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通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在中国古代社会，图谱文献远不如文本文献受学人看重，也正因如此，文本文献尚多散佚，图谱文献的存留便更令人担忧。目录书最能反映我国古代图书发展的脉络，通过考察书目对图谱文献的著录情况，其兴衰沉浮也可窥得大概。而目录书对图谱分类法则的演绎，也正是古人对于图谱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追溯梳理图谱文献著录的脉络，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图谱学思想的嬗变。这在中国图书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理解古人“左图右书”治学途径必须考虑的方面。

1 目录中图谱学的肇端

1.1 《七略》中谱学的雏形

图谱在书目的著录起源很早，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最早的目录学专著——《七略》。然而《七略》原书早佚，其概貌被《汉书·艺文志》保留。《七略》采用六部分类法，置“辑略”于书首总叙其旨，另外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汉志》改为“数术略”）和“方技略”等六略来具体著录图书。

《汉志》收录的图谱数量并不很多。图籍主要存在兵书略中，包括《吴孙子兵法》《齐孙子》《楚兵法》《孙轸》《王孙》等十四种四十七卷。这些兵书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彼时诸侯国兼并争霸战争频发，而兵书附图，当是考虑到图像直观明了的优点，再搭配文字使用，有利于压缩学习成本，能够更好地满足当时军事方面的迫切需求。而据《管子》所云：“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能够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1］想来兵书之图，当以地图为其大宗。另外，除诗赋、方技两略之外，也可见零星的图，如六艺略“易”类的《神输》五篇，图一①当脱一“卷”字，因《汉志》中的图皆以“卷”计。，“论语”类的《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诸子略“儒”类中刘向自著的《列女传颂图》；数术略“历谱”类的《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郑樵曾将后世“图消而书日盛”归咎于向歆父子收书不收图，并认为“惟任宏校兵书一类……有图四十三卷②据笔者统计，当为四十七卷。，载在七略，独异于他”［1］1826。且不论刘向担任校书总校，任宏仅作为分校，而《七略》又为刘歆所撰，刘氏父子岂有不知收图之理，更何况刘向所校的经传、诸子之中亦著录了图，由此可见，郑樵确有言过其实之嫌。

相较于图籍依照主旨分类的分散，《汉志》中的谱籍则基本集中于数术略的“历谱”类，大致著录了历法、谱牒、算术等典籍。然而，“历谱”类收录的《许商算术》《杜忠算数》，当是由于此时的算数书籍尚少，才依附于“历谱”类之末。循名责实，“历谱”实际上主要包括历法、谱牒两种，而之所以并历法书与谱牒成一类，当是因历法书中多附有表类文字，与谱牒近似。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谱”类中还收录有《耿昌月行帛图》，而据《汉艺文志考证》云：“甘露二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日月行。”［2］此图所记当与月象有关，至于为何不归入同属数术略的“天文”类，参照“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3］1765和“历谱者，序四时之位，会日月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3］1767的不同定位来看，或因其在历法方面有所阐释，故而未被收入“天文”类之中。而“历谱”类中掺入图籍，既显示“谱”未有严格界定，亦表明“图”尚未成专门。除“历谱”一类外，六艺略的“春秋”类亦著录有《世本》十五篇。《世本》作为最早的谱牒著作，在《汉志》中同其他史书一并附于“春秋”类之下，实际暗含了谱牒即史学支流的思想。

在《七略》中，“图”依据主旨依附于各部类，未见专属的类目。“历谱”虽然内涵暂时较为驳杂，但“谱”毕竟已作为二级分类被独立设置，后世书目中谱学的雏形开始形成。

1.2 《中经新簿》中图学的萌芽

自《汉书》以后，直至《隋书》之前，正史之内再未设置过艺文志。三国时，郑默撰《中经簿》记载曹魏藏书，西晋之时，荀勖在此基础上主持编纂了一部新的书目，即《中经新簿》。

