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建

晚上10点多钟，李伟打开门，扭亮灯，他吓了一跳：“爷爷、爸爸，你们到现在还没睡？还不开灯。”爷爷和爸爸目光对视了一下，爸爸开了口：“小伟呀，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一身酒气，喝了多少啊？”“爸，今天镇上宣布我的任职决定，提拔我担任副镇长，几个平时和我比较好的老板知道了，在‘一醉’酒楼摆了一桌为我庆贺。”

坐在桌子旁边的爷爷，下颌微收，挺着胸膛，保持着一个军人的坐姿，爷爷开了腔，示意李伟的爸爸李国说：“是时候了，你把那个拿出来吧！”

李国站起来，把一杯水递给儿子说：“喝点水，醒醒酒，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从脖颈上取下了一根套着的丝带，丝带的中央串着一颗小小的子弹壳。由于年代久远，子弹壳上生着斑驳的绿锈。李伟拿在手里掂了掂，轻轻的，他不解地问：“这是什么东西？”

爷爷站起身把那枚小小的弹壳拿起来，撮起嘴唇轻轻贴在弹壳开口边缘上，鼓气一吹，弹壳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还有些瘆人。

爷爷脸色凝重地说：“孙子，爷爷今天就把这枚弹壳的来历讲给你听。”

“那年我20岁，在西南某部队当兵。那天我们接到命令，到下属县里参加公审大会，担任警戒工作。公审大会在公社中学大操场上开的，大会上人山人海。在方桌搭成的主席台上，一名犯人被五花大绑，押在台前，接受公审判决。我就站在犯人的后面，犯人的供述听得一字不差。那个犯人40多岁，是公社信用社主任，贪污数额巨大，当审判长宣布犯人罪大恶极，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我看见犯人扑通跪下，哀嚎着说：‘我不想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