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建新（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一、前言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位于景德镇市区珠山路之珠山南侧（原市政府所在地）。珠山原为城区中心，据《浮梁县志》载：“珠山，在景德之中独起一峰，高数十仞，绵亘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相传秦时番君登此，谓立马山。至唐因地绕五龙，为珠山。元未于光据之为行台。号蟠龙山，明称纛山。后为御器厂镇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珠山几乎被夷平，唯龙珠阁旧址仍保留十多米高的台地。

关于御窑厂的规模与格局，据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 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 后为轩穿堂一 为寝后堂三 寝后高埠为亭曰兀然 今改为纪綪 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 东南有门三 堂之左为官署 大门三 厅堂三 东西廊房六 堂之前为仪门三 为鼓楼二 为东西大库房各六 内外库八 为作二十三 曰大碗作房七间 小泥房七间 曰酒钟作房三间 曰碟作房八间 小泥房四间 曰盘作房七间 小泥房四间 曰锺作房七间 小泥房四间 曰印作房十间 小泥房四间 曰锥龙作房一间 曰画作房一间 曰写字作房一间 曰色作房七间 曰匣作房三十三间 曰泥水作房一间 曰大木作房五间 曰小木作房五间 曰舡木作房二间 曰铁作房四间 曰竹作房二间 曰漆作房三间 曰索作房一间 曰桶作房一间 曰染作房一间 曰东碓作四十六乘 曰西碓作一十六乘 为督工亭三改为缘舍 为狱房一 厂之西为公馆 东为九江道 为窑六 曰风火窑曰色窑 曰大小爁熿窑 连色窑 共计二十座 曰大龙缸窑十六座 曰匣窑 曰青窑四十四座 厂内神祠三 曰玄帝 曰仙陶 曰五显 厂外神祠一 曰师主 甃井二 一在南门内 一在锥龙作 为厂二 曰船柴厂屋十间 曰水柴厂屋九间 放柴厂八十七间 烧窑人役歇房八间”，这是关于明御窑厂最翔实、最完备的记载。清代御窑厂的规模与明代御厂大致相同，从整个御窑厂布局来看，其生产功能全面，分布合理，规模宏大(图1、图2)。

图1 清康熙21 年《浮梁县志》中景德镇御窑厂版图

图2 现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调查示意图

图3 青花龙纹罐

图4 蓝釉大盖盒

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 年）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 年），御窑厂延续了五百余年。清代覆亡御窑厂撤销，袁世凯称帝，改设为“陶务监督署”，并烧造过一批瓷器。袁氏称帝幻灭，该署撤销。民国时期，在御厂之西北侧设官助民办“江西瓷业公司”。同时部分厂舍随后为军警屯驻，厂内许多建筑任其断瓦颓垣，建国后，唯龙珠阁尚存。

根据近年考古调查，御窑厂遗址面积约5.2 万平方米，其南临珠山路，北接斗富弄，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周长约1145 米。从1979 年以来，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市政建设，在御窑厂周围进行过数十次考古调查与清理发掘。2002-2004 年、2014 年又先后联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明清御窑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近四十年来十多次的考古发掘与清理中，陆续发现元官窑、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以及清代官窑遗存，出土了大量的明、清官窑遗迹与遗物，现将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二、元官窑的发现

1988 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北麓（明御厂遗址北侧），现风景路中段马路边一条深约1.5 米的沟道中发现一元代窑业堆积，清理出土一批形制特异的瓷器残片。其品类有卵白瓷、青花、蓝地白花、蓝地金彩、孔雀绿地青花、孔雀绿地金彩等。其器型有围棋罐（图3）、大盖盒（砚）（图4）、直口或桶式盖罐（图5）、小底鼓腹盖罐、靶盏等。这批出土遗物与传世的卵白釉印五爪、四爪龙纹、八大码、八宝纹和印“枢府”、“太禧”铭瓷器比较来看非常相似，带有明显元官窑瓷器特征。其中出土的孔雀绿金彩（图6）、青花五爪龙纹器等，印证《元典章》禁民间使用描金、贴金和《元史》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纹的记载，可知该类瓷器显然为元官窑——浮梁磁局的产品。

关于浮梁磁局，据《元史·百官四·将作院》：“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该局置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结束于元末的战乱--农民起义军攻克浮梁占领景德镇的至正十二年（1352 年），元官窑在景德镇存在74 年。上述珠山北麓出土的遗物对研究元官窑——浮梁磁局有重要价值，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最珍贵元官窑资料。

图5 青花直口盖罐

图6 孔雀绿金彩大盖盒

2003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明御厂（今龙珠阁）北侧发掘中，陆续发现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残片，标本均具有官窑特征。同时在一明初地层中发现有一刻“局用”铭的明初官窑残器，该标本说明明初官匠们仍习惯沿用元代磁局的称谓。综合以上考古资料看，明代御窑厂显然是在元官窑——浮梁磁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0 世纪50 年代初期，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博士确定现藏伊朗、土耳其的极精极美之青花瓷为元代产品。陶瓷学界一般都认为传世品中一些有特异纹饰的瓷器属浮梁磁局的产品，如缀珠、带火焰的马纹、云肩纹、芦雁纹、莲池鸳鸯纹、以及白鹭、角鹿、飞凤、双鲤、幽兰、灵芝、百合、牵牛、竹叶纹等，饰有此类纹样的元青花，如果器型规整，绘制工整，青花呈色蓝艳，其制品当属浮梁磁局的产品。上述珠山北麓出土的元代瓷器，与波普介绍的收藏于伊朗、土耳其博物馆青花瓷风格相似，可见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元青花与元官窑—浮梁磁局产品有相同特征。

根据珠山北麓出土的遗物得知，元早期烧造了大量有官窑性质的卵白釉瓷（枢府瓷），结合相关文献推断，浮梁磁局的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据《元史·祭祀一，郊礼上》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亲征北方。夏四月已亥，躬祀天于旧桓州之西北”同书同条：“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以受尊号，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捡讨唐、宋、金旧儀，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祗位二，行一献礼。自后国有大典礼，皆即南郊告谢焉。”由此可知：元初世祖中统始便十分重视祭祀之礼，并亲自参与祭祀活动，祭礼用器尚“纯”。由于元代“国俗尚白”，那么，质地较“纯”的卵白釉瓷显然符合元廷祭祀的需要。

根据目前景德镇地区考古发现，烧造这类有官窑性质的卵白釉（枢府瓷）产品窑场有珠山北麓、湖田、落马桥等窑址，联系明万历二十五年《江西大志·陶书》：“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的记载可知，磁局的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生产，烧造完之后窑要封停，甚至“御土”（按：这里御土当指高岭土）也要封存，不得私用。由此可见，磁局的窑场似乎不像后来的明清御厂那样有独立的厂址。因为，如果有独立厂址，就用不着烧造完贡瓷之后，封存御土，怕别人私用了。当时磁局有可能选择了景德镇地区条件较好，有一定基础的优秀民窑作为定点的窑场，官匠可能居此借助民窑场所进行皇家用瓷的烧造，当时的明御厂珠山北麓一带很可能属浮梁磁局管辖的窑场之一。

