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华 谢俊仪 邓忠庆

（1.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2.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3.景德镇市文化馆）

有关唐英的文献资料、传世“唐窑”瓷器，隐含着较丰富且比较清晰的信息，为唐英的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不出例外，笔者也在其中收获不少，也一直想分出多个专题加以论述。适逢唐英研究会约稿，现将拙稿《景德镇境内与唐英有关建筑及相关问题研究》奉上。

一、倡导重修佑陶灵祠

佑陶灵祠，原位于御窑厂东门内，供奉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烧窑师傅童宾，大约上个世纪50年代被拆毁，2008年在御窑厂西侧重修。

童宾（公元1567～1599年），字定新，又名广利，明代浮梁里村童街人。小时候曾读过书，后因父母双亡，转而从师学艺，学的技术是烧窑。童宾为人秉性刚直，好打抱不平。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时，督造青花大龙缸，以当时的生产技术和条件，要烧制直径三尺高二尺的大件器物，非常困难，总是烧不成功，不是变形，就是破裂。潘相苦于无法向皇帝交差，情急之下，经常恐吓、体罚陶工。童宾跟大家一样身受虐待，他出于对同事们的同情，也是为了抗议潘相的专横，一怒之下，爬上烟囱，投火自尽。为平息民愤，也为防止民变，当时御器厂拨给东门内东南一角的一栋衙署建筑立佑陶灵祠祭祀，并敕封童宾为“广利窑神”（俗称“风火仙师”）。康熙十九年（1680年），臧应选、徐廷弼将佑陶灵祠地盘扩大并加以修葺。

雍正六年（1728年），47岁的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的官衔，驻景德镇御窑厂协助年希尧佐理陶务，他在“与陶工同食息”的同时，考察景德镇风土人情，对有关陶务的内容尤其重视。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唐英选良辰择吉日拜谒供奉风火仙师童宾的佑陶灵祠，还探访童宾故里，询问童宾事迹，查阅童宾后人保存的家谱，被童宾“上济国事”“下贷百工”而献身的壮烈举动所感动，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撰写了《火神传》。雍正八年唐英在“僧明寺”一个角落寻找到童宾当年参与烧制的破龙缸，将其搬迁到御窑佑陶灵祠，并写下了《龙缸记》；在唐英的倡导下，雍正九年（1731年）年希尧特准重修佑陶灵祠，并撰写了《重修风火神庙碑记》；雍正九年冬，唐英精心制作了他题写的青花“佑陶灵祠”瓷匾，嵌在门楣上。

重修佑陶灵祠，虽然是年希尧做的决定，但那决定是受唐英的影响做出的，正如年希尧《重修风火神庙碑记》所谓“唐侯节公财、惜人力，以徼惠归美于神，时来修祀……慨然倡以先焉”。重修佑陶灵祠，反映了唐英对景德镇瓷业及千千万万业瓷者的理解、尊重，也可以说是唐英对自己过往与业瓷者类似经历的别样追念，还可以认为是对自己的告诫，甚至是对皇帝、上级官员的婉转劝谏，劝谏他们理解“瓷器之成，窑火是赖”“窑火得失，皆尚祷祀”，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要多一点倾听，不要再犯潘相类似的错误。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传世“佑陶灵祠”青花瓷匾制作工艺的精湛程度，看出唐英对重修佑陶灵祠的重视程度和付出的心血。匾长135、宽43.5、厚6厘米；四周的缠枝番莲纹和中间的字为青花，印为釉里红，字、印都阳文凸出；字楷书，有颜精柳骨之架构神韵；右上角有椭圆形“古柏堂”引首印；落款“雍正九年仲冬”和“督陶使沈阳唐英”，下有篆书“唐英之印”“俊公”方形章。为追求匾额高品质，将匾额分成四部分，每一个部分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扁方形镶器，其好处是不会变形；为避免直接在坯上书写青花大字必然会产生的浓淡料现象，先把纸上的字放在坯上，勾勒起地，然后将字周围覆吹青料并加以修整后吹釉；印章则应该是直接坯上墨书，勾勒起地后填绘釉里红，最后吹釉。