《中经新簿》始创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关于四部之下小类的设置问题，学者们根据现存的史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七录序》载，《中经新簿》“虽分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及著作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4］261。《隋书·经籍志》总序云：“（《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5］906余嘉锡先生认为《中经新簿》四部之下有小类，并指出：“众篇之名，谓荀勖之六艺、小学、古诸子家、近世子家等分类之名也。”［6］139姚名达先生通过解读上述两段不同的史料，提出了两种颇为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依照《七录序》，他认为“每卷并无种类之名称，决然无疑矣”；另一方面，根据《隋志》，他又提出“此簿于四部之下固犹小类之分”［7］52的观点。另外，当代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谢德雄先生默认了四部之下存在小类［8］；唐明元、王德平两先生比勘前贤观点，赞同余氏四部之下有小类的说法［9］；而张固也先生的想法更为新颖，他认为“众篇之名”实际应是“众卷之名”，《隋志序》所列当是《中经新簿》十四卷的名称，并非真正的小类，但部分卷名亦兼具二级分类的意义，另外，各卷根据内容的不同所分的暗类，才是二级分类相对应的小类［10］63-64。

由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学术界对于《中经新簿》分类体系之争，主要是所谓“众篇之名”究竟是小类名还是卷名的分歧。不过，无论事实到底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经新簿》丁部之中存在专收“图赞”的部分。而对于“图赞”的理解，辛德勇先生认为：“‘图赞’是指一种图文相辅的文章体裁，在人物图像下配以‘赞文’，又称画赞、像赞。”［11］张固也先生则表示“图”的含义应更广泛，而“‘赞’不应仅指狭义的人物图赞，还应该包括附着在图上的其他文体”，并认为“地理书往往地图与文字并行，其数量较多，也最为重要”，更进一步提出“丁部图赞一卷中，地理书也应该是其大宗”［10］65。图赞大约兴起于东汉，由人物绘画发展而来。据《历代名画记》载：“《汉明帝画宫图》五十卷，第一起庖犧，五十杂画赞。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12］明帝《画赞》取材于经史之事，又以三皇之一的伏羲为首，决定了其“图”当以人物为线索，其“赞”也不外乎是对上古帝王与圣哲先贤的歌颂。另外，在东汉地方上，“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叙事之实”［13］，即是在郡守官府大堂的墙壁画上历任长官的画像，并附文评价功过的制度。魏晋以降，图赞更为流行，“图人像于室内而为之赞，已成为当时世家大族的一个时尚”［14］。而图赞应用的范围也得到拓展，博物图赞、地理图赞和佛像图赞相继出现。不过，从目前所能见到的魏晋图赞来看，人物像赞占据了大半江山，而博物、地理两类图赞即是两晋时人郭璞的《尔雅图赞》《山海经图赞》，佛像图赞也主要由东晋的支遁、释慧远二人所作。《中经新簿》成书于西晋武帝之时，虽不可能直接著录郭璞、支遁和释慧远等人的图赞，但也未必没有人物像赞之外，诸如博物、地理等类型的图赞存在。而据《金石录》载：“《汉麟凤赞》，其上刻麟凤像，各为赞附于下。又别有记云：‘永建元年七月，山阳太守、河内孙君新刻瑞像麟凤。’”［15］《益州名画录》亦有：“赤乌元年冬十月，武帝游青溪，见一赤龙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弗兴图之。武帝赞曰：‘赤乌孟冬，不时见龙……我因披阅，蕴隆忡忡。’”［16］我们姑且暂不论麟凤、赤龙的真实性，然而至少可知早在东汉、三国时期，便已有人物题材以外的图赞出现。《中经新簿》著录图书近三万卷，又以丁部专记诗赋、图赞、汲冢书，加上彼时图赞之风颇盛，所收图赞的数量当不在少数，也必然不只囿于人物像赞一类。由此，可以说《中经新簿》“图赞”一类（卷），应当是以人物像赞为主，兼有其他类型的图赞。