图7 印“官匣”铭匣钵

图9 洪武时代葫芦窑遗址

三、关于洪武官窑

1、关于洪武官窑及设置之年

1979 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窑厂龙珠阁东墙基建工地发现绘折枝菊纹青花折沿大盘残片，与波普和日本学者定的元末明初瓷器相同。1988年，在明御厂东门边的一条长9 米，宽1.2 米，深约1.9米的沟道中清理出一批明初瓷片，其中有釉里红缠枝花卉大盘、多棱大罐、红釉墩子碗残片，这些遗物与传世的洪武或“元末明初”瓷器完全一致。1990年，御窑厂遗址珠山东麓修建台阶，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距地表5 米处发现了一批明早期遗物，有白瓷砖、琉璃瓦、白瓷水管等建筑构件，有青花、釉里红大盘、罐以及白瓷印花小盘、碗和印有“官匣”字样匣钵等残片（图7）。其出土的砖、瓦曾见于安徽鳯阳明中都遗址，其青花与釉里红残片与传世的洪武瓷器相同。其中一块用铁料书写题记的瓦特别重要，该瓦长38 厘米、宽27.5 厘米（图8），上半部用铁料书写题记：“寿字三号 人匠王士名 浇釉凡（樊）道名 风火方南 作头潘成 甲首吴昌秀 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 监造提举周成 下连都”，其中“浮梁县丞赵万初”提记可与文献相印证。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卷五“官制”洪武县丞条下刊有“赵万初 陈登”，赵无传，仅小字注为咸阳人，陈登有传，谓其为洪武后期县丞。那么，名列陈登之前的赵万初当为洪武早期的县丞了，根据瓦上的题记可印证该地层出土的遗物为洪武早期官窑遗物。由此可以推断，洪武官窑肯定设置于洪武早期。

图10 洪武釉里红大碗

文献中有关于洪武二年，洪武三十五年设置官窑之说。如果印证上述出土洪武早期遗物，关于洪武二年设置官窑说是可能的，因洪武三十五年实为建文四年，此时建文刚被推翻，永乐政权刚刚确立，要设置官窑当是永乐朝的事了。因此，文献中的洪武二年设置官窑之说较为可靠，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延续元官窑制度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厂当有可能。

2、关于出土洪武官窑瓷器

1994年明御厂东侧出土一批洪武青花大盘、罐、壶、碗等大件瓷器，其形制和彩饰风格具有元青花的特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生产这类青花瓷的匠人，很可能就是原浮梁磁局的工匠，由于在这批遗物中的同一地层出土有“浮梁县丞赵万初”提记的瓷瓦，且其遗物与传世的洪武瓷器一致，故知其为洪武官窑瓷器。2003 年由北京大学、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珠山北侧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洪武时代葫芦窑遗址6 座（图9），同时出土大量洪武官窑瓷片，这些遗物与1994 年出土的洪武瓷器相同。

图11 洪武菱口折沿青花大盘

图12 洪武板沿圆口青花大盘

图13 洪武青花执壶

1995 年出土两式洪武碗极为罕见：一种窝形小足青花碗，浅斜壁，足底刷白釉，内绘摘枝花纹，外饰缠枝四季花卉，有口径28 和22 厘米两种，其造型源于元代，永乐继续烧造，但器壁较薄；一种敞口釉里红大碗（图10），深腹小足，涩底洁白，胎壁较厚，有口径38 和32 厘米两种。出土的盘有两式：一为菱口折沿大盘（图11），浅弧壁作成化瓣状起棱；一为板沿圆口（图12），此类盘比元代大盘底厚，足底无釉呈“火石红”。出土的执壶，壶身为玉壶春瓶形（图13），弯流细长与壶口平高，有趣的是壶柄下端接头有三个仿金属器皿的铆钉，此为洪武执壶所独有的装饰，该器造型显然仿自14 世纪伊斯兰金属器。出土青花珠顶荷叶形大盖罐，器型与元代的相比，腹厚、罐身长（高66 厘米），但由于器身作成瓜棱和采用坚向条形花纹装饰，因此虽然其形体巨大，却也有几分挺拔秀丽之感。另出土的盏与盏托，为洪武罕见之物。

人们对洪武瓷器的认识和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1956 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根据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象耳长颈瓶，在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院与土尔其伊斯坦布尔托甫卡甫·沙赖博物馆确定了一批“至正型”元末成熟期的青花瓷，同时又指出了一组既有元青花又有永、宣青花特点的所谓洪武瓷器。1964 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发现一批洪武瓷片，1984 年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也出土了数千片洪武瓷片。尤其是1995 年御厂遗址出土的大量洪武官窑瓷器，使人们对洪武器的认识便日愈清晰了。过去学术界多数人偏向洪武三十五年设官窑说，日本学界较为谨慎，将一批有元代风格，但又不完全与元代瓷器相同的遗物定为“元末明初”瓷器。那么，以上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的这批明早期遗物，以及根据瓦上的题记与文献印证所得出洪武官窑设置洪武二年的结论，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已末朔甲子条载：“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朱元璋既然规定“宫室用器一从朴素”，那么其时的官窑瓷器自然亦不能例外，而这种所谓“朴素”的时代要求似乎构成了洪武瓷器的时代特征。根据出土资料看，洪武青花与釉里红纹饰大体相同，其纹饰有元青花意味，但比元青花构图简单，层次亦显疏朗。纹饰题裁亦大量减少，如元代流行的人物故事、鱼藻、瑞兽、鸳鸯莲池等均不见，而主要以花卉为主，常见主体纹饰有：菊、牡丹、灵芝、石榴、宝相、荷花、少见的有湖石栏杆、芭蕉、竹石、竹叶灵芝、湖石竹、松竹梅等；边饰有卷草纹、回纹、潮水纹、蕉叶纹、缠枝灵芝及莲瓣纹等，这似乎与洪武时代“朴素”风格相吻合。

