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颖，张 浩

(1.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31；2.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71006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1]文化的兴衰是基于人类社会对其认知的更替。在将文化作为物质或精神存在所进行的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偏差或错位，甚至引发激烈论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大论战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时，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兴起，使得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在探寻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崛起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与守旧的知识分子间产生摩擦与碰撞，双方在思想、文化的判断与认知上产生了对立与冲突，一系列诸如“孔教之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大论战此伏彼起。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针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亦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李大钊与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的辩证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注重经世致用，讲究人文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2]182。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后的历代儒家学者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将大量顺应封建统治的思想学说附会其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诸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许多消极主张。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文化界对于如何看待儒家文化争论不休。李大钊则认为对待儒家文化绝不能简单地“全部接受”或“全盘否定”，而应加以扬弃，“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3]262。

对于儒家文化中那些消极、落后的内容，李大钊坚决予以摒弃。儒家文化自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用后，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各种改造，借以维护封建统治。对此，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积尘重压，盘根深结，以障蔽民彝，俾不得其当然之位置，而彰于政治实用之途也欤!”[3]163在他看来，“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2]178？在封建时代，这些纲常名教的条条框框便成为压迫劳苦大众的精神枷锁，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权威象征。对此，李大钊高呼：“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264这是李大钊对历代君王借孔子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抨击，也表明了他对孔子本身的极大尊重。

对于儒家文化的精华，李大钊则率先继承并发扬之。针对北洋政府统治下严重的政治腐败，李大钊指出：“非以委过于社会，而以轻个人之责也。”[3]461他认为此种现象的产生更多的是源于个人的素质与修养。《论语》有云“吾日三省吾身”，《礼记·大学》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目的都在于教育人们通过自省去认识自己、剖析自己，克制欲望、约束言行，自觉地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李大钊充分肯定儒家文化的教化作用：“盖冀社会中之各个人人，对此罪恶之事实，皆当反躬自课，引以为戒。庶几积小己之忏悔而为大群之忏悔，而造成善良清洁之社会力，以贯注于一群之精神，使人人不得不弃旧恶，就新善，涤秽暗，复光明……此即儒家日新之德。”[3]461不仅如此，李大钊更于时时处处践行“日新之德”，“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作”[4]，终其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而不懈奋斗。

对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加以扬弃，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剧烈变动的背景之下，传统儒家文化难免不适应甚至成为阻碍。但文化是流动的，不是凝固不变的，更新性和创造性是其特点。任何一种文化要想永久保持自身的活力，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魏源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5]文化的产生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以古绳今和以今律古自然都是行不通的。

在李大钊看来，“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2]151。李大钊虽然十分重视儒家的修身学说，“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盖其自我之修养”[3]246，但他的修身方式却与孔子的主张不尽相同。针对孔子强调随遇而安、坦然忍受的修身主张，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2]178他强调真正的修身是要达到一种“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的境界[3]181，只有保留天赋个性的修身，才更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二、李大钊与革命文化：理想与实践的完美融合

革命文化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承载着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和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顽强意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他的革命岁月里，以实际行动彰显着他对于革命理想的信念与执着。他用尽毕生的精力来倡导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节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身作则，展现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峻节。

革命文化有着积极向上、报国爱民的内涵，是激励人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6]古往今来，每当国家陷于危难之际，便有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为民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907年的中国，国运颓废，社会动荡不安，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2]888。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期间，李大钊为其读书写作的小楼起名“筑声剑影楼”。“筑声”出自战国时代高渐离筑击秦始皇的故事，他借此典来命名自己的书楼，充分表明了其碧血丹心、忧国恤民的爱国情怀。1913年，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投考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开始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日后在中国播下希望的火种奠定了基础。1916年，李大钊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陆续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极大地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昂然锐气和向上精神。1920年9月，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身先士卒、积极活动，为壮大组织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殚精竭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他不仅用笔杆子作武器开展斗争，而且冒着生命危险亲身领导群众运动。1925年6月，为了声援上海工人“五卅运动”，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动员了北京五万多名群众参加示威游行[7]440。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给北洋政府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危机，也使李大钊日渐成为反动军阀的“眼中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将李大钊逮捕[7]481。

