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丹，周 亮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以下简称《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足球改革发展应完成“三步走”战略的近期目标——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1］。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发展规划》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等政策的刺激下，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已遴选认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下称足球特色校)27 059所，设立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38个，遴选校园足球试点县(区)160个，布局建设“满天星”训练营80个，建设招收高水平足球队高校181所［2］。上述系列政策和措施无疑有力推动了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国校园足球整体水平近年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政策主客体、政策执行、社会环境等影响政策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或异化过程中，僵硬的政策执行可能导致部分政策功能降低或丧失，从而失去政策的活力。针对这一现象，引入“活性化”的概念对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以期消弭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发展中各项政策的弱势面并以此提高政策的可持续性效能。

1 “活性化”相关概念及界定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西方国家的管理者将员工等同于机器、设备和材料的观点受到极大冲击。1977年Kanter在《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员工活性化(Employee activation)的概念，并将其阐述为:将权力赋予那些在管理中处于劣势的人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