四、关于永乐官窑

1、历年来永乐官窑遗存的清理与发掘

1）1982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南院东侧即原市政府南大门之东墙边的一道沟中发现永乐刻款白瓷靶盏等。1983～1984年珠山中路翻修马路，又在沟南清理发掘，清理面积180 平方米，出土了大量可以复原的永乐瓷器。该处文化堆积层分为6 层，其中：第3 层为白色沙土层，出土17块一面施有甜白釉的折角瓷砖（图14），根据相关文献推断这些瓷砖为永乐十七年以前南京修建大报恩寺白塔所用之塔砖；第4 层为淡红土夹沙层，厚约5 ～45 厘米，其中杂有少量的白瓷残片和青花盘残片，几个高足杯底心印有“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第5 层为白瓷残片层，厚5 ～55 厘米，出土了大量的僧帽壶、碗、折沿盘等，白釉高足杯残足110 件，刻或印有“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的有71 件，同时出土有白釉盘口长颈瓶、梅瓶、鸡心扁瓶、方流鸡心扁壶、折肩深腹执壶、四系矮壶等以及仿伊斯兰金属器形之白釉单把水罐、方流直颈长壶、扁壶、珠顶双环耳盖皿、八方烛台等。2）198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南院西侧即原市政府南大门以西约16 ～36 米的珠山路人行横道上（该地为明御厂之公馆岭遗址），为配合基建，抢救性发掘了约290 平方米。出土物仍以永乐甜白釉瓷为主，但品种已较前期大为丰富，甜白之外，还有红釉、红地白花、青花釉里红、甜白矾红彩、孔雀绿彩、红绿彩、高温黄褐彩、绿地褐彩及黄地绿彩等品种。器形以碗、盘、高足杯、及梨形壶等实用器为多，陈设瓷有青花龙纹玉壶春瓶，特异造型的白釉三壶连通器、釉里红笔盒、青花梵文大勺等也出土于此地，并首次出现海兽纹、三鱼纹等，祭红地白龙纹靶盏、碗、盘也为该期独创之物。3）1987年，在御窑厂西墙东司岭下的明初填土中发现两块釉里红盘口长颈瓶残片，一口沿釉里红书“永乐元……供养”，另一书“永乐四年……供养”（图15），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永乐官窑釉里红瓷器纪年标本。1988 年4 ～5月，为配合在中华路铺设煤气管道工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遗址东门边的一段长9 米，宽约1.2 米，深约1.9 米的沟道中发现了永乐和明初瓷器残片。该沟道中根据土色地层可分为4 层，其中第3 层出土了青花折枝牡丹纹折沿盘、青花缠枝莲纹折沿菱口盘、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等，由于该层下面紧贴出土洪武釉里红大盘、罐的洪武地层，从而确定此层为永乐早期堆积。4）1994年6 ～8 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配合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修建七层高楼工程，在御窑厂东院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60 平方米。该地文化堆积分为9 层，在第4 层和第6层之间有两片较为集中的瓷片堆积，其中90%以上的瓷片都能对合复原。这些瓷器可分两类：一类胎体厚重，器形硕大，料色灰淡，画笔劲健，为明初官窑瓷器，即洪武瓷器，有釉里红缠枝花卉大碗等；另一类胎釉细腻，器形丰富，胎壁较薄，青料深蓝并微有晕散，画风潇洒飘逸，为永乐中期以前器物，品种有青花、白釉金彩、白釉绿彩等。其中罕见的器物有影青刻海浪青花龙纹罐、青花花卉纹盖皿、青花海浪仙山双耳三足炉（图16）、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窝盘、松竹梅纹大窝盘和湖石鸡冠纹大窝盘等。5）1999 年7 月，在御窑厂遗址西南侧（东司岭西约20 米处），因基建挖地基时发现明永乐瓷片堆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这一堆积作了清理，发掘了长约4.6米，宽约2.3米的探坑。该地地层可分为4 层，其中第3 层为永乐瓷片堆积层，厚约20 厘米。出土的永乐瓷片有青花、釉里红、白釉、黑釉等品种，其中有青花龙纹海水歇爵山盘、青花海水刻白龙纹梅瓶，红釉梨形壶，白釉瓷镈，黑釉“永乐二十一年”铭双耳三足炉等。6）2003 年,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在珠山北麓，发掘面积788 平方米。此次发掘出土明洪武中期到永乐时期的葫芦形窑6 座、落选御品埋藏坑16 个和落选御品5 大片。其中，永乐时期的埋藏坑14 个，瓷器绝大多数为红釉和釉里红（图17），经过拼对，修复有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划云龙纹梅瓶、里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红釉僧帽壶、红釉梨形壶、红釉高足杯、红釉印花盖盒、釉里红花卉小碗、釉里红云龙纹高足杯、紫金釉高足杯、黑釉划花鼎式香炉等，种类非常丰富。

图14 永乐甜白釉的折角瓷砖

图15 永乐釉里红书“永乐元……供养”，另一书“永乐四年……供养”铭残片

图16 永乐青花海浪仙山双耳三足炉

图17 永乐红釉瓷器埋藏坑

图18 永乐甜白三壶连通器

图19 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

图20 永乐白釉鸡心扁瓶

五、关于出土的永乐官窑瓷器

1、根据1987 年出土两块永乐釉里红“元年…”、“四年…”铭标本，印证《明史·成祖一》中有建文四年“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与明人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政志》中谓：“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 记载，说明洪武三十五年—即永乐元年明御厂便开始为朱棣烧造宫廷用瓷了。从该标本看，其釉里红色调保留了洪武时代釉里红泛灰的特点，与永乐后期色调较纯正釉里红不同，说明永乐官窑釉里红器有早、晚之分，其早期泛灰，后期则色调纯正。

2、出土的永乐官窑瓷器中以白瓷最富，如：白釉荷叶盖罐、甜白釉盘口长颈瓶、白釉三壶连通器（图18）、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图19）、白釉带盖豆、白釉单把罐、白釉双耳扁壶、白釉八方烛台、白釉军持、白釉鸡心扁瓶（图20）、白釉方流鸡心壶、白釉方流直颈执壶、甜白釉折肩深腹执壶、甜白釉四系矮壶、甜白釉锥花僧帽壶、甜白釉花口洗、甜白釉梅瓶、甜白釉素面双环珠顶盖皿（图21）、甜白釉爵（图22）、甜白瓷砖，甜白釉锥花龙纹梨形壶等，多为举世罕见之器。根据这些出土永乐甜白瓷器来看，永乐帝似乎对甜白瓷甚为青睐，如《明大祖实录》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丁末条记：“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库亦有之”。

3、出土了一大批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瓷器，计有：环底双耳扁壶、三足雕花器座、八方烛台、直颈短流把壶、单把小罐、环底钵、筒状器座（又叫无挡尊）、青花龙纹扁瓶、青花花卉纹扁瓶、青花花卉纹执壶、釉里红花卉笔盒等，这些瓷器有些造型与十四世纪伊斯兰金属器十分相似，充满了异域风情（图23）。

图22 永乐甜白釉爵

图23 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永乐瓷器

4、有不少品种不见于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属于首次发现，对于研究永乐官窑瓷器有重要意义。如，出土的绿彩灵枝竹叶纹器托、黄彩靶盏、矾红彩云风纹碗、绿地酱彩龙纹小碗（图24）、锥花红地绿龙纹小盘、金彩钵等（图25），这些釉上彩瓷在工艺技术上有创新，为宣德斗彩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如，出土的永乐海水仙山纹香炉、永乐三壶连通器、永乐白瓷鎛，这些器物综合运用了镶、镂空、异形粘接等技术，这种娴熟的成型技术，好似用模范浇铸金属器皿一样，显示了永乐官窑高超的成型技术和造型能力。

5、2018 年5 月，为配合基建，在御窑厂遗址南麓永乐地层，出土一件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残器，该器侈口圆唇，深曲腹，圈足。外壁口沿下绘朵梅一周，腹部绘缠枝莲纹，圈足较高，足壁绘一周卷草纹。内壁口沿下绘双圈，杯心绘葵花一朵，花心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其形制与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相同。那么，过去一直讨论的关于永乐压手杯的烧造年代问题可以解决了（图25-1、25-2）。

五、关于宣德官窑

1 9 8 2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今珠山路北侧御窑厂大门前，东起中华路口至公馆岭160米地段（即明代御器厂仪门故址），清理出明代残瓷窑一座，官窑废品堆积七处，出土了一批有书宣德年款以及一批无款的明初官窑残器。1983、1984、1988 年 又 陆 续在御窑厂东墙以及东南侧与西南侧一带发现大量宣德瓷器。1993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建，在御窑厂东侧中华路一带清理发掘大量宣德遗物，资料十分丰富。

