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红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贸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除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差异之外，高质量发展阶段相较于高速增长阶段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结果的公平性，进一步协调公平与效率，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经济发展的幸福感、获得感。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成功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尼系数常年处于0.4的警戒线之上。较高的收入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的新发展理念严重不符，因此，大力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既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也是落实共享经济发展新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目的的关键所在。

相关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整体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韩其恒，李俊青，2011)[1]，因此，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突破口，探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时期也是对外贸易逐步发展壮大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及产业结构等经济社会领域产生广泛、深入影响的时期，对外贸易除了会对一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和财富总量产生影响，也会在社会成员之间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对外贸易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成为部分学者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时关注的研究对象。魏浩、赵春明(2012)[2]认为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对外贸易的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和就业质量偏向效应的综合作用，他们利用我国31个省区市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发展导致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王怀民、王子睿(2018)[3]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虽然通过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城市部门收入增加得更多，所以，加工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将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扩大效应。袁冬梅、魏后凯、杨焕(2011)[4]研究了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制成品贸易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沈颖郁、张二震(2011)[5]利用1993—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倒U形关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魏浩、杨穗(2011)[6]利用我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与沈颖郁、张二震(2011)[5]相一致的结论，无论是对外贸易总额，还是出口、进口变量的二次项系数估计值都是不显著的负值，他们认为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形关系长期内才会存在，短期内，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他们的研究认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进口商品结构优化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不仅研究了对外贸易规模、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且分析了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实证分析模型中反映对外贸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仅有对外贸易规模这一个变量。由于对外贸易是一项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活动，因此，对外贸易除了通过提供非农就业岗位、劳动力需求的偏向性等途径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之外，还会通过一系列间接机制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外贸易会对居民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将更加高级化，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会更加突出，因此，在对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不能忽视对外贸易发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要研究分析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间接扩大还是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外贸易收入分配效应理论的内容，也能够为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二、对外贸易对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

由于对外贸易是通过引起经济社会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产生间接影响，影响机制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及方向不同等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削弱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影响效果取决于各种影响机制的强度。

1.父母陪伴缺失效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集中性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生产环节为主的特征，引起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众多乡村家庭无法延续父母陪伴子女成长的传统生活模式，父母为获取较多收入进城务工，子女留守乡村成为普遍现象，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相伴而生的群体。据《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外)祖父母照顾，这种隔代抚养模式一方面致使留守儿童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缺失父母的情感关爱及教育督促，另一方面祖辈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较大的年龄差距、落后的教育观念、自身较低的文化水平及对孙辈的溺爱使其难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长起到正确引导作用，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学习兴趣不高、逃学旷课现象严重、成绩较差及沉迷于网络游戏。尽管在国家相关政策的约束及支持下，农村少年儿童基本上完成了义务教育，但是其教育质量与城市少年儿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成为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重要因素。

2.教育的机会成本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外资，大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出口型制造业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向全球各国大量供应质优价廉制成品的“世界工厂”。这种建立在低端加工组装制造产业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实现非农就业成为可能。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一方面为农村居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教育决策，当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超过未来预期收益时，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辍学或放弃继续升学而外出务工。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扩张对流水线加工组装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农村低技能年轻劳动力很容易找到非农就业岗位获取相对较高的收入，显著提高了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成为农村青少年过早放弃教育加入“打工大军”的重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3.收入效应。人力资本作为隐含在劳动者自身从事经济活动的知识、技能，同物质资本一样来源于相应的投资活动，即人力资本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教育投资。教育不仅可以使劳动者获取相应的知识、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其认知能力、分析能力等，为其人力资本的后期持续提升奠定基础，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我国义务教育学杂费免除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的费用呈现出上升趋势，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保障教育投资的力度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在横向对比上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从纵向上看实现了大幅度上升。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刘安萍，2006)[7]，非农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和推动力。虽然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外贸易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对外贸易发展不仅直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而且通过带动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力促进了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增长。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使农村家庭具备了进行更高水平教育投资获取人力资本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由于具备了相应的生活保障，也大幅度降低了迫使子女过早放弃教育为家庭获取收入的现象，从而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4.教育期望效应。这里所说的教育期望是指农村家庭父母希望子女在教育方面所达到的程度。父母作为子女教育的投资者及重要的决策者和引导者，教育期望在父母行为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起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决定着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如果父母对子女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通常对子女教育具有较高的教育投入、为其创设更好的学习环境、注重学习习惯的培养及采取各种激励、督促措施，对子女教育较多的关注和付出能够促使子女提高对自身学业的要求和期望，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具有更强的进取心，从而对子女学业成绩产生积极的促进效用，有利于子女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此相反，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低，通常会对子女教育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子女较高的辍学率、较差的学业成绩及较短的受教育年限。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进城务工，进一步打破了我国城乡分离的社会结构，工作生活环境的变化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众多观念发生了变化，自身工作条件、收入等与拥有较高学历人员之间的差距使其对教育具有更高的认同，认识到教育、文凭在获取更好工作岗位、更高收入及提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重要性，促使其对子女产生更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好的未来。当然，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解决了子女接受教育的资金约束，也是农村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得到对外贸易、人力资本以及对外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本文利用我国2006—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及变量说明

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incomeit=β+β1exportit+β2humanit+β3exportit·humantit+β4townit+β5industryit+μit