另外也必须指出，地理图赞与附图的地理书有所区别，图赞作为一种附图的特殊文体盛行于魏晋，且形式又多为四言韵语，而一般的地理图书不具备此类特点，张固也先生认为《中经新簿》在“图赞”中广收地理书的想法或欠妥当。现今唯一可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目录，即梁元帝萧绎本人的著述书目，见于《金楼子·著书篇》，其中的地理类书籍并未附于史书之乙部，而是收入子书之丙部［17］。而荀勖恰是四部分类法的缔造者，梁元帝著述书目的分类思想当深受《中经新簿》影响，既如此，荀勖将地理图书收入其子书——乙部①至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时，才开始把后世的史部书列为乙部，子部书列为丙部。之中也不足为奇。另外，《七略》将地理书录于术数略，《中经新簿》乙部中亦有“术数”一类（卷），荀勖或循旧例，使其归入乙部的“术数”之中，并以暗类区分“术数”类（卷）的其他图书。

《中经新簿》四部的小类问题虽悬而未决，但荀勖专辟空间收录图赞当无疑问，图赞虽无法完全等同于所有图籍，但也确是以图为主要形式的文献类型，目录中图学的萌芽已经出现。

2 目录中图谱学的建立

2.1 《七志》对图谱学的初步构建

南朝王俭在担任刘宋秘书丞时，据秘书监的藏书编成《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而又不满足于原书的四部分类成法，便“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4］261，开私家目录之端。

《七志》全书分为志和附录两部分。王俭以《七略》为基础，稍变其中六略名目而成六志，又另创“图谱”一志取代“辑略”，合为七志，是为全书的主体。关于“图谱志”，从《隋志序》“纪地域及图书”［5］907的记载来看，其“图”当是以附有地图的地理书为主，兼收部分其他类型的图籍，另外，再结合《七录》“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4］262的做法来反推，亦确认了地理图书以外其他图籍的存在。然而，图谱志以地理图书为主体，确与当时地图学的兴盛实有密切关联，而西晋时裴秀编绘《禹贡地域图》，并首次提出地图绘制的原则——“制图六体”，正是推动地图学发展的极大助力。实际上，《七志》的“志”中，除图谱志著录图籍以外，另有阴阳志“纪阴阳图纬”［5］907，而所谓图纬，即是图谶与纬书，谶书因多附有图，故称作图谶。由此可见，阴阳志亦著录了图籍，这也成为图谱志之“图”内涵仍不丰富的佐证。至于图谱志之“谱”，据《七录序》中“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纪传之末”［4］262的阐述，显然便是指谱牒。此外，“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谱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可以说是谱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18］，而王俭本人在谱牒学上亦多有建树，自著《百家集谱》《新集诸州谱》和《诸姓谱》等谱牒专著，同样也能作为“谱”即是谱牒的有力证明。另外，正如阮孝绪所言，“刘《术数》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4］262，《七志》与《七略》之谱的内涵确有差别，《七略》之历谱包括历法、帝王诸侯世系等，而《七志》图谱志之“谱”则主要是指士族谱牒。王氏又“作九篇条例，编乎卷首之中”［5］907，惜已散失，对图谱志的分类理论也当有一定的发挥。《七志》将图、谱并称，且独立为一“志”，应是注意到图、谱之于其他书籍在形式上的区别，这也正是南朝时代特征在目录书中的反映，并不仅是“欲足成七篇之数”［6］143而为之。

至于《七志》的附录部分，学术界多据《隋志序》“其道、佛附见，合九条”［5］907，默认了以道经录、佛经录作为《七志》的两附录。不过，较《隋书》成书更早的《七录序》则称：“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4］262。来新夏先生据此认为《七志》其后有两附录，“一个附录是晋《中经》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另一个附录则是佛道附录”［19］。朱红、唐明元两先生在分析《七录序》《隋志序》两段史料的基础上，也得出类似的结论［20］。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七志》存在三个附录的意见。如乔好勤先生指出：“《七志》的附录不止佛道二录，还有《缺书目》，后来研究者为了派《七志》为九条，多略去不提”［21］。王嘉川先生也指出，《七志》有一部缺书录被置于佛、道两录之上［22］。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七志》的道、佛二经究竟是各自一录，还是并成一录，不过，以附录之一专记亡缺图书确已是不争的事实。照此推断，《七志》所附的缺书录中，对当时已经散佚的图谱应当也有著录。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七志》著录的图谱因存亡情况被划分在志和附录两处。而“图谱”一志，其内涵虽尚不丰富，但它的创立毕竟使图、谱典籍在目录中获得独立，并开始拥有共同固定的“容身之所”，为二者的保存与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七志》对图谱学的建立有导夫先路之功。