图24 永乐绿地酱彩龙纹小碗

图25 永乐金彩钵

图25-2 永乐青花压手杯残器

图25-1 永乐青花压手杯残器

图26 宣德青花茶菊纹大罐

图27 宣德青花螭龙纹梅瓶

图28 宣德青花阿拉伯花纹扁壶

图29 宣德青花填矾红花钵

图30 宣德红釉水仙盆

图31 宣德孔雀绿靶盏

图32 宣德蓝釉白花鱼藻纹碗纹

图33 宣德青花孔雀绿釉鱼藻纹碗

根据历年来出土资料看，宣德官窑不仅烧造量大，其品种之多也是空前的，根据考古修复瓷器统计，器型有：碗、盘、杯、碟、靶盏、壶、盆、洗、罐、漏斗、渣斗、钵、瓶、炉、缸、笔盒、砚滴、水盂、灯和镂空香薰、花盆、盆托、水仙盆、花插、蟋蟀罐、鸟食罐等，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八方烛台、方流执壶、双耳扁壶、网格纹盖皿和单把罐（花浇）。祭祀及佛教礼器：坛盏、豆、三足香炉、军持及僧帽壶等。瓷器品种有：甜白、影青、天青、宝石蓝、鲜（祭）红、紫金釉及仿宋名窑的仿建窑天目、仿紫定、仿汝、仿龙泉、仿哥及茶叶未釉等；浇黄、洒蓝（雪花蓝）、孔雀绿、瓜皮绿等；青花、釉里红、酱彩、铁红彩、青花斗彩釉里红、宝石蓝地白花彩；青花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矾红及青花孔雀绿彩等；单纯矾红彩、釉上绿彩及黄地填绿釉彩等。印证《大明会典》宣德八年，一次“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记载，根据出土资料来看，这一记载似乎可信（图26、27、28、29、30、31、32、33）。

1993年在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的一块青花书“乐一号”、“乐三号”铭青花试料盘（图34），该盘青花色调淡雅，所谓“乐一号”、“乐三号”可能就是乐平青料（即文献记载的所谓陂塘青或平等青）。关于宣德青花料学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宣德青花使用的青料是所谓国外“苏麻离青”，二是“苏麻离青”和国产料掺合使用。根据这一情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御窑厂出土的8 块典型宣德青花瓷片给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据测试分析，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料是一种低铁高锰的国产料，这对我们认识宣德青花料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宣德青花料中减少了钴铁着色而增加了钴锰着色，故形成纯正蓝色中“略带紫色调”，这就是宣德青花既不同于、而又胜于前朝的原因。

图34 宣德青花书“乐一号”“乐三号”铭青花试料盘

从出土的宣德瓷器来看，其时的制品绝大数都有年款，并有固定的形式。书体有楷书和篆书二种，从工艺与装饰形式上看有：刻款、青花款、铁绘款与釉上矾红款；字数有四字、六字；排列形式有单行（横排、竖排）、双行、三行排列；有加双圈、单圈或长方单框之类。宣德碗盘底多施盘，款识流行书于器底，大盘则书于外壁口沿处，瓶罐类则多书于器物之肩部，还有在同一器物上书写二个年款的（如蟋蟀罐和笔盒）故前人有“宣德款识满器身”之说。

1993 年出土大量精美宣德青花蟋蟀罐，相同造型而不同纹饰有10余种，如行龙、凤穿花、花卉、瓜果、天马、莲池珍禽、樱桃画眉、白鹭黄鹂、猎犬飞鹰、洲渚水禽及芦洲鸳鸯纹等（图35、36、37），其中有些纹样是过去从未闻见的，尤其是其后三种纹样在构图状物方面极富绘画趣味。宣德青花有“殿中画院人遣画也”的记载，故其“粉本”可能出自宣德时供职于仁智殿的宫廷画家。这批遗物不仅证实宣德宫中尚蟋蟀之戏，且宣宗本人也有斗虫之好。

出土大量宣德仿宋名窑单色釉瓷，有仿紫定釉、建窑黑釉和汝（淡青）釉、哥釉碗及一批仿龙泉青釉碟、钵、花盆和带座梅瓶等，这批实物充分说明，宋代名窑的工艺技术与艺术风格已在宣德官窑中得到运用并产生影响（图38、39）。

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与收藏在西藏萨伽寺的传世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碗、靶盏相印证，说明宣德官窑已有斗彩制作，这标志中国釉上彩技术开始成熟（图40）。

六、关于正统、景泰、天顺官窑

图37 宣德青花瓜果纹过笼

图35 宣德青花龙纹蟋蟀罐

图36 宣德青花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图38 宣德青釉蟋蟀罐

1988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建，在御窑厂西南侧今东司岭一带，清理发掘出大批明正统官窑瓷器残片，同时清理出明正统时期窑炉五座（2004年又清理出正统至万历窑炉14 座，均为馒头窑）（图41）。出土瓷器有：青花缠枝宝相花纹葫芦瓶，青花海水纹靶盏与碗盘（图42、43），青花八宝纹碗（图44），青花海浪海怪纹缸，青花莲池纹盘，青花海水白龙纹碗和青花刻白龙纹盘，青花龙纹填红直壁碗，青花斗彩莲池鸳鸯纹碗等（图45）。其中青花云龙纹大缸，腹径达88 厘米，器型硕大，似为明朝最大的一件瓷器（图46）。青花海兽仙山海潮纹器座（图47），内外两面彩，器足底亦饰有青花卷草纹，十分罕见。青花双耳球花纹瓶，其颈部之小双耳，似为“空白期”富有特色且流行的样式，如景德镇陶瓷馆藏景泰四年墓出土民窑青花折枝牡丹纹双耳瓶，具有与该器相似的特征。这些出土瓷器的主要特征有：青花色调与宣德青花相似，色调呈现深沉浓丽的特色。器型和同类的宣德器型（如靶盏、碗、盘）相似，而龙纹大缸、海怪缸、器座、双耳瓶则既不见早于它的宣德，也不见晚于它的成化官窑，属该期特有的器型。其中青花龙纹大缸可与《明史》关于太监王振令景德镇为三大殿(奉天、谨身、华盖)烧造青龙白地花缸的记载相印证。纹饰方面，龙纹、缠枝花卉、边饰纹样与宣德相近，其汹涌海潮、海兽、云气、福海仙山和球花纹等为正统独特纹样。八宝纹中之“鱼”纹，画成“单鱼”，八宝排列顺序是：轮、螺、伞、盖、罐、花、鱼、肠，与宣德和成化八宝排序“轮、螺、伞、盖、花、鱼、罐、肠”稍有不同。斗彩莲池鸳鸯纹中的小鸟般鸳鸯和花大而叶小的莲荷纹样均为正统特色，成化官窑有仿正统斗彩莲池鸳鸯纹作品,而这类制品源自于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纹盘。

2014 年7-12 月，为了配合龙珠阁北麓保护房改扩建工程，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对保护房改扩建区域进行了抢救性清理，面积约500 平方米。此次发掘的遗物堆积丰富，层位清晰，出土窑业堆积有明宣德到清末民国时期的遗物，有宣德、空白期、成化、弘治、正德、同治、光绪等各时期的官窑瓷片，其中以空白期的瓷片为主。经室内整理，出土空白期瓷器品种青花、青花矾红彩、斗彩、红绿彩、青釉瓷等，器型主要以碗、盘为主，还有花盆、绣墩、长颈瓶、壮罐、山子等罕见之物。现以发掘的探沟南壁地层情况介绍如下：（图48）

图39 宣德青釉梅瓶

图40 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

图41 正统官窑窑炉发掘遗址

图42 正统青花海水纹靶盏

图43 正统青花海水纹盘

图44 正统青花八宝纹碗

图45 正统青花斗彩莲池鸳鸯纹碗

图46 正统青花云龙纹大缸

图47 正统青花海兽仙山海潮纹器座

图48 地层示意图

第1 层：表土层，厚约10-30 厘米，内含水泥、砖块、碎瓦片和少量的草木灰等，并出土有民国名人（蒋介石）像章，土色为黄灰色，土质较疏松，该层为近现代层。

第2 层：厚约15-25厘米，土色为灰黄色，土质疏松，内含大量青砖、红砖、厚板瓦，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瓷片，瓷片以民国时期为主，该层该为清晚期到民国层。

