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玮

高福

“病毒的消亡、生长有其自然规律。一百年前的1918大流感持续了三年半。新冠疫情对全球格局的重塑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疫情对人思想、心理的影响是深刻的。近两年出生或刚刚有记忆的孩子，如果让他们画人类的样子，多半画出的人像会戴着口罩。我们的未来还和今天一样吗？还和我们的过去一样吗？不一样了。”

面对镜头，高福侃侃而谈。与科学家沉默寡言的刻板印象不同，高福一个人就能撑起全场。他身材高且直，个头超过1米8。他善于表达，开口常有金句，即便那些能作头版大标题的话有时可能会引发他未曾想到的后果。

中科院院士、中疾控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在一堆头衔与职务之外，高福的老本行，是研究流感、冠状病毒为代表的囊膜病毒。今年1月，在石家庄疫情前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评价自己直率，对科学问题敏感。同时，他还像是一位科学的布道者，每周至少会作一次报告，向外界介绍前沿科技、团队研究成果，或单纯向公众科普感染病防控知识。他说自己的性格不适合走小专家型路线，更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战略科学家。

在高福担任主任的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的“智慧火花工作室”，桌子上放着花冠状的新冠病毒模型与豆荚形的流感病毒模型，远处是长得像扁平陀螺的非洲猪瘟病毒模型。墙上也挂着这三个病毒的创意画，另外一面墙上，则挂满了高福团队发表过封面文章的中外期刊封面。

采访中，只要谈到新冠疫情，高福不时拿起手边的病毒模型向记者解释。他将新出现的奥密克戎毒株形象地解释为“免疫逃逸能力强的贝塔+传播力强的德尔塔”，将人类和病毒间相互适应过程比作美国动画片《汤姆和杰瑞》里的“猫鼠游戏”。他还曾将免疫系统比作“海淀大妈”和“朝阳群众”。对于自己的口才，高福解释说，这得益于自己上大学前在文艺宣传队的经历，“专门说相声、表演对口词和三句半”。

早在疫情前，高福每年都会到中学、高校、企业去作科普讲座。今年2月，在中国数字科技馆举办的一场“新冠疫情与科学之路”的网络直播中，高福还应邀穿上白大褂，走进实验室，站在镜头前，向观众介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的各项工作。过去几年，他编写、主审了一系列科普著作，包括《流感病毒 躲也躲不过的敌人》《流感猎手 解锁病毒之谜》等。在赠与记者的书中，他特意用记号笔标出，公众可能忽视的1918大流感对“一战”格局以及美国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影响。

对科学传播如此重视，与高福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年少时，高福曾看过《山西科技报》上刊登过的一组天马行空的“科普”漫画。画面上，有结满西红柿的大树和长得像大象一样壮硕的肥猪，这些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高福解释说，科研与科普同等重要，“就是要懂科学的人做科普，所以要带头干”。另一方面，网络上，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真实与虚假的信息杂糅在一起，会形成一种病毒，称为“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因此，“我号召大家一定要把科学普及工作做好，注意防控信息流行病”。

高福也曾受到“信息流行病”的困扰。2019年10月18日，他在美国纽约参加了一场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桌面推演，模拟一场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推演中设置的假想敵叫CAPS，翻译过来就是“冠状病毒关联的肺炎综合征”。在新冠疫情中，网友翻出了他参加这次推演的照片与视频，质疑其明知新冠要发生，为何不预警。高福说，流感病毒与冠状病毒容易发生基因变异的特点，决定了二者最有可能引发大流行，这是学界的常识。但业内预判的“灰犀牛”事件往往是公众眼里的“黑天鹅”，这就容易带来各种误解。

在疫情初期遭遇一些质疑后，高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回应。在中疾控研究生院2020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高福演讲时称，发泄情绪是本能，但保持沉默才是修行。他说，在被信息流行病包围时，如果自己再发声，就会引发新的信息流行病。“我们只能淡定下来，好好努力，不能那么较劲。”

2019年11月29日，在高福的推动下，历时近三年筹备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China CDC Weekly）正式上线。担任周报主编的高福在创刊词中这样写道：China CDC Weekly将作为CDC向专业人士和公众传播及时、可靠、权威、准确公共卫生信息及建议的首要渠道。周报对标的是美国CD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后者在1981年报告了全球首个艾滋病病例，在世界范围的传染病监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最近两年的新冠疫情中，China CDC Weekly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发布阵地，首度披露了石家庄疫情初步流调情况及毒株的可能来源等信息。

高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发表文章是疾控人员的工作之一，也是国际规则，利用期刊的科研交流平台将信息和全世界共享，“是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国家表现”。

1979年高考时，高福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考入山西农业大学。在和别人的聊天中，他了解到自己可以转向病原微生物相关专业后，就从大一下学期起，准备报考传染病学专业。

因为18岁前从没有接触过英语，高福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180元买来录音机。他的家庭并不富足，父亲是木匠，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因此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大学的四个夏天，他就只有一件衬衫，每天晚上洗净晾干，第二天接着穿。1983年，他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方向研究生，之后留校担任助教、讲师。

1991年，高福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此后，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与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并在牛津任教，直至担任博士生导师。

