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国

一、引言：马克思抛弃异化理论了吗？

关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是由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作家奥伊捷尔曼、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等人所提出的。

奥伊捷尔曼认为，“异化这个概念与其说是青年马克思研究的内容、对象，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形式、途径”(1)奥伊捷尔曼：《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6-117页，第116-117页。，在科学地阐明了唯物主义观点之后，“异化的概念已经不再起原先的作用了”(2)奥伊捷尔曼：《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6-117页，第116-117页。。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异化理论归属于断裂前的人道主义阶段；异化理论虽然“试图使唯心主义总问题得到解放，但依旧受这个总问题的奴役”(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页。，只有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唯心观念才逐渐退却，真正的唯物主义才开始形成。日本学者广松涉同样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黑格尔精神自我异化理论的变体，由于它暗含着抽象的主体概念，所以与唯物史观无法相容，反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马克思已经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视角而非抽象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个体，所以，他“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张的命题被彻底抛弃，取代异化论而登场的是物象化的逻辑”(4)韩立新：《重新评价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理论——兼评广松涉对马克思的批判》，《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概而言之，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和他晚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在思想高度上顶多算得上是马克思思想“黎明前的黑暗的著作”(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但是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很遥远，马克思只有在和异化理论中的人道主义观点彻底决裂以后，其理论才上升到了历史科学的高度。

以上观点据说还得到了马克思文献学的支持。很多学者发现，马克思在其后期的著作中已经大大减少了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异化概念的批判。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施蒂纳)只是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这就是说，他的任务不是从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中来描绘现实的个人，他的做法又是：用关于异化、异物、圣物的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纯经验关系的发展。”(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6-317页。又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说道：“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5页。很多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就据此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完全抛弃了异化理论的使用。

与上述观点截然对立的一种看法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洛姆、马尔库塞、朗兹胡特、德曼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一开始就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沙夫认为，“异化理论既不是异端也不是修正主义的发明，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创作，如果忽视了它，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8)沙夫：《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朗兹胡特和迈尔认为，这份手稿是包括马克思的思想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其观点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它表明，“从哲学观念出发，直接经过人的自我异化，就可以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达到无阶级社会”。(9)朗兹胡特、迈尔：《马克思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5页。德曼也指出，“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10)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8页。而就创作力而言，我们绝不能把这些著作当成马克思不成熟的青年时期的作品，相反，马克思成就的顶峰其实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之时。

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试图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去涵括和解释整个马克思的思想，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是统一的。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是把消灭了异化和物化的‘实证的共产主义’看作人本主义来加以叙述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11)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薛民译，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 105页。弗洛姆同样指出， “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观念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2)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涂纪亮、张庆熊译，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86页。

上述两种主张虽然南辕北辙，但是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各执一端，强调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人道主义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马克思，造成了所谓“两个马克思的对立”。

与以上两种观点相比较，更为肯綮的一种观点是承认马克思思想谱系的连续性，即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和晚期的剩余价值理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一个逐步深化和转变的过程。拉宾认为，异化劳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范畴，这个范畴是对私有财产起源进行唯物主义研究极为重要的前提，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带有人道主义的烙印，但“实质上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性论点的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对异化和否定之否定的新观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对完整的世界观的天才概述和以后的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纲领”(13)拉宾：《〈1844年手稿〉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和哲学论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陈先达认为：“把所谓青年马克思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或者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抽象人道主义，或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主张任何一种人道主义，都是片面的”(14)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页，第26页。；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进程来看，“他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化劳动到全面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这同马克思从上层建筑入手，到逐步深入到劳动和生产领域，发现历史的‘终极原因’的过程相一致的。”(15)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页，第26页。孙伯鍨和张一兵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一种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另一种则是唯物主义逻辑。这两种逻辑在1844年到1845年3月之间一直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之中，后者在经历了一种格式塔式的转变后取代了前者，最终发展成为唯物史观。(16)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10页。