第3 层为一大层，共分四个亚层：第③a 层：厚约0-28厘米，距地表深40-75厘米，黄白色土，土质疏松，内含大量白色小石子颗粒及较大的岩石类颗粒，还有大量的青瓦片，土质疏松，出土有晚清瓷片。该层应为清晚期地层。 第③b 层：厚约10-75 厘米，距地表表深40-155 厘米，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内含少量的碎瓦片。该层应为清中晚期地层。第③c 层：厚约0-40 厘米，距地表表深50-140 厘米，为灰黑色土，与第二层较为相似，内含大量的草木灰、青瓦片、白色小颗粒。该层应为清中期地层。第③d 层：厚约0-50 厘米，距地表表深55-140 厘米，为灰白色土，土质较为致密，内含大量白色岩石颗粒及个别砖块、瓦片。该层应为清早期地层。

第④层：厚约10-140 厘米，距地表表深110-280 厘米，为棕褐色土，较厚土质较为致密，内含少量瓦片，匣钵、碎瓷片等。该层应为明末期清初地层。

第⑤层：厚约40-95厘米，距地表表深135-350 厘米，为红烧土，土质疏松，内含大量的烧土颗粒及窑砖（带窑汗），匣钵片、板瓦、垫饼等。该层应为明代弘治、正德地层。

第⑥层：厚约0-50 厘米，距地表深约180-270 厘米，黄白色土，土质较为致密，内含大量白色大块颗粒及少量红烧土，较为纯净，基本不见瓷片和匣钵等遗物，有淤积痕迹。该层应为明代成化地层。

第⑦层：厚约60-90 厘米，距地表深约210-420 厘米，为红褐色土，土质较为疏松，内含大块匣钵，空心砖、砖块、垫饼等。出土多带有成化款的瓷片，及部分无款瓷片，该层为明代成化地层。

第8 层：距地表约285-420 厘米，红烧土块夹杂红烧土颗粒，土质疏松，包含大量瓷片、窑具等，出土的瓷器均无款，除青花瓷外，还有仿龙泉釉，红绿彩等，该层为明代空白期地层。

图49 正统青花镂空方胜纹绣墩

图50 正统红绿彩绣墩

图50-1 正统青花海怪纹大花盆

图50-2 正统青花花卉纹壮罐

图50-3 正统青花花卉纹枕

图50-4 正统青花龙纹觚

图50-5 正统青花龙纹匜

图50-6 正统青花龙纹梨形壶

图50-7 正统红绿彩执壶

图50-8 正统白釉梅瓶

图50-9 正统青花花卉纹枕修复情况

根据初步整理，此次发掘出土“空白期”官窑遗物，其产品有青花、斗彩，红绿彩。器型有碟、高足杯、大罐、梅瓶、花觚、绣墩、瓷枕等，典型器物主要以空白期的青花花觚，青花及斗彩。出土的罕见制品有；红绿彩镂空绣墩，青花狮子绣球纹、松竹梅纹、方胜三种纹饰不同的绣墩，青花瑞兽纹大花盆等（图49、50、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

由于该地层出土“空白期”遗物较为丰富，特征明显，根据类型学比较，其遗物似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与宣德相近；第二期则与成化相近。第一期遗物，以海怪纹为主，此类产品胎釉、青花料接近宣德官窑，根据整理此批海怪瑞兽纹遗物看，其青花纹饰装饰较为特殊，有海怪与瑞兽纹，且这类纹饰在同一器物上装饰最多有9 种，（图50-10）如应龙、天马、海马、文鳐鱼、海象等，这9 种海怪纹饰与宣德官窑瓷器的同类纹饰相似，这类纹饰似有其特殊寓意，如：

1、应龙纹，《山海经·卷十四·大荒东经》谓；“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求雨。

2、天马纹，《山海经·北次三经》谓：“又东北二百里，曰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纠”。

明·王圻《三才图绘·鸟兽卷·三十四》天马图上说明文字谓：“天马，马成山兽，状如白犬，黑头，见人则飞，不由翅翼，名曰天马，其鸣自呼，见则丰穰”天下太平（图50-11、50-12）。

3、文鳐鱼，《山海经·卷二·西山经》谓：“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里，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五谷丰登（图50-13、50-14） 。

图50-10 青花应龙纹盘

图50-11 山海经中的天马纹

图50-12 正统青花天马纹

图50-13 山海经中的文鳐鱼纹

图50-14 正统青花文鳐鱼纹

这种海怪瑞兽纹在正统官窑瓷器中大量流行，很可能与明代正统时期的社会政治以及灾异有关。正统时期“人祸”和自然灾害连绵，蒙古瓦刺人不断扰边，英宗最终被虏。而自然灾害也一直不断，据《明史·志第四·五行一》载：“正统元年闰六月，顺天、真定、保定、济南、开封、彰德六府俱大水。二年，凤阳、淮安、扬州诸府，徐、和、滁诸州，河南开封，四五月河、淮泛涨，漂居民禾稼。九月，河决阳武、原武、荥泽。湖广沿江六县大水决江堤。三年，阳武河决，武陟沁决，广平、顺德漳决，通州白河溢。四年五月，京师大水，坏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顺天、真定、保定三府州县及开封、卫辉、漳德俱大水。七月，泸沱、沁、漳三水俱决，坏饶阳、献县、卫辉、漳德堤岸。八月，白沟、浑河二水溢，决保定安州堤。苏、常、镇三府及江宁五县俱水，溺死男妇甚众。九月，泸沱复决深州，淹百余里。五年五月至七月，江西江溢，河南河。八月，决潮萧山海塘。六年五月，泗州水溢丈余，漂庐舍。七月，白河决武清、漷县堤二十二处。八月，宁夏久雨，水泛，坏屯堡墩台甚众。八年六月，浑河决固安。八月，台州、松门、海门海潮泛溢，坏城郭、官亭、民舍、军器。九年七月，扬子江沙州潮水溢涨，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余人。闰七月，北畿七府及应天、济南、岳州嘉兴、湖州、台州俱大水。河南山水灌卫河，没卫辉、开封、怀庆、漳德民舍，坏卫所城。十年三月，洪洞汾水堤决，移置普润驿以远其害。夏，福建大水，坏延平府卫城，没三县田禾民舍，人畜漂流无算。河南州县多大雨。七月，延安卫大雨，坏护城河大堤。九月，广东卫所多大水。十月，河决山东金龙口阳䐨堤。十一年六月，浑河溢固安。两畿、浙江、河南俱连月大雨水。是岁，太原、兖州、武昌亦俱大水。十二年春，赣州、临江大水。五月，吉安江涨淹田。十三年六月，大名河决，淹三百余里，坏庐舍二万区，死者千余人。河南、济南、青、兖州、东昌亦俱河决。七月，宁夏大水。河决汉、唐二垻。河南八树口决，漫曹、濮二州，抵东昌，坏沙湾等堤。十四年四月，吉安、南昌临江俱水，坏坛庙廨舍。”正统朝十几年间，华北平原和山东连遭旱灾和蝗虫，黄河和大运河决口，浙江发生严重旱灾和瘟疫流行，同时民间动乱不止，东南部发生邓茂七农民大起义等，这使得年幼便登上大宝的英宗在这多事之秋，很想借助于海怪瑞兽，镇妖降魔，祈求天下太平丰登。