2.2 《七录》对图谱学的分离

及至南梁时，阮孝绪对《七志》专置图谱志的做法提出质疑，他认为，图籍“宜从所图为部”，谱牒“既记注之类，宜与史体相参”［4］262。因此，《七录》便取消了图谱志。

而《七录》依据文献的主旨将图籍同书籍并列，实际上就是退回到《七略》的做法。不过，在外篇的“仙道录”中，阮氏也设置了以“图”命名的“符图部”，大概是用来专门收录神符灵图之类，这与《中经新簿》的“图赞”类（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两种图籍应当皆在数量上较为可观，终能自成一类，且又与其他类目无碍。另外，《七志》单置“谱状部”收录谱牒，足可见阮氏对谱牒的重视，这亦与当时私家之谱的大量涌现有莫大关联，而以谱状部附于“纪传录”，则是明确了“谱传即史传之支流”［23］的理念。至于原先《七略》“历谱”类的历法、算术等典籍，在《七录》之中也同谱牒相分离，二者合为“历算部”，并归入“术技录”。

《七录》对图谱的观念影响深远。唐宋书目之中，基本依据文献主旨划分图、书类目，不再刻意突出二者于形式上的差别。至于谱籍，《隋志》设“谱系”类，《旧唐志》《新唐志》有“谱牒”类，而《崇文总目》则名为“氏族”类，四部书目所置谱牒专类的名目虽略有出入，但皆隶于史部，且相较《七略》收录的帝王诸侯世系，此时书目中士人家谱的数量已明显多于贵族之谱，也正印证了“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24］。而《隋志》的“谱系”类除著录有谱牒之外，类末还收有《竹谱》《钱谱》等专谱，两种谱籍虽俱名曰“谱”，但二者其实有所区别，谱牒是用来“奠系世，辨昭穆”［25］，而专谱则是关于某一名物较系统的阐述。《隋志》将两种谱籍合归一处，虽不尽合理，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却也扩充了“谱”类的内涵。实际上，在《隋志》中专谱也不仅附于“谱系”一类，如“兵”类中亦有《马槊谱》《弹棋谱》等。在其他几部书目中，专谱被散收于各类目之中，但“附赘悬疣，往往牵强”［26］484。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除了上述谱牒、专谱，四部书目中仍著录有其他类型的谱籍，如《周易谱》《毛诗谱》《丧服谱》《乐谱》《音谱》等。据《文心雕龙》载：“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27］“谱”大致就是编次系统，使其完整而周详。李霖先生指出：“表是谱的一种形式，但谱未必皆像表一样纵横交错。可以确定的是，谱是一种特殊的体裁，其空间布局与普通书写有所区别。”［28］张舜徽先生则认为，“谱即表也，古人于纷杂事物不易以文字厘析者，则用列表之法持简驭繁”，并指出经学家多以列表之法说明经传的纷杂事物，为治经开辟了一条新途径［29］。此类谱籍，可说是“谱”的第三种内涵，我们姑且称为“表谱”。不过也必须指出，谱牒、专谱与表谱在内涵上实有互通之处。各类谱牒多用列表的方式来记录世系的发展过程，而专谱则是系统介绍某物项或罗列其中内涵的一种特殊体裁，虽未有表之形，但蕴藏表编次系统的内涵。