这一观点正确地认识到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一贯性，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把异化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逻辑统一起来，没有认识到异化逻辑本身就是资本发展和运作的逻辑，反而仍然强调异化逻辑从精神异化到劳动异化再到唯物史观的放弃和转变过程。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学者俞吾金、孙熙国特别是韩立新等人的努力，学界已经愈发认识到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实际上和其晚期的唯物主义是高度融洽和统一的。俞吾金在细致地分析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并详细地考察了异化理论的四个侧面——异化劳动、异化与共产主义、异化与资本主义批判、异化与辩证法——之后，明确指出，异化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内涵，是马克思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和焦点，这一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17)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俞吾金：《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哲学研究》2009年第12期。孙熙国同样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资本论》中的资本，从历史和逻辑起点、实质、生产结果、批判和实践目标上看都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视角的转换，因此，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和后来的资本批判理论实质上是统一的，并不存在思想的断裂或倒退。(18)孙熙国、尉浩：《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资本批判理论的统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比较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韩立新则通过重新阐释黑格尔自我异化理论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在马克思《穆勒评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交往异化”理论。韩立新指出，交往异化直接源于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异化的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从孤立人走向社会人、从自我异化逻辑走向社会关系异化逻辑的关键一环，正是这一概念让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从唯心到唯物的转变，这一异化理论在思想水平上高于异化劳动理论，并且也没有被后来的马克思所抛弃，而是贯彻了马克思的一生。(19)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研究》，《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韩立新：《对象化与异化是否同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重新解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韩立新：《以异化概念为主线的唯物史观生成史研究——评陈先达先生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韩立新：《重新评价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理论——兼评广松涉对马克思的批判》，《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20年3期。

韩立新对马克思“交往异化”的发现，使得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发现改变了以往仅仅把异化限定在劳动和生产领域之中的探讨方式，使异化指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总体性的社会存在，从而使得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视域。但白璧微瑕的是，韩立新并没有进一步对异化和这个总体性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细加阐释。本文有意在韩立新等人探讨的基础之上，对这一问题加以澄清和辨明。

二、总体性范畴的概念前史

总体性是隐含在马克思著作体系中的核心范畴。这一范畴是由卢卡奇发掘并加以系统阐述的。卢卡奇认为，所谓的总体性范畴，即“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9页，第196页，第187页。，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没有明确辨析出这一概念，但马克思始终是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作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现象而来加以分析和论述的。

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可以导源至黑格尔。而黑格尔发明“总体”这一范畴，则是为了克服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思想中的二律背反难题。康德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因为，作为本质的物自体及其所衍生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是先于一切经验自在地既定的，是人类一切感觉和经验的基础，是在理性无法触及的彼岸。这样，仅靠纯粹理性便不能认识物自体——这个总体性的世界本源。但理性之所以为理性，就在于理性本身具有认识无限者的要求，即“要求把知觉、经验、知性的知识追溯到无限者”(2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06页。，而理性本身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反而不得不借助信仰这样的直观形式去认识绝对和无限。由此便产生出了二律背反。二律背反的结果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为地划分为一个由理性加以认识的现象世界和另一个由信仰加以体悟的本质世界，而哲学再也无法实现对这个世界的统一认识，因而变得支离破碎。