图50-17 正统青花婴戏纹碗

图50-18 正统青釉刻花碗

图50-19 出土成化青花球花纹碗

图50-20 正统青花球花纹碗

鉴于这类海怪瑞兽纹与宣德相近，且明显受宣德影响，而宣德流行此类纹饰又似乎在宣德后期，比如宣德青花蟋蟀罐上的天马纹等与此次空白期地层出土的青花天马纹一致，可见，此次出土的装饰有青花海怪瑞兽纹的瓷器，很可能是继承宣德之后——即正统早期的制品。这类海怪瑞兽纹饰似有特殊寓意，而在空白期官窑瓷器中流行，可能与明代正统时期的社会政治以及天象有关。第二期遗物，有青花云龙盘碗、青花婴戏纹碗盘为主，青花狮子绣球纹大盘等，此类制品的胎釉、青花料、纹饰纹与成化官窑瓷器非常相似（图50-15、50-16、50-17、50-18、50-19、50-20、50-21、50-22、50-23、50-24）。

图50-15 正统青花卷草纹带盖梅瓶

图50-16 正统青花球花纹双耳瓶

关于2014年珠山北麓出土空白期瓷器的地层年代。从出土遗物的堆积情况看，由于第8 层的瓷器中同时包含宣德和成化风格的瓷器，两者风格的瓷器（考古学上可分为二期）出土于同一地层，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划分，其地层年代当为出土遗物第二期地层年代。那么第二期的历史年代应为那一具体年代呢?据《明史》卷八十二载，天顺八年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家”（《明史》卷八十二）。此次出土的空白期遗物，可能是天顺八年正月御窑停止烧造，“差去官员即便回家”之前，一次性处理正统至天顺官窑瓷器的堆积。所以，我以为地层出土遗物年代是空白期，而地层年代当是空白期后期—即天顺八年左右。

图50-21 正统青花云龙纹盘

图50-22 出土成化青花云龙纹碗

图50-23 出土成化青花云龙纹碗

图50-24 正统青花花卉纹盘

图50-25 釉里红鱼纹青花海浪纹碗

图50-26 出土空白期瓷片

图50-27 出土空白期瓷片

图51 成化素三彩鸭薰

关于景泰、天顺官窑遗存。1、1990年御窑厂成化地层之下出土无款青花印红鱼莲蓬形大碗，推断为不早于正统初，不晚于成化末的制品。该器敞口敛腹，圈足矮小，底与壁下部较厚，碗心绘青花云龙，云龙纹周围以一圈海水为边饰，外壁下部饰以仙山海水，上部饰三红鳜鱼，其装饰奇特；即红鱼纹处的碗壁内凹外凸，当用鱼形模具印压而成，此装饰方式目前仅此一例，其制品极为罕见。该器整个风格与正统和成化既有相似处又有相异处，它极可能是天顺官窑遗物（图50-25）。2、1993 年，在御窑厂遗址西侧（原市政府大楼西侧前食堂）基建工地上发现一批宣德、成化纪年官款瓷片和无款青花瓷片，这批遗物无叠压关系，可能是明早中期的扰土和填土，其中无款青花瓷片上的缠枝宝相花极似正统风格，但色泽较正统灰暗，胎、釉亦不如正统精细，盘的圈足比正统圈足大，且低矮微内敛。其风络与正统和成化有异，似为景泰或天顺官窑遗物。景德镇陶瓷馆藏景泰四年墓出土青花宝杵纹盘与这类出土遗物相似。3、1995 年在珠山龙珠阁成化早期地层夹杂着一些无款青花靶盏和碗、盘残片，其造型和纹样与宣德器相近，但胎釉较粗，青花色调略显灰暗，与同时出土的成化青花清幽淡雅色调区别较大，这批遗物可能是正统之后成化之前的景泰或天顺官窑制品（图50-26、50-27）。

明永、宣官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而它之后的三朝瓷器似有衰退趋势，从出土与传世瓷器情况来看，其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整体上看似逊色于永宣朝，虽然有个别产品可与永宣产品媲美，但总体而言其产品不能与永宣官窑同日而语，也不如它之后的成化官窑精彩。三朝官窑的衰退是显而易见的，如宣德官窑常见的高、低温红釉等精美瓷器，在“空白期”瓷器中则几乎不见。总的来看，空白期瓷器稍逊于永宣和成化，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空白期瓷器中的大罐、大花盆等，釉上彩装饰大量使用，都独具特色。宣德官窑瓷器盛行书写年款，而在它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却不书写年款，这一现象颇使人费解，引起古陶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这二帝三朝的28 年时间里，可谓多事之秋，由于不书年款，其官窑面貌模糊不清，所以陶瓷史上称其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不过，综合考察以上出土资料，并联系相关文献可知，所谓“空白期”，并非空白。

七、关于成化官窑

1987-1988 年，御窑厂遗址内珠山之顶修建龙珠阁，在珠山东北侧，清理发掘明成化官窑堆积三处：第1 处（87H1）出土的成化瓷器有：青花、青花填红、青花斗彩、底温黄绿彩、孔雀绿釉瓷片其中以青花为主。器型有长方形花盆、香炉、靶盏和长腹盖罐之类。绝大多数器物都作“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其器型和花纹多与宣德相近。第2 处(87H2)距第1 处堆积北距6.8 米，出土瓷器以青花为主，还有红釉、黄地青花、黑第孔雀绿、底温黄釉、黄地紫龙、黄地绿龙、瓜皮绿以及宝石篮地白凤纹碗，以上遗物以碗盘为主。第3 处(88H3)堆积在珠山东北角，南居第2 处堆积为2.6 米，出土大量斗彩瓷，同时出土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祭兰、黄釉、孔雀绿、瓜皮绿、仿官、仿哥等品种，其中素三彩鸭薰（图51），红绿彩灵芝纹炉等罕见之物。

综览出土成化官窑遗物，可获得以下认识：1、成化瓷器造型多俊秀端庄，体多小巧轻薄，以小件居多，常见为小杯、盅、碟、碗和盘等，而大件罕见。斗彩人物纹小杯、鸡缸杯、葡萄纹小碟等均为成化官窑代表作（图52、53、54）。成化青花鹤颈瓶（图55）、长方花盆，三彩鸭形香薰等则为成化官窑罕见精品。2、成化胎质与宣德器相比更为洁白致密，经测试发现，这是因为其瓷胎中的氧化铁含量比宣德少，三氧化二铝又比宣德高的缘故。瓷釉比宣德器白度更高，光泽度亦显柔润温和，玉质感极强。成化青花瓷釉中铁钙含量不仅比元至明宣德低，而且比明嘉靖官窑瓷器也低。所以说，成化官窑瓷质为明官窑之冠。3、关于成化官窑瓷器分期。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将成化官窑瓷器分为三期：一期(即87H1)为成化四年以前，二期（即87H2）为成化四年至成化十七年之间，三期（即88H3）为成化十七至成化二十三年。可将成化青花瓷分为二类：前一类青花为成化早中期（成化1—16 年）的制品，其风格受宣德影响；后一类青花则为成化后期（成化17—23 年）的制品，所谓成化风格便是指该期烧造的别具一格的瓷器。成化早期多沿用宣德纹样或简化前代纹样，后期使用画意清新的纹样，如高士、三秋、子母鸡、湖石山茶、十六子、池塘莲荷等。其青花纹饰画法上用双线勾勒再填色，线条细硬流畅；釉上彩纹饰填色则采用平涂法，有花无阴阳、叶无反侧的特点。中国硅酸盐学会编的《中国陶瓷史》，曾根据传世品将成化青花瓷分为二类：即“沿用苏泥麻青而带有黑斑”一类和“青色淡雅而称著”一类，似可与考古资料分期相对应。4、成化斗彩瓷空前增多，在工艺上有以下创新：宣德斗彩花纹均先在胎上刻划出极细轮廓线，再按其釉下刻线填色，而成化斗彩则一律改用青花描画纹样，釉上填色均在青花线条之内（图56）；宣德斗彩色料只有红、绿、紫、黄四种，而成化斗彩除红、黄二色与宣德相同外，绿色有大绿（深绿）、苦绿（草绿）、水绿（淡绿）三种，紫有茄花紫、丁香紫二色，因而其色域比宣德丰富，使斗彩在工艺上有新突破。5、成化前期产品款式方面多有模仿宣德，甚至出现有成化官窑瓷器直接书写宣德年款的制品。成化官窑后期首次使用“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方款，为以后的官窑瓷器款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样本。