实证模型中各变量的下标i、t分别表示i省份、t年，每个变量的含义及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incomeit表示t年i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用各省份每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衡量，该比值越大，表明该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exportit表示t年i省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用各省份每年度的出口额与其当年度的GDP的比值衡量，反映对外贸易对该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humanit表示t年i省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状况，由于在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下，小学、初中教育已基本普及，来自农村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大多数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所以本文选择用农村高中学历人数在6岁及以上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

exportit·humanit为t年i省份对外贸易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交叉项，该交叉项指标的系数反映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间接影响。

townit表示t年i省份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是我国当前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将其引入实证模型，用各省份年末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衡量。

industryit表示t年i省份建筑业发展情况。我国城市建筑的建设几乎全部由农民工完成，在城市建筑工地上务工所获取的收入是农村居民尤其是高龄农民工的一项重要收入，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引入实证模型。由于无法得到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务工的收入数据，但是其收入规模与建筑业发展规模成正比，所以本文用各省份建筑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作为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工作收入的替代变量。

上述变量指标计算所利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变量数值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避免变量序列的非平稳性导致虚假回归的出现，在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本文采用LLC检验法对面板数据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在1%的显著水平上认为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无须进行协整检验，可直接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

表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深入考察对外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人力资本对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本文将实证数据分为全部样本、贸易大省与非贸易大省三组分别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在三组回归结果中是一致的，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是相同的，但影响程度的大小及显著性则存在差异。

表3 分组回归结果

首先，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期内对外贸易发展直接缩小了各省区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对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不显著。近年来，对外贸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之所以由扩大转为缩小，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增加，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民工荒”的出现推动了外贸行业农村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出口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不仅工作熟练程度和生产率得以提高，而且“干中学”效应也使他们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企业中的就业岗位得以提升，拉动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对外贸易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削弱作用。而对外贸易对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大省的农村经济依靠接近对外贸易主要发展基地的地缘优势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对其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直接影响已变得较弱。

其次，对外贸易与农村人力资本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三组回归结果中都是正值并且显著性较高，这说明对外贸易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居于主导地位，超过了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效应，从而间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表3可以看出，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人力资本对非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扩大效应远高于对全国整体及贸易大省的影响，原因在于非贸易大省主要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其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对外贸易发展较发达的东部省份而不是在距离家乡更近的本省就业，这就使得非贸易大省不仅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大，而且父母陪伴缺失对留守儿童教育导致的负面影响也较为严重。另外，非贸易大省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外出务工收入对其农村居民的吸引力更大，教育机会成本效应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也更为突出。

最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及建筑业发展状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三组回归结果中均为负值，说明三者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应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城镇落户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改革，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规模的持续扩大。建筑业发展虽然有助于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没有像对全国整体及非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的影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大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村居民收入较高，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建筑业务工的人数相对较少，得自于建筑业的收入在农村劳动力总收入中的比例较小，致使建筑业发展对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起到显著的缩小效应。

四、对外贸易发展视角下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发展在直接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通过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间接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程度起关键性影响的背景下，必须充分重视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为有效解决对外贸易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其积极效应，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1.进一步优化外贸产业区域布局，着力解决农村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父母角色缺失问题。得益于中国地域偏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地理区位优势，东部省份成为我国外贸出口产业主要的集中分布地，引起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流动，致使中西部省份很多农村家庭父母缺失子女教育成长过程，对农村教育质量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在东部省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低成本发展优势逐步削弱的背景下，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向中西部省份跨区域转移，既可以为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也可以使更多的中西部省份农村劳动力在离家较近的企业实现就业，从而使其能够有条件对子女教育进行督促、规范和引导，同时父母近距离关爱的情感效应也有助于农村少年儿童学校成绩的提升。为此，在国家积极引导东南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基础上，中西部省份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发展配套体系，加强与东部省份的交流合作，大力吸引东部省份转移产业落地生根。

2.大力促进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削弱农村青少年教育存在的“中等陷阱”问题。在推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向中西部省份转移的同时，东部省份要充分利用多年发展积累的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外贸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程度的先进制造业，努力向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通过外贸发展产业的高端化释放出更多需要具备较高学历、技能和较多专业知识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改变大量低技能外贸就业岗位导致的农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高，倾向于完成义务教育即选择外出务工，很多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止于初中，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动力不强的状况，依靠就业岗位的结构转变引导和促使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的提升。

3.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务工收入的支出方向，使对外贸易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收入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虽然为其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但要真正起到促使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还取决于农村家庭收入的支出结构，需要其将一定量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出现子女教育支出偏向型增长效应，而不是将收入倾向于投向住房、售价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等。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对农村居民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消除不良攀比风气及“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引导其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支出观念，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可度，实现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逐步提高。

4.适度提高出口产业劳动者就业法定最低年龄，促使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年限的延长。学校教育年限的长短不仅决定着受教育者就业之初知识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高低，而且对其从业期间知识获取、人力资本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虽然在逐步削弱，但在一定期限内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为降低这些产业低技能就业岗位对农村青少年辍学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制定执行产业部门差异的法定最低就业年龄，适度提高出口产业最低法定就业年龄，削弱农村青少年完成义务教育后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是继续升学的动机，以此增加其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

5.为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低成本接受继续教育及职业培训的条件，助其人力资本的提升。由于农村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和受教育年限较短，长期简单、重复的加工组装生产活动所包含的知识、技术相对较少，“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有限，在出口产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务工者通常文化和技能水平较低，人力资本不高，难以适应出口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品全球价值链提升所提供的新就业岗位的要求，就业岗位具有较强的固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进一步提高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务工人员人力资本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为农村务工人员提供接受学历教育的机会和优惠条件，根据农村务工人员的条件和特点，在入学测试、培养课程体系、学习形式及教学模式等方面采取有别于普通学生的方式；另一方面，资助企业对农村务工人员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及职业技能竞赛，实施“工匠培育”工程，将一部分农村务工人员培育成为技能精湛的高技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