二律背反的思维模式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科学体系的基石。一方面，由于需要用理性去把握纷繁多彩的现象世界，就产生出了“适用于各个极其专门化的部分性领域的抽象的预测性的体系”(2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9页，第196页，第187页。，即各式各样的自然和社会学科;另一方面，由于物自体在实质上的无法认知，就导致了对任何一种关于总体存在的哲学的拒绝，哲学仅仅变成了对各门学科在形式上的前提条件的考察，对于各门学科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哲学既无法干涉，也不能加以修正。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对总体的把握逐渐被废弃，但是组成总体的各个部分却得到了越来越细致的考察，以至于现代科学体系伴随着自身的发展它已经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2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9页，第196页，第187页。。然而，由于总体的原则始终没有被触动，因而，当这些琐碎的学科一旦试图去理解整体世界的时候，它们立刻就碰到了总体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费希特试图跨过这一障碍。费希特克服物自体不可逾越的方式，是让理性返回内心深处去发现那个思维主体，并把物自体设想为这个思维主体。这样，物自体的彼岸性就消失了，世界便统一了。费希特发现的思维主体乃是自我。在费希特看来，自我是世界的本源，是本质和现象的直接统一，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自我的产物。自我能够主动地对客体进行外化，自我也通过对自身的扬弃和非我的创立，达到了自我和非我的统一，即主客体的统一。这样看起来，费希特似乎已经解决了康德的二律背反问题。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费希特的自我实际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形式，并没有免除二元论的基本缺点。因为，从抽象的绝对自我推论出现实的具体的非我，仅仅是主观的设定而不是概念的推演。当非我一旦设定，当自我一旦“承认了对方也是无条件的自在的东西，非我到自我的返回就不能实现了”(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55页，第366页，第392页，第393页，第413-414页。。这样，非我便只是自我的阻力，而自我和非我之间则永远互相限制和对立，也就无法真正统一了。黑格尔指出，费希特“没有达到理性的概念，也就是没有达到主客体、自我与非我的完备的真实的统一，他的这种统一仅仅是一个应当，一个目标，一个信仰”(2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55页，第366页，第392页，第393页，第413-414页。，这样，康德物自体不可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又在较高的哲学水平上出现了——“现象和本质的分裂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以它们的统一促进建立世界的统一，而是被带进主体自身之中，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本体，而自由和必然的未被解决的、不可解决的、因此永恒化了的分裂进入到了主体最内在的结构之中。”(2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2页。

谢林的任务是要把自我从它的片面的主观性中解救出来，以便和客观性相结合，进而实现总体的统一。谢林哲学是以主客体之间的直接符合为基础的。他指出，在知识自身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统一的，以至于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我们无论是从精神出发，还是从自然出发，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必然要走向对方，所以，自我的本质就在于它不需要通过自我非我的对立统一起来，而其本身立刻就是自我=自我：我对于我是存在，而我又是我自己的对象。这样一个自我是绝对的统一，认识这种自我的方式也只能用一种直观的方式，即理智直观的方式去认识。谢林认为，理智直观的客观化就是艺术，正是在艺术中，感性的表象和理性的本质合二而一了。于是，“艺术就被理解为最内在的、最高的东西并能够把理智和现实结合为一的东西，而哲学的思考就被当成是这种艺术的天才。”(2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55页，第366页，第392页，第393页，第413-414页。

艺术的缺点在于“一开始就提出来主观和客观的无差别点，这种同一性只是绝对地抽象地陈述出来，而没有证明它是真理。”(2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55页，第366页，第392页，第393页，第413-414页。因此，通过理智直观对总体世界的把握就停留在了一个概念的抽象、深刻的直觉，而总体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则没有被揭示出来。黑格尔指出，谢林虽然指出了自我是一个统一体，但是没有给予证明，这样， “由于谢林没有掌握住这一方面，所以就丢掉了逻辑的东西和思维”(2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55页，第366页，第392页，第393页，第413-414页。，而沦为了一种天启和神谕。

黑格尔以概念运动即异化的方式揭示出了总体自身发展和演变的逻辑，这样，他就把总体理解为了一个过程，进而超越了谢林的理智直观。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总体，而总体是包含很多环节在内的，是过程的总体，因而，绝不是一开始就以直观的方式直接完成了的。为了认识这一过程的总体，“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3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20页。也就是不断异化的道路。黑格尔指出，异化是实现主客体统一的必经之路。只有不断地扬弃异化才能实现对异化出去的概念的本质的重新领有，才能逐步地接近对总体的认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这样界定借由异化而实现的认识总体的道路：“精神所以变成了对象，因为精神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而经验则被认为恰恰就是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直接的东西，没经验过的东西，即是说，抽象的东西，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属于单纯的思想事物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才是意识的财产。”(3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页。通过这样的方式，黑格尔就把康德的物自体、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理智直观合并为了一个统一的哲学本体——绝对精神。这样的绝对精神融主客体于一身，它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者，世界就是它自身的显现，最后，整个历史过程也在它自身中达到自我的综合。