李大钊的入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中共北方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以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寻求营救办法，甚至铁路工人还组成劫狱队，并计划劫狱，李大钊得知消息后断然拒绝[7]483。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到损失。”[7]483面对个人的牺牲，李大钊非常坦然，在他的心里，革命理想高于一切，他这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崇高境界正是共产党人坚守信念、大无畏精神的写照。同年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全然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残忍杀害[7]486。斯人虽去，精神永驻。李大钊的被害激起了广大爱国群众的极大愤慨。“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7]493……广大爱国群众的呐喊声此伏彼起。在李大钊精神指引下，更多的革命者前赴后继，为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新中国接续奋斗。

三、李大钊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性与特性的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探索的产物，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针对中国到底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争论不休之时，正是李大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为中国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由其内在的文化属性决定。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传统文化衰微的大背景下，很多有识之士争相探索新的救国之道。特别是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一时成为讨论的热点。在李大钊看来，“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3]557，“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竟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3]558。也就是说，相较于东方文明的封闭、保守，西方文明以其开放、进取的姿态获得了活力，进而推动自身不断发展。这一点也是李大钊所肯定且赞赏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西方文明表面的光鲜无瑕，使其缺陷暴露无遗。“一战”后，欧洲普遍陷于战争废墟之中，“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3]565，进而迫使中国各界开始对以西方为师的做法进行反思。对于“一战”爆发的原因，李大钊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美人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于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进”[3]568，“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之间，养成一种猛烈之生活意志。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种生活意志，以使其他劣弱诸民族为之隶属”[3]568。可以看出，相对于东方文明追求稳定、崇尚和谐的内向型特质来说，西方文明更主张强烈的进取性和扩张性，极易导致冲突、战争的爆发，因而西方文明绝非当时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方向。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作为中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赞扬俄国革命。他说：“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3]603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李大钊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3]560并进一步解释道：“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3]560这里的“俄罗斯之文明”指的就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在李大钊看来，东西方文明各有长短，唯有俄国社会主义文明才能“媒介东西”。可以说，李大钊指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历史前进的趋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李大钊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单纯的照搬照抄、拿来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特性相结合的范例。他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2]376在他看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会有差异性，不可能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这样，他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要以本土化为前提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特性相结合。

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也必然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事物。对此，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3]560，“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3]560。可以说，文化要想得到持续发展，绝不能固步自封，只有与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这对于东西方文明来说皆是如此。李大钊推崇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进而激荡出“调和之美”。他指出：“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者。”[3]257有过留日经历的李大钊深谙此道，他以日本为例说道：“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3]254由此观之，李大钊指出了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即要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充分发挥调和的作用，将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为我所用、为我能用，从而使自身“焕扬光彩发育完成”[3]571。

四、李大钊对于当今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启示

李大钊对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对革命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一定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动摇。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正确且必须坚持的发展路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那么我们的自信从哪里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来，从革命文化中来，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8]这也告诉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更加牢固地树立文化自信，必须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血脉之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印记，是维系古时与今朝、连接祖先与后人之间的重要纽带。悠久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正如李大钊所言，“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3]561。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镌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割不断的文化血脉与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深刻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教化学说，为今天的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启发，甚至为我们当代治国理念带来深刻的启示。因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基石，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要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师于古而不拘泥于古，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9]而这也要求我们系统发掘整理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达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效果。

(二)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革命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光辉实践的产物，是我们党取得革命与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百年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复兴始终不懈努力。在她的带领之下，中华大地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耻辱与痛苦一扫而光；在她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她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扬帆起航。这期间，无数伟大的共产党人不断将实践中探索而得的宝贵思想文化财富凝聚起来，沉淀出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从夏明翰的“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到罗亦农的“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再到雷锋的“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处处为国家着想”，王进喜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无数革命者和建设者为祖国、为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这些无疑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优秀品格的完美体现，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走下去，以革命文化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撑，把路走好，把路走直，把红色的革命基因代代传承下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业绩。”[10]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将脱胎于革命岁月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不断开拓创新、发扬光大，让革命文化放射出时代光芒，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前行之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建设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完美结合。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先进，是由于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构架和发展脉路，既传承经典，又开拓创新，是共性与特性的有机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硕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是我们看清的路、认准的路，是经过无数实践检验的真理之路，是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时代之路。因此，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风云变幻，都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创造、积累的成就，我们理应倍加珍视、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总之，李大钊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先驱，不仅在革命实践上，更在精神文化领域给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突出地表现在其坚定的文化自信意识。李大钊的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对革命文化的自信，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11]文化自信在当代的再度提出，恰恰反映了历史内在的传承性。无论是李大钊所处的年代抑或是我们生活的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英勇奋斗、砥砺前行，正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此，当代的我们不但要继承李大钊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而且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进而引导我们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