立即委派五四运动中的优秀青年代表邓中夏、朱务善等与吉雅泰等同学会面，同他们交流蒙古族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的历史，并与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情谊。吉雅泰在回忆这段亲身经历时，更为详细地描述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蒙古族学生和内蒙古革命的关怀。他回忆说：“李大钊同志和北方局的其他党的负责同志，如邓中夏、赵世炎等，他们都异常重视和关心蒙藏学校的工作，并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这里的工作。他们常常亲自跑来向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形势，向我们说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原因和背景，并指出蒙古族人民要推翻军阀、王公两座大山就要团结各族人民，因为军阀不仅汉族有，蒙古族也有……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非常浅显，然而在当时给我们是多大的启发和鼓舞呀！”(1)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983年编《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第19页。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这批满腔热情寻找内蒙古革命出路的蒙古族学生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吉雅泰回忆说，李大钊“曾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重要意义，并一再指出，蒙古族人民必须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起才能谋求自身的彻底解放”(2)同上书，第23-24页。。为了达成这种团结，李大钊十分重视内蒙古共产党员的培养工作。吉雅泰提到，那时“党尖锐地认识到要迅速地把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把它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使它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一批出身于蒙古族的共产主义的干部是不可能的”(3)同上书，第19页。。于是，蒙藏学校的这些学生便成为担负起团结蒙汉两族这一重任的重要力量，成为李大钊在蒙古族发展共产党员的重要培养对象。此后，在李大钊等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帮助下，吉雅泰等多名蒙古族学生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也成为党在内蒙古地区的第一批干部。这使得李大钊进一步明确了关注内蒙古统战工作的理念和开展内蒙古统战工作的现实可行性。

这些蒙古族学生的到来及其向中国共产党的靠拢，使得李大钊关于内蒙古早期统战工作的理念有了实践的可能，也使得李大钊所期待的各民族融合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的美好愿望实现了理想上与实践上的统一。在李大钊内蒙古统战工作的影响下，蒙古族人民开始同国民革命队伍一起，为实现推翻军阀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在李大钊和内蒙古人民的积极努力下，内蒙古解放运动终于同全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为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打下坚实基础。此后，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局开始以内蒙古为起点开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统战工作的初步尝试。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通力合作由此开始，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从此有了更为坚实的民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确立后，较早的统战实践就是在内蒙古地区，而李大钊则是内蒙古早期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之一。通过探索李大钊重视内蒙古统战工作的缘由，我们可以发现，李大钊对团结内蒙古工作的重视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考虑的，这对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中国人民竭力救亡图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李大钊对团结内蒙古工作的重视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要有重点、抓重点。就当时而言，做好内蒙古地区的统战工作，既是反抗日本侵略、争取苏俄支持的重要政治安排，更是以团结蒙古族为起点，实现各民族融合发展、形成强大民族合力的长远规划的第一步。李大钊对内蒙古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从来就不是单向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具有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能够团结各族人民主动向革命的旗帜靠拢。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内蒙古青年率先证明了这种强大的感召力，并将其转化成现实的力量，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同样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宗旨作为团结各方力量的灵魂纽带，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持久发挥作用的一个根本保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加广泛，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要成就。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为指针，找准当下统战工作的重点，要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起来，更好发挥统战工作在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