二、主持修建文昌阁

文昌阁，位于御窑厂珠山，现已不存，损毁年代不详。乾隆六年十月初三日，唐英次子寅保榜发科中。唐英在“窃喜望外”之际，此前的艰难、凄苦、寂寞情景（因为自己外放当官，不能照顾留在京城的家人；第二任妻子马氏相庄在北京病逝也不在身边；“茕茕幼稚，艰于存活”，长子文保自京携八口“就食全家出帝城，万叠云山数驿程”来景德镇御窑厂；当初随同来景德镇的唯一亲人张氏小妾产子五日即病逝；以及八岁的寅宝 “焚膏继晷，不避寒暑” 在“珠山西北隅老屋三楹中”苦读）又历历在目。所有这些当然也包括他所受到的不能言说的雍正，特别是乾隆皇帝交办的巨大工作任务（雍正6～13年间就达三四十万件，其中包括皇帝钦点的仿制明宣窑、成窑、嘉窑，宋汝窑、钧窑、官窑、哥窑、定窑、宜兴紫砂壶、古铜器，甚至洋瓷，）所带来的压力；前任和同仁及自己的遭遇（安尚义被访查在景德镇烧瓷有无招摇？年希尧为高其倬告发而革职；催总默尔森额病逝于任上）带给他安全感的严重缺乏和对自身未来隐隐的忧郁。

唐英在感慨之余，继而更感恩珠山“灵秀之气”，遂于次年在御窑厂署珠山寅宝读书老屋旧址修建文昌阁，“以祀文昌圣象”并立碑纪念。

三、修建“御制诗碑亭”

御制诗碑亭旧址在御窑厂珠山，大约民国早期被毁，2014年复建。乾隆七年（1742年，唐英六十一岁）10月25日，唐英在御窑厂巡视（按惯例是每年春天和秋天各来景德镇御窑厂一次）结束后回九江关。

10月27日唐英行至鄱阳界荻湖滩时遇见家人带来乾隆皇帝圣旨和皇帝的一首诗。乾隆皇帝指示唐英将御制诗烧造在轿瓶（又称“挂瓶”“壁瓶”。轿瓶早在明代万历已有生产，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五彩轿瓶；乾隆四年十月曾在京城观样并亲自领旨烧制一件釉里红挂瓶送进宫中，应该就是这件瓶子诱使乾隆皇帝挂在銮舆车轿上，才改称“轿瓶”）上，并采用宝玺印文，瓷器体量比以往的适当缩小，纹饰与文字要安排妥帖，酌量烧造。

当时已进入冬季，景德镇一般在入冬后，作坊、窑房都逐渐歇手停业，主要原因：一是冬天坯体容易发裂，成品率较低，烧造成本高；二是来景德镇的陶工，多是周边农村的，陆陆续续都要回家过年。唐英于10月29日回到景德镇御窑厂时，几百人的御窑厂只留有一二十名工匠。于是，唐英赶紧偕同副手老格，带领工匠将未烧成的坯胎收拾起来，叫了一批瓷绘好手，全力以赴制作。好在其时天气还晴暖，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很高，而且坯胎、窑火、设色、书画等样样顺利。经过20天，终于烧制成6对（12件，分别以四种字体书写）御制诗轿瓶，于12月17日，送达皇宫。唐英还经乾隆皇帝恩准，将御制诗笺暂时留在御窑厂保管，以待第二年春天御窑厂开工时再生产一批轿瓶时，对照书写。