在黑格尔这里，历史的辩证过程发生了，主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僵化对立消融了，二律背反的问题似乎也得到解决了。但是，此时的黑格尔放弃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绝对精神即同一的主客体的努力，他转而把绝对精神本身当成了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这样一来，历史的行为对个人来说就又变成了先验的和不可知的。由此，二律背反问题实际上又以“理性的狡黠”的较高形式出现了：绝对精神作为总体就像物自体一样是超越于现实历史之上的，是个体理性所不能把握的，绝对精神停留在天国之上，没有进入现实世界，却轻松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样，绝对精神就又被迫从历史中抽象出来，“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起理性的自我王国”(3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3页。。因此，绝对精神只是在概念的领域创造了历史，而总体则又重新陷入了二元论的窠臼。

黑格尔用绝对精神的抽象劳动取代了人的现实劳动，构建了总体的理念王国。但这毕竟不是总体的现实王国。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3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4页，第92页。。而真正的具体的历史，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才呈现出来。

三、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

马克思对黑格尔总体性思想的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先否定而后肯定的认识过程。在马克思的学术生涯早期，他是以费尔巴哈的方式来否定黑格尔的逻辑的。

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异化实质上并不是绝对精神异化为感性存在的对象物，而只是确认了绝对精神的对象性，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确证，这是一个幻想的东西。因此，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异化的中介性方式，要代之以直接性的方式。他将存在作为主语，思维作为宾语，以确定的自然的感性存在作为哲学的基础，从而将黑格尔带有神性色彩的绝对精神赶出哲学的领域。费尔巴哈说：“只有感觉、只有直观，才给我一种作为主体的东西”(3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振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6页，第172页。，而“只有在人对人的感性直观中，才是真理和实在”(35)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振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6页，第172页。。这样，费尔巴哈的哲学就从现实的人出发，奠定了思维和存在即总体在现实基础上的统一。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很大，马克思一度认为只有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真正克服了旧的哲学”(3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4页，第92页。。但是，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问题了解的深入，对黑格尔哲学理解的加深，马克思开始反思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缺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这样，他就把精神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费尔巴哈没有意识到，当“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后，(它转身)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王国”(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页，第51页。。因此，费尔巴哈虽然强调了感性存在的主体地位，但是由于他的感性存在缺乏和现实的能动关系，反而变成了最朴素的唯物主义，变成了黑格尔哲学早已克服的对象。

这时的马克思突然发现，在他早已驳倒的黑格尔的荒诞体系中，竟然蕴含着异常珍贵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用异化的方式避免了费尔巴哈直观性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法的深刻性就在于它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用抽象的范畴去统摄现实的具体，而是用矛盾的方式、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去理解事物内在的丰富性，并按照事物内部所蕴含的矛盾规律去理解现实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这样，黑格尔就克服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抽象孤立的形式主义。把这个思想运用到客观存在的对象上去。任何事物就不再是孤立的、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自我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有机联系着的总体。”(39)孙伯鍨：《关于总体性的方法论问题：评卢卡奇(早期)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但黑格尔毕竟陷入了“幻觉”。因为他始终是在精神的领域劳动，抛弃了事物存在的物质性因素，他的劳动只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过程，与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没有任何关系，现实世界也不会因为精神的劳动而有任何改变。因此，马克思必须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真正的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他自己重新形成了正反合的理论关系。

马克思取代黑格尔精神异化的方式是社会实践。在马克思看来，不是精神通过异化涵括了物质，而是社会实践活动才证明了精神的现实性和力量，才真正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一方面，实践过程表现为主体向客体的渗透和转化。实践作为人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是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对自然界的物质进行加工的过程，这种加工是人的精神的体现。通过主体对物质的加工，主体的本质力量凝结在了客体之中，形成了自然界原本没有的存在物，进而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界。另一方面，实践过程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完善和重塑。当主体的本质力量通过实践的方式转化为客体，客体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无生气的东西，反而变成主体的一部分，变成了对主体来说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主体通过对这些对象物的占有和消费，不断完善自身的本质力量，从而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并让主体以更高的水准去改造客体。这样，主客体之间僵化的对立关系就因为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的双向运动而消失了。这种运动不断地解决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地跨过两者之间的鸿沟，并不断地在实践中形成了人类的历史。因此，马克思说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页，第51页。

