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强，暴丽霞

1 前言

文化治理是英国文化大家托尼·本尼特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的一种政治观。其不同于政治、经济的“硬”治理，体现出特有的“软”文化政治观［1］。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解决了外在的人和人共存的生态关系，却使乡村社会呈现出一种精神悬浮状态以及人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乡村文化价值日渐消解，失去其认同根基［2］。健康中国、乡村振兴开启了国家从宏观层面对农村由上而下、由外向内的政策治理的振兴之路，学术界响应国家政策，也有了“重返乡村”“目光向下”的学术关怀。但更多学者关注的是国家这个“大我”在民族文化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和外造秩序，而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主体“小我”和“小我”内生秩序的忽视与遮蔽是民俗体育研究的现实瓶颈。一味地依靠国家、社会的顶层设计与强制治理会使乡村治理陷入内卷化［3］，造成国家、乡村、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断裂;忽小重大、“只见乡村不见人”失主体的“缺席对话”［4］又会使民俗体育参与主体日渐“失声”“离身”，转而成为无力的沉默者，失去内生动力。

后乡村振兴时代从“物”到“人”“人人共荣”，从“生态”到“心态”的主体振兴是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治理文化转型背景下亟待研究的时代问题。怎样使由上而下，由外向内的国家治理与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个体治理有机结合，提高农民自治的主体性和内生力?各个学科应该综合研究和梳理因全球化推进而使中国农村社会急剧变迁而造成的文化中断现象，找到应对世界剧变而又获得身心健康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