图52 成化斗彩应龙纹小杯

图53 成化斗彩（半成品）鸡缸杯

图54 成化斗彩天字罐

图55 成化青花青花鹤颈瓶

图56 成化斗彩鸳鸯莲池纹盘

八、关于弘治、正德官窑

1987 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珠山东北侧建国瓷厂食堂地下，清理出一批弘治官窑黄釉瓷片和少量青花瓷片，主要是碗、盘残器。2000 年，在御窑厂东门清理出一批弘治青花碗瓷片，这些青花碗大小各异，可以修复（图57）。1987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珠山东麓，清理一批正德官窑遗物，数量虽然不多，但基本都能复原，有绿地淡描团龙碗、黄地青花草龙纹碗，有黄地绿龙纹盘，该盘黄地上填以矾红，即所谓的“黄上红”器（图58），属即罕见之器。

图57 弘治青花龙纹碗

2014 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御窑厂龙珠阁西南侧东司岭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330 平方米，出土一批弘治、正德官窑遗迹与遗物。

遗迹主要有作坊、灰坑、辘轳坑、墙基、天井、排水沟、澄泥池和掩埋落选御用瓷器坑的遗迹等，其中房基11 座，墙基10 道，灰坑30 个，水沟2 条，天井和路面各一，分别为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遗迹；辘轳坑3 个，时代为清初到清末；澄泥池2 个，大缸2 个，时代分别为明代中期至清代早期。遗物有瓷器、彩绘颜料、窑具、制瓷工具、瓷砖、建筑构件等。瓷器品种按时代划分主要有：元代有青花瓷、枢府（卵白釉）瓷、青白粗瓷。器型有高足杯、碗、盘、小杯等。明代有青花、斗彩、五彩及各种高低温釉彩器。器形有碗、盘、罐、杯、研钵、研杵、豆、花盆、笔洗、香炉、渣斗等。纹饰主要有龙纹、凤纹、海怪、鱼藻及花卉花鸟、人物山水纹等。以出土的正德官窑瓷器最为丰富，如完整的正德刻龙纹盘（半成品），斗彩花盆和托钵等（图59、60）。

图58 正德“黄上红”碗

图59 正德花钵（半成品）

图60 正德斗彩花钵

图61 明中晚期作坊遗迹

图62 明中晚期作坊遗址出土釉上彩颜料

此次发掘出土的遗迹中最重要的一处是一座明中晚期作坊遗迹（图61、62），根据遗迹与相关遗物推断，该作坊遗迹很可能是明正德—嘉万时期的釉上彩作坊遗址，这类遗址在御窑厂历次发掘未见，目前已揭露出遗址面积为300 多平方米，而且有向四周扩展的迹象。其釉上彩作坊遗址相对完整，这对研究明代御窑厂整个作坊群分布、规模、制瓷工艺、作坊内部分工形式具有主要的科学价值，填补了这一陶瓷工艺考古空白。此次发掘的遗迹与遗物对于研究御窑厂作坊的建筑构造、布局，作坊内制瓷过程的分工形式，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和地层学的证据。尤为罕见的是此次发掘明代正德地层出土的部分釉上彩颜料、配制釉上彩的原料，以及大量较为完整的正德官窑釉上彩半成品，对研究明代官窑釉上彩制作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九、关于嘉靖、万历官窑

1983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重建龙珠阁，在龙珠阁原址清理发掘出一批明清官窑瓷片，其中以嘉、万时期瓷片为多，但都不能修复，主要是青花瓷为主。

1987 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龙珠阁故址上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有大批明成化、嘉靖等官窑残器，这批嘉靖瓷片也不能复原，产品略粗。这种情况可能与嘉靖出现的“官搭民烧”制度有关，明御窑厂的生产似已开始衰落。2007年考古人员曾在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出刻有“大明嘉靖年制”款和绘青花五爪龙纹的官窑瓷片（图63、64），质量似不比明御窑厂出土的差，说明此时的御窑厂已不是官窑产品的唯一烧造地了。2014年为配合修建御窑厂东围墙，在御窑厂东门深约1 米的沟道里出土几件可以复原的嘉靖釉彩豆、器座，五彩碗及万历款斗彩花卉纹碗等（图65、66、67、68），其彩饰不如弘治、正德精致，可见嘉、万以后官窑已没有过去那样管理严格和兴盛了。

图63 嘉靖紫地黄彩龙纹碗

图64 嘉靖黄地青花龙纹爵

图68 嘉靖五彩碗

关于明御厂的停烧之年，有万历与天启、崇祯之说。传世官窑遗物中万历款为多，而天启、崇祯款瓷器稀少。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认为天启、崇祯有官窑烧造。不过，根据明御窑厂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天启、崇祯似没有了官窑烧造，因为至今未发现一片这一时期的官窑产品。印证景德镇陶瓷馆藏《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文，似可得出结论。碑文谓：“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肃皇帝（嘉靖帝尊号）命中官，而任复归捕臣，显皇帝（万历帝）十七年复命中官为政，三十六年辍烧造而撤中官，因革不常”该碑结尾署“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孟夏日之吉”，从碑文我们知道，万历三十六年至崇祯十年御厂没有烧造，而崇祯十年之后，李自成农民军揭起，女真人入侵，天下大乱，崇祯帝惶惶不可终日，无暇顾及官窑烧造，明官窑在万历三十六年便停烧了，而传世的几件天启、崇祯款瓷器当为伪托款。

图65 嘉靖矾红彩豆

图66 嘉靖黄釉器座

图67 嘉靖兰釉碗

十、关于清代官窑与出土遗物

1980 年代之后，明清御窑厂遗址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根据历年来考古清理与发掘看，清代官窑堆积较少，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清代官窑遗物来看，清官窑瓷器保存完好而摧毁的情况几乎不见，出土的瓷片都比较零散和细碎，目前还没有发现像明初官窑那样集中摧毁掩埋的堆积，但也发现一些很重要的标本。1982年，在御窑厂内一清初地层发现一批书“大清顺治年制”款的青花碗盘残片，书有康熙、雍正、乾隆年款青花、豆青釉等瓷片和清初官窑试釉照子标本。2002年的发掘中，在清代地层出土有清中晚期的官窑瓷片及“江西瓷业公司”款的瓷片。2014年发掘出土一批清代各时期的官窑瓷片，有青花、粉彩、郎红、霁蓝和紫金釉等品种；器形有碗、盘、杯、大罐、瓶、香炉及笔洗等；纹饰主要以龙凤纹、山水人物纹、竹石飞禽纹、杏林春燕、荷花牡丹纹等；款式有官窑年款、名堂款和寄托款等，遗物都较为细碎，不能复原。