这样，自康德以来的二律背反问题终于在马克思这里以实践的方式得到了真正的解决。在实践中，思维和存在之间僵化的对立关系消失了，一个统一的过程出现了，作为历史的总体出现了。由此出发，马克思以实践为中轴，详细地为我们刻画了总体的各个向度：

第一，总体意味着社会事实的总体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实观是二律背反思想的延续。由于现代分工专门化造成的研究对象的分离，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学科。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只要各门学科严格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观察、实验、抽象的方式，就可以找到各自领域的纯粹事实、纯粹规律。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便只是在用抽象的与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则成了与其他领域无关的一成不变的产物，并进而造成了孤立的且适合于一切社会形态的超历史假象。这样，当科学以事实的孤立性和直接性作为其出发点的时候，科学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当成了永远存在的东西，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乃至不同科学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之相反，马克思的总体观点旨在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总体的一部分，把它们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辩证过程。他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1页。只有具体的总体才是真正的事实，只有在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动态的辩证的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现实中，虽然存在着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但只有把这些学科的孤立化认识当成认识总体的一个步骤，把这些孤立化的现象并入认识的前提以及由认识所要求的真实的总的联系，才能逐步接近对总体的认识。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第5页，第40页。。

第二，总体意味着人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第5页，第40页。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自然的产物，具备一种自然的人性，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因为，自然界虽然先天的存在那里，但只有进入了社会视野的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也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才能成为为他的存在。所以，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生产、交换和消费。“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6页。在社会生产中，人们为了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就要以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等活动。这种共同的活动组成了人们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社会经济结构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而改变的，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比如亚细亚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并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带有了不同的社会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经济结构，再到分配领域的私有制结构，再到交往领域的阶级结构，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构成了人们的基本存在方式，深刻影响到了人的社会行为。

第三，总体意味着社会是通过实践过程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各种现象，把世界看成由永恒的自然规律形成的，而忽视了社会的实践。这样，他们在理解世界和周围环境的时候，就倾向于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异于人的、不可理解的纯粹理性。但“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第5页，第40页。实际上，正是在社会实践中，人才塑造了自身，创造了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也要服从于实践的变化。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这不仅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而无产阶级是这一过程实现的主体承担者，更是因为，对无产阶级来说，他们有能力从资本主义自身的性质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采取行动改变现实。就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来说，他们直接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同一性中，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他们能自觉地把他们自身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实践过程中去，并在实践过程中达到对无产阶级的自身认识，进而实现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同一主体——客体，他们的目标就变成了社会的目标。

第四，总体意味着历史是内在地融于总体中的。历史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二是空间维度。就时间维度来讲，历史的总体性体现在人类的整个现实基础都是既往历史的产物，历史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变化的历史。这种具体生存形式的不断变化决定了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属性，也决定了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文明形态的演进。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产阶级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其基本形态不是固定的和不变的。就空间维度来讲，历史的总体性则体现在整个人类文明也要走向一个统一的历史、统一的全球史。一方面，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人类交往的不断加深，每一个民族都不得不和其他地域性的民族建立普遍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在普遍性的全球交往过程中，世界各地的无产者都会发现他们自身的共同性，即没有财产这一普遍性的事实，这样，在全球性的交往过程中，无产阶级就会形成真正的联合，形成全球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最终会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无产阶级所代替，并进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挑战和反抗。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最后，唯物辩证法是认识总体的方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改造而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通过概念的异化实现了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但由于他抛开了现实的历史要素，因而，他的思路始终是停留在抽象的思维领域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立”。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唯物辩证法不是被概念带到历史中去的，辩证法本身就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马克思指出，对于总体的研究要以唯物辩证法的方式进行。这一研究包含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就是要“用抽象思维的方式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一社会形态从理论上加以分解,从而得到一些可以用来描述和理解这一社会形态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及其规律的简单和抽象程度不同的范畴。”(48)谢立中：《简析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研究范式的区别》，《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另一个路径是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对通过分析所得到的这些简单和抽象程度不同的范畴按照一定的逻辑重新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完整地描述和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一社会形态之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理论体系。”(49)谢立中：《简析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研究范式的区别》，《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这样，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返回到具体的过程，总体就不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表象，而是变成了一个具有许多内容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四、作为社会总体的异化：异化的现实表现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始终是总体性的。这种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组成总体的各个社会环节入手，把它们理解为相互关联的总体的产物；另一方面，要从总体的形成出发，把总体理解为实践的产物、现实历史的产物。这样一种对总体的理解，为我们重新思考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