2004年，高福决定回到中国。在他看来，国外很多科学家一辈子只做一个小分子，一两个氨基酸，却做得津津有味，独步天下。如果留在国外，自己也只能成为这种“小领域”的科学家，但这不适合他。“我喜欢与人打交道。”高福说。而另一种科学家的路径是“博”，关注更多领域，聚拢更多人来一起做事，高福想成为后者，回国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高福说，他喜欢交朋友，朋友间的交流能开阔眼界、互相学习，提升自己。遇到困难时，他也会和朋友聊天。在读本科和读研期间，他会经常到老师家登门拜访，交流学业和思想，甚至还会留在老师家吃饭。在疫情之前，不管多忙，他每个月都会参加课题组学生及同事的生日会，与学生一起唱生日歌，做游戏。但生日会的时间通常都控制在一小时内，结束之后大家接着工作。

过去几年，几次回母校山西农大和中国农大作报告时，他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人生成功的四字箴言：“学”“变”“合”“借”，即要努力学习、学会变通、抓住机遇、整合资源。他说，要懂得借船过河，个人能力从来都是有限的，相信集体的力量，“借船有时比造船更重要”。

回国后，高福的事业发展路径更符合他自己的期待。2004年，他担任中科院微生物所长。此后十余年，他的团队在H5N1、H1N1、H7N9、MERS等病毒溯源、入侵机制、跨种传播等研究领域都取得多个第一。2011年起，他任中疾控副主任，这使得他的研究触角从单纯的基础科学拓展到疾病防控、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2014年，他还带领中疾控团队到西非的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和疫情防控。

新冠疫情初期，由于国内疫苗生产企业国药中生、科兴中维没有生产灭活疫苗所需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即P3实验室，高福代表中疾控做出决定，与两家企业合作，将中疾控的P3实验室改造成能够生产灭活疫苗的车间，“抢了几个月时间”。这使得中国处在全球灭活疫苗研发第一方阵，研制出全球首款新冠灭活疫苗。“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决策和行动都是不敢倒过来想的。”高福说。

对于此次新冠疫情，高福说，作为决策的技术支撑部门，从溯源到测序、流行病学参数测定、疫苗研发，他所领导的中疾控已经把该做的工作做到极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机构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高福团队做科研有一个原则，即科学求异，科学只争第一，没有第二。如果一个团队已经做出成果，其他团队再跟随，这就不再是科学，而是技术，技术求同。在高福实验室外的展板上，写着“Gao Lab 速度”，记录着从新冠病毒序列获取，到靶基因设计合成、蛋白表达纯化、抗体筛选完成（疫苗制剂完成）每一步的时间节点。

2020年1月20日，高福领衔的重组蛋白疫苗研发项目启动，当年6月，国家药监局批复开展临床试验。2021年春节后，这款疫苗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紧急使用。迄今为止，这款疫苗在全球接种已超过两亿剂次。

眼下，高福团队还在研发针对变异毒株的二代重组疫苗，即二聚体的一半源于原型株，一半源于去年5月在南非流行的贝塔变异株。这款疫苗已在向国家药监局申请评审。高福说，新出现的变异株奥密克戎正好兼具贝塔株与德尔塔株的特性，他们的二代重组苗很可能会对其显示出优势。

去年2月，高福团队筛选出全球首个应用于临床的单克隆抗体，并和上海君实生物、美国跨国药企礼来制药一起，将这一药物推至欧洲和美国紧急使用。相比以抗體为代表的大分子药物，多肽药物分子量小，从成本与价格来说，也比抗体药物低。因此，他和同事们还在努力，争取研发出能让病人口服的多肽药物。

高福对科研要求严苛，对学生也很严格。他的实验室有一条纪律就是“只谈科学，不许八卦”。他对科研的追求很大程度受到哈佛牛津教授们的影响。“求学做科研的时候，我的老板急了是要拍桌子的。他们的理念是：做科研=Marry to Science”，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好的数据，他会特别兴奋，大笑，感觉‘眼里有光’。”高福的秘书说。当科研中有重大发现时，高福会带着大伙去酒吧庆祝。

“我爱科学，科学却不一定爱我，不能单相思。”高福坦诚地说。他说自己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人，虽然对科学全力追求，但他也在努力保持一种平衡之道。排解压力时，他会看名人传记，给花浇水。在他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养着文竹、君子兰等十来盆花，都是高福自己浇水。之前，他还将一盆濒临枯死的花挽救回来。他也会看当下的“时髦电影”，有时间就去游泳、散步。

这两年，高福在各类场合常提及的一个词就是“卡脑子”。在他看来，常说的“卡脖子”问题背后的实质就是“卡脑子”，即缺乏原始创新能力。在今年6月的浦江创新论坛上，高福回应民众“为什么不能研发出保护效力100%新冠疫苗”的疑问，他开玩笑说，全球疫苗研发进入“卡脑子”阶段。他鼓励当下年轻人能跳出现有免疫学理论限制，去探寻保护效力更高的新冠疫苗。在高福看来，造成不敢放开去想的“卡脑子”问题的根源，才是大家真正值得深思的。

高福和团队将继续研究冠状病毒溯源，跨种传播，致病机理等科学问题，“不用讨论，Covid-xy肯定在后面等着，到时候我们会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他开玩笑地说。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院长。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不受外界舆论影响，以防疫大局为重，勇于担当。他和同事们数次亲临疫区一线，溯源病毒，指挥流调，牢牢构筑起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作为一名长期研究病原微生物的科学家，他一直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获批使用的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为中国及多个国家防御病毒提供了有效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