上述遗物中一批书“大清顺治年制”款青花器较为重要（图69），这是有确凿纪年顺治款官窑标本，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载：“国朝顺治间奉旨烧造龙缸栏板等件未成，巡抚张具疏停止。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等项”，乾隆刊《浮梁县志》载“国朝顺治十一年奉旨烧造龙缸”，印证文献可知上述制品可能是顺治十一年以后开窑烧造的产品。

图69 “大清顺治年制”青花款器

2016 年9 月至1 1月，为配合2002-2004 珠山南麓保护房改扩建项目的顺利实施，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四家单位，对珠山南麓保护房南部改扩建区域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到目前为止此次发掘共布探方6 个，其中10×10 探方4 个，分别为2016JYNT0202、T0203、T0302、T0303，5×10 探方2 个，探方编号为T0204、T0304，布方面积共计500 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为401 平方米（图70）。

主要遗迹，此次发掘揭露的主要遗迹有窑炉4 座、练泥池或澄泥池11 座、灰坑1 个、辘轳坑8 个、墙基2 道、排水沟1 条等（图71、72）。窑炉，此次发掘到目前为止共发现窑炉4 座。其中清代窑炉两座，分别为Y1、Y2，位于T0203 探方北部北隔梁下，此两座窑炉大致呈东西向排列，窑头朝南，窑尾在北，已看不出原貌，此两座窑炉保存较差，后期破坏或扰乱严重，仅剩火塘、窑门、窑前工作面等局部，其中窑前工作面形制规整，大致呈长方形，窑前工作面边缘残存有个别柱础，似乎能大致判断出当时的规模。

主要遗物有制瓷工具主要为模具、轴頂帽、荡箍等。建筑构件为刻云龙纹瓷砖（黄地绿彩半成品）。清代瓷片主要分为青花、白釉、青釉、蓝釉、红釉、黄地绿彩、黄釉等，器形有碗、盘、小杯、碟、执壶、花盆、小罐、长颈瓶、象棋子、粉盒、瓷算盘、笔架等。民国瓷片以民窑青花、粉彩、红釉等为主，器形也以碗、盘、杯、碟、鸟食罐、瓷塑动物、人物、仿生器等为多（图73、74、75、76、77）。

十一、明御窑厂东北侧围墙、西南侧围墙的发现

2017 年6 月至9 月，为配合御窑博物馆新馆建设，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遗址西北角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考古清理面积约200 平方米，揭露出一批元代至民国时期遗迹。主要遗迹有元代路面，明代御窑厂东侧及北侧围墙，明代民窑作坊区围墙、门道等，其中东侧及北侧围墙的揭露对理清御窑厂的东北边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图78）。

图70 发掘现场

图71 作坊遗迹

图72 作坊辘轳车遗迹

图73 康熙红釉瓶残器

图74 康熙青花碗残器

图75 宣统青花碗残器

图76 江西瓷业公司款瓷器

2018 年4-12 月，为配合御窑厂遗址珠山南麓保护房工程建设，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人员对东司岭一带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了明清御窑厂西围墙、护窑墙、窑墙、落选御用瓷器掩埋坑等一批重要遗迹，出土了一批明代御窑瓷器标本（图79）。

以上两次发掘清理的御窑厂遗址围墙遗迹，均为明早期同一时期的建筑，建筑材料相同，均是采用明初废弃砖瓦(发现有少量永乐甜白瓷砖)、匣钵等砌筑的，其建筑年代很可能是永乐时期的，该围墙的发现对探索明代官窑的设置、范围及规模有重要研究价值。

十二、小 结

图77 民国瓷器

图78 明御窑厂东北围墙遗迹

根据近四十年来对御窑厂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其主要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1、发现了元代官窑——浮梁磁局的大量遗物，证实了明御窑厂珠山北麓一带很可能原为浮梁磁局管辖的窑场之一。2、出土了大量洪武官窑遗迹与遗物，证实洪武官窑是在元代官窑基础上置窑烧造的，从出土资料与相关文献看，洪武官窑可能设置于洪武二年。3、根据出土的纪年资料得知，永乐元年官窑便开始烧造瓷器，甜白瓷是永乐官窑瓷器中最有特色的产品，出土一大批造型与十四世纪伊斯兰金属器相似的永乐瓷器，当为郑和下西洋而烧造的瓷器。4、根据历年来出土资料看，宣德官窑不仅烧造量大，其品种之多也是空前的。宣德地层出土的试料盘（有“乐一号”、“乐三号”铭），可能就是乐平青料，即文献记载的所谓陂塘青或平等青，表明宣德官窑开始使用国产青花料。一大批宣德青花蟋蟀罐的出土，不仅证实宣德宫中尚蟋蟀之戏，且宣宗本人也有斗虫之好。仿宋器的大量出土，说明宋代名窑的工艺技术与艺术风格已在宣德官窑中得到运用并产生深刻影响。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说明宣德官窑已有斗彩制作，这标志中国釉上彩技术开始成熟。5、正统、景泰、天顺有官窑烧造，从现有出土遗物判断，其时官窑烧造量似不大，品种亦不如前代丰富，主要是日用器的生产，亦有少量罐、梅瓶的烧造。6、综览出土成化官窑遗物可知，成化瓷器造型多俊秀端庄，体多小巧轻薄，以小件居多，常见为小杯、盅、碟、碗和盘等，而大件罕见。成化斗彩瓷空前增多，在工艺上有所创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将成化官窑瓷器分为三期：一期为成化四年以前，二期为成化四年至成化十七年之间，三期为成化十七至成化二十三年，三期产品各有特色。7、2014 年发掘出土的遗迹中最重要的一处是一座明中晚期作坊遗迹，根据遗迹与遗物推断，该作坊遗址很可能是明正德—嘉万时期的釉上彩作坊，这类遗址在御窑厂历次发掘未见。尤为罕见的是此次发掘明代正德地层出土的部分釉上彩颜料、配制釉上彩的原料，以及大量较为完整的正德官窑釉上彩半成品，对研究明代官窑釉上彩制作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8、出土的大批明嘉靖、万历官窑残片，绝大部分不能复原，产品也略粗。这种情况可能与嘉靖出现的“官搭民烧”制度有关，说明御窑厂的生产似已开始衰落。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看，天启、崇祯似没有了官窑烧造，至今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官窑遗物。印证景德镇陶瓷馆藏《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文，看知明官窑在万历三十六年便停烧了。9、根据历年来考古清理与发掘看，清代官窑堆积较少，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清代官窑遗物来看，官窑瓷器完好而被摧毁的情况几乎不见，出土的瓷片都比较零散和细碎。出土遗物中一批书“大清顺治年制”款青花器较为重要，这是有确凿纪年顺治款官窑标本，印证相关文献可知，顺治官窑当在顺治十一年以后便开始烧造瓷器了。10、清代官窑从顺治开始延续明代官窑，历代都有烧造，一直到宣统才告结束。根据考古资料看，清官窑的遗物处理方式与明初官窑完全不同，所以几乎不见有完整器。江西瓷业公司可以看作是明清官窑的延续。11、明御窑厂东北侧围墙、西南侧围墙的考古发现，揭露出了明代御窑大致分布范围，为研究御窑厂明清以来的发展变化，功能区域的分布状况，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图79 明御窑厂西南围墙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