各个社会环节都是相互关联的总体的产物，这意味着不能把异化当成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孤立的现象来看待。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49页。异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结构产生的，异化现象也必然反向地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总体环节。有些学者仅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阐释为依据，就断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只限于劳动这一领域，并进而断定马克思在以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放弃了异化概念，这是武断的。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异化是贯穿在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中的。

第一，劳动异化。劳动异化指的是人(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现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劳动原本是人的天性，是人证实自己力量的本质所在，是人通过对自然物的加工进而丰富自然界并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资本主义生产大分工的影响下，工人的劳动不再与工人的天性相契合，反而走向了压抑人性的反面。一方面，工人的劳动具有非自愿、不自由的纯粹谋生的性质；另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表现出强度大、时间长、单调、机械、乏味的特征，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5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页，第50页，第49页，第82页。。因而，工人不是在劳动中，而是只有在不劳动时，才感到自在与畅快： “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劳动)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5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页，第50页，第49页，第82页。。

第二，分配异化。分配异化指的是劳动产品不是按照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分配，而是按照资本家对工人的社会支配关系进行分配的异化现象。如果按照商品等价交换规律，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的劳动力，因此，工人只需每天生产出资本家用来购买自己的价值，就完成了自身的任务。但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却断然不会接受工人的这种要求。因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5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第271页。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规律决定了资本只有不断增殖才能存在下去。资本要扩张，就需要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向工人索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由于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谋求生存，且由于存在这样的条件即“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并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5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第271页。，因此，资本家也就有种种手段可以强制工人进行剩余劳动，如延长工作时间或者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剩余劳动产品原本是工人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是工人的劳动产品，但由于工人和资本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现在却成了资本家的劳动产品，成了工人“异己之存在物”，成了与工人相敌对的力量。工人在产品分配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却越没有价值。”(5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页，第50页，第49页，第82页。工人“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地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也就是主体的非现实化。工人不能充分占有、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甚至由于劳动产品被过度剥夺而陷入到被饿死的地步。

第三，消费异化。消费指的是通过客观上对某物的占有和使用来满足人主观上对某物的需求，其本质是分配的延续。马克思所指的消费异化就体现在占有和需求这两个层面上。在消费占有层面上，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对物的占有，应该是一种对象性的占有、全面的占有，即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页，第50页，第49页，第82页。。这种全面的占有表现为以充分调动自己所有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欲望、活动、爱——的方式，来实现对物的占有。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这种占有中，对象的客观存在才成为人的存在的条件，对象才成为人自身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对象成为人自身。但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这种全面的占有被直接的拥有所替代，以至于一个对象只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5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页，第117页，第117页，第53页。。这样，消费就变成了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在消费的需求层面上，需求是激发人实现对象化占有的原初动力，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需求却变成了控制人的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世界，随着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扩展，一种“奴役人的异己的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5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页，第117页，第117页，第53页。。工业资本家出于发财致富的目的，会想尽各种办法去迎合甚至“创造”人们的需要，激起人们的欲望，从而让每个人都做出牺牲，并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5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页，第117页，第117页，第53页。。在欲望的俘获下，无产阶级更加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制，不能自拔也无法反抗。

第四，交往(换)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而类的本质就在于，人必须通过社会交往生活在类中即社会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指的是主体和主体之间展开的复杂多样的精神和物质交往。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交往却蜕变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转变为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于是便发生了交往的异化。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异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在交往中的物化。劳动原本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却蜕变为一种商品。作为劳动力而存在的工人不得不在市场交换中把自己的劳动力予以出卖，他才能得以生存，作为人的自由意志体现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以盈利和谋生为目的的交换活动。劳动力变成一种交换价值，变成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物，这是对人格尊严的贬低和物化。二是人的社会关系在交换关系中的物化。交换和互通有无，原本是人与人之间实现团结与互助的方式，但在私有制情况下，人与人的交换却成为人利用人的手段。在交换关系中，私有者关心的不是对方的需要、想法，而是对方手里的价值。每一位交换者都试图在交换关系中窃取对方的果实，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金钱和货币关系。马克思说，让交换双方“连在一起的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6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4-205页。。