关于乾隆御制诗文的轿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第86、87页，有“乾隆七年瓷胎洋彩诗意轿瓶”图片，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咏挂瓶》诗为清高宗于乾隆七年秋九月谒景陵往通州道中所作，九月底派专人快递送往唐英处……”。瓶上葫芦形开光内有篆书“乾隆御题：‘官汝称名品，新瓶制更嘉。随行供啸咏，沿路撷芳华。挂处轻车称，簪来野卉斜。红尘安得近，香籁度惟纱’。以及‘乾隆宸翰’朱文印和‘惟精惟一’白文印”。这首诗的大意是：“宋代官窑、汝窑生产的瓷器都是珍贵的名品，而我认为景德镇生产的轿瓶，制作工艺更加精致。伴随在朕的身边，令人深感诗情画意，不时采点路边芬芳的小花小草，挂在銮舆车轿里，超然红尘世俗之外，香气弥漫在帐帷之中，真是美啊！”

乾隆诗文轿瓶制成后不久，唐英即将其刻成碑，并在御窑厂珠山修建“御制诗碑”亭以示纪念，它与文昌阁建成时间仅隔一个多月。轿瓶上书写乾隆皇帝诗文，应该是开了瓷器上书写帝王诗文的先河。这对于封建社会基层政权和官员来说，那可是无上荣耀！更何况对极具有政治敏感和大智慧的唐英。大张旗鼓地刻碑建亭加以宣扬，既可取悦皇帝，以获得政治上的信任，又可激励陶工，以获得陶工支持。

四、捐资重修新桥

新桥（曾名“续功桥”，现名“罗家桥”） 位于洪源镇罗家滩东1公里处，距离景德镇城区5公里，桥长42．5米，宽6.65米，为红石3连拱桥。相传康熙壬子年，鄱阳周蓝田有感于往返景德镇非常不便，于是出资修建新桥；康熙壬申年金沙寺僧紫云募捐重修，更名“续功桥”；康熙戊戌年僧观如再修。由于经常“断桥涨水，行人苦之”，乾隆十年（1745年）五月，唐英赞助五十金重修。

该桥是连接九江、鄱阳、都昌的交通要道，景德镇的窑户、陶工大多来自鄱阳、都昌，他们往返频率很高！桥所处西河蜿蜒近百公里范围内的窑柴、木炭、瓷泥、釉料等多靠舟船运抵景德镇，水运非常繁忙。特别是自乾隆四年，唐英改榷九江关，春秋两次要巡视御窑厂，递送御窑瓷器（没有因船运受“风波恣横，晓夜阻滞”的担心）等都要经过此桥，因此，该桥“不独行旅肩负多涉其利，而于国事亦且有补”，遂引起唐英的高度重视。

五、结语

见诸文献记载的明清御窑厂督陶官主持修建的建筑，有“明洪武进士，以工部员外郎董陶务，建署于珠山之南”；“永乐间，部使祁鸿，建堂曰：秉成。立门四：东曰熙春，南曰阜安，西曰澄川，北曰待诏”； 万历丙午三十三年（1605年）仲夏，潘相新建“环翠亭”。这些建筑不是衙署，就是观赏享乐的亭台楼阁，都是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产物。唐英主持修建或捐资修建的建筑，尽量从有利于宣德政成教化、惠及民生国计的角度出发，他的这种为官处世心态，与他的天资禀赋，30多年内务府工作历练，以及终身学习有关。他十六岁就“内廷供役，供奉养心殿”，管过账物，从而懂得谨言慎行攸关生命；二十七岁供役造办处，工书画篆刻而做过“画样”工，见识过无数工艺品，大开艺术鉴赏眼界；戏曲文本，诗词音律，好古考据，让他公文写得滴水不漏，陈情清晰，合乎情理。唐英的为官处世心态，从现实的功利角度讲，十分有利于维护陶工及唐英一班管理者的权益；有助理于化解御窑生产管理中纷繁复杂的矛盾；不仅成就了的“唐窑”辉煌，反过来说也成就了一个充满人格魅力、善“抽添变通之道”的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巨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