自《七录》始，图、谱又重新分离。图籍从原先安身立命的“大杂院”中搬离，寻回并融入各自所属的“大家庭”，较《七志》之时更具归属感。而谱牒被整体保留后搬迁，成为“史”的一个类目。至于专谱、表谱等谱籍，则被分置于各类目，基本各有所依。

2.3 《通志》对图谱学的正式确立

南宋初年，郑樵穷尽毕生心力而成《通志》，对图谱学又有进一步的阐发，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艺文略”作为《通志》全书精华的“二十略”之一，亦是记载古今图书的一部史志目录。郑樵突破前人成例，独创十二分法，对图书门类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在艺文略中，除《类书类》以外，其余各类均收录了图谱。而艺文略对于图谱的著录，大体是依据其主旨划分类目。不过，郑氏也特别注意突出图谱的地位，从艺文略所置图谱的专门类目便可看出，其中就以《经类》《礼类》两类最为突出，主要集中于“易”“书”“诗”“春秋”“尔雅”“周官”“丧服”“会礼”等八小类，这些小类中均设置有“图”或“谱”的专目。另外，《史类》以“图经”收各地图志，置“谱系”著录谱牒。而《五行类》的“易图”、《艺术类》的“画图”和《医方类》的“本草图”，也都是专收图籍的小类。

在艺文略著录图谱的同时，郑樵由“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而书亦不失”［1］1826出发，仿效《七志》的图谱志，另置“图谱”一略专收图谱，以成图谱之学。图谱略共分为五部分，前三篇《索象》《原学》《明用》对图谱的产生、流传和重要价值做了深入探讨，并结合图谱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阐明其功用；后两篇《记有》《记无》则是依据图谱的存佚情况来具体著录，可说是对《七志》以志和附录分记存亡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记有》《记无》两篇收录的图谱，皆列“地理”一类为首，当是受《七志》图谱志的影响。另外，相较于图谱志之“谱”仅囿于谱牒一类，图谱略之“谱”的内涵亦得到拓展，不仅包含《帝系之谱》《百官族姓之谱》《皇帝之谱》《诸家谱》《戚里之谱》等一系列谱牒学著作，而且囊括了《书谱》《钱谱》《玉玺谱》《阮咸谱》等专谱，以及《释例地名譜》《小公子谱》《唐宰辅谱》《论语世谱》等表谱。而除了名之为“谱”的谱籍以外，郑氏还著录了诸如《唐年历》《古今年表》《共和以来甲乙纪》《三五历纪》《国朝年表》等历表，当是对《七略》“历谱”类的继承。

必须指出，图谱略虽是承继图谱志而来，但二者却有本质区别。图谱志作为《七志》中的一志，其著录是遵循文献的表现形式，而其余六志则是以文献主旨作为收录的依据。那么，在同一书目中，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标准，便注定会产生冲突。图谱凭借其特有的形式被集于一处，就必然会造成相关学术成果的割裂，亦如汪辟疆先生所言，“（图谱）别立专门，则学术之流别不分，部次之分合意混”［30］。对于《通志》而言，艺文略、图谱略是为并行的两略，图谱文献既因主旨与文本文献并立于艺文略，又以表现形式独立存在于图谱略。两“略”联动，不但兼顾了学术条目的梳理，而且有利于图谱摆脱传统书籍的桎梏而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图谱略实有专科目录的性质。

郑樵在汲取前人所长的基础之上，整合创新，最终融会贯通。而《通志》对于图谱著录的巧思，一方面，使图、谱既能回归各自所属的“大家庭”；另一方面，又能类聚一处，保留属于自己的独立“小空间”。正如姚名达先生所言，“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也”［7］89，《通志》对图谱学的建立确有定鼎之功，不愧称作“独断之学”。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里提出“比次之书”“独断之学”“考索之功”等概念，且称：“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