第五，以上四种异化的最终结果是人自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把自身当作“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因此，人的生命和意识活动应该带有自由的色彩。但是，劳动、分配、消费、交往过程中的异化，使人本应享有的自由生活即类的生活，完全变成了为生存而生存的手段，使得人除了肉体生活之外便再无别的生活和生产，人的灵魂、思想与意识在异化的现实生存面前不再重要，人的自由本质由此被抛弃。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6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页，第117页，第117页，第53页。人正是在实践中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并通过这种改造，人证明了自身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的实践活动被金钱和权力彻底扭曲和异化，人丧失了自由的属性。

五、作为历史总体的异化：异化的历史逻辑

异化的总体性不仅指的是社会总体的异化，也意味着一种历史总体的异化。而作为历史总体的异化，强调的是整个历史逻辑是按照异化的逻辑演变的。与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演化的历史不同，马克思强调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是由现实的异化劳动过程加以实现的，这种演变过程也遵循了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要经过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马克思虽然没有给这三种形态予以正式命名，但是不难看出，这三种形态是各有对应的。第一个阶段对应的是异化尚未发生之前的阶段，主要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第二个阶段对应的是异化占据统治地位的阶段，主要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个阶段则对应的是异化扬弃的阶段，主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样，这三个阶段就组成了一个正—反—合的命题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这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都是异化劳动的产物。

首先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里发生作用的是异化劳动的否定逻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依赖的，如农奴和封建主、陪臣和王公、信众和神父之间都是以人身依附为最根本的特征，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建立在这种社会依附关系之上，“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5页。。在人类社会的这一阶段，劳动者虽然受到支配和压迫，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完善，市场交换不发达，劳动者的劳动必然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因此，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基本上遵循着自然经济的生产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以自给自足为主，而谈不上什么异化的状态和感受。

随着生产资料的积聚、科学技术的进步、分工协作的产生，生产力的自然界限被打破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生产有了无限扩大的可能，同时也就有了对劳动无限压榨的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一方面是对劳动的否定，对劳动者的否定，因为劳动者不但付出了超出自己报酬的剩余劳动，而且由于这种劳动所具有的强度大、时间长、单调、机械、乏味等特征，使得劳动者处于可怕的残酷的被剥夺境地。但另一方面，这种异化劳动却是对资本的肯定、对资本家的肯定，从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因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也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一个“主动轮”罢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竞争规律的驱动下，资本家的动机已经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6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第874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在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地使劳动变成异化劳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瓦解以土地和生产资料分散为前提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促进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次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这里发生作用的是异化劳动的肯定逻辑。异化劳动的结果是产生出了更多的资本。但资本的内在规律要求资本必须不断地积累才能在资本的残酷竞争中生存下去，这就出现了对资本集中的需求。资本的集中是通过少数资本家打倒多数资本家实现的。随着资本集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6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第874页。，全世界的人民也被整个地卷入到了资本世界市场的网络。

马克思指出，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全世界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得以进步而是更加后退，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和人口的增长比财富的增长更快，贫困、奴役、压迫、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工人将彻底地沦为资本的奴隶。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过程也将发生了。“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6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到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就将作为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通过结社运动联合起来对抗整个资产阶级，一步步地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特殊的利益，而始终代表着全人类的利益，是历史上最为先进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将断然否定资产阶级私有制。而对私有制的扬弃，最终会导致对异化的扬弃，而对异化的扬弃必然会导致人的自由：“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的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78页。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消除路径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是合一的。因为异化本身不过是私有制的现实表现形式。只有逐步废除整个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代之以共产主义公有制，人的异化才能彻底消除。因此，对异化问题的解决，不是仅靠某一个社会因素的改进就可以实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问题，而总体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总体性社会的变迁。人的异化，归根结底是社会的扭曲和异化，只有彻底地扭转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代之以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人的异化才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