3 目录中图谱学的分化发展

3.1 图学的隐退

《通志》以后，图谱在书目中再未被单独归为一类②《续通志》《清朝通志》因体例基本照搬《通志》之旧，故此不论。。官私目录中，鲜再有“图”的专门类目，即便是少数几部设有以“图”为专类之名的目录，如《宝文堂书目》《澹生堂书目》的“图志”一类，也仅是以地理图志作为依托。不过也可以看出，地理类图书对于书目中图学的发展史而言，基本上处于贯穿始终的重要地位。而张萱《内阁藏书目录》虽设置“图经部”，收录了部分图籍，但颇为驳杂，又未设置小类以作区分，且也并不是将全部图籍归入此部，当只是某些不便收归各部类的特定图籍才集于此处。另外，在诸如《国史经籍志》《澹生堂书目》等目录中，虽效仿《通志》的艺文略在《经类》的部分小类下设立“图”或“图谱”专目，但毕竟也仅是零星的几部。从整体上来说，图学在南宋以后书目中的内涵明显寡薄，呈现隐退的趋势。

3.2 谱学的支离

与此同时，谱籍亦被重新分离。不过，以“谱牒”类①亦有诸如“谱状”“谱系”“氏族”“姓氏”等异称。附于“史部”之下，已基本在官私目录中定型。而随着年谱这种全新的谱牒形式在宋代出现，目录中的“谱牒”一类相应也发生了变化。在正史目录中，年谱多与帝王世系、士人家谱合并著录，如《宋史·艺文志》的“谱牒”类著录了《韩愈年谱》，《明史·艺文志》的“谱牒”类亦收录有《二程年谱》《朱子年谱》和《蔡忠惠年谱》等。而在私家书目中，既有在谱牒专类中设立“年谱”专目，如《澹生堂书目》在“谱录”类之下设立“年谱”一目，与“统谱”“族谱”“世家”等三目平行，又有例如《红雨楼书目》《述古堂书目》《孝慈堂书目》等私家目录，均设置了“年谱”类同“谱牒”一类并立。

另外，南宋时尤袤《遂初堂书目》对专谱的处置，也颇具代表性。整体来看，尤氏基本是依据文献主旨划归图谱类目，而与此同时，《遂初堂书目》亦设立了“谱录”类②《澹生堂书目》的“谱录类”是为谱牒专类，二者有所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谱录”类并不是专门收录谱籍的门类，除著录一些专谱外，亦有《宣和博古图》《考古图》、李伯时《古器图》、晏氏《辨古图》及《璇玑图记》等少量的图籍。此外，谱录类中著录的专谱也并不完整，在其他类目中亦可见不同的专谱，例如“农家”类、“杂艺”类中，就收录了曾安止《禾谱》《农器谱》《棋谱》《琴谱》《宣和采选谱》等。另据《四库全书总目》云：“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26］484由这些特征来看，创立“谱录”一类应当是尤袤穷则思变的结果，即《遂初堂书目》是优先依据文献主旨将图谱收入各类目，而后余下无处可附者，才置“谱录”类统收，以扭转前人书目中牵强附会的局面。明代的《宝文堂书目》所置的“艺谱”类和《脉望馆书目》中“暑字号·子”下的“谱牒”类③实际著录为谱录类型的专谱，并不是谱牒。即是对《遂初堂书目》“谱录”类的延续，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爱日精庐藏书志》《郑堂读书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八千卷楼书目》等也均在子部之下设立“谱录”类。同时也必须指出，“谱录”一类中收录的图谱倾注了文人的名物审美旨趣［31］，这既是此类图谱区别于其他图籍、专谱的独特内涵，亦是得以被后世书目继承的合理缘由。

至于表谱，基本是采用各归部类的方法。略有区别的是，在《国史经籍志》《澹生堂书目》等目录中，效仿《通志》的艺文略在《经类》部分小类下设立“谱”或“图谱”专目，而其他书目则多未刻意区分。

4 结语

在中国古代书目发展史中，图谱之学经历了由分到合，再合而复分的反复过程。令人惋惜的是，图谱之学虽曾一度确立，却不为后世学者重视，最终也仅是昙花一现，这不能不说是古典目录学的一大遗憾。而透过古代书目中图谱之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对当下“读图时代”的认识和理解更通透、更立体，并为妥善处置图表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