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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逻辑回归生命逻辑: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内在理路

2021-01-06

天府新论 2021年6期
关键词:马克思逻辑资本

韩 菲

青年马克思将批判一切旧哲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接触到物质利益的难题之后,他转向现实的生产,寻求走出人们的生存困境的良方。“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现有的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思想将人的存在方式生产活动肆意简单化了,要么将生产简化为生产物质的经济活动,要么将生产视为绝对精神的运动,或者将生产视为理想化的生产实验,忽视生产作为“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因此,在对人的存在的崭新理解过程中,马克思发现生产问题、揭示生产内涵、彰显生产价值,构建起了与传统理解方式中的生产迥然相异的系统理论。

马克思最伟大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与“生产”相关,马克思极其重视生产问题,其著作蕴含着关于生产的丰富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等论著中,马克思对生产的论述突破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对生产问题的认识,与国民经济学家单纯对物质财富生产的关注和力挺大相径庭,马克思对生产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探索生产所面向的更多可能。

一、生产劳动的异化事实

在西方传统思想与近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中审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生产的理解与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的理解存在着显著差异。古典经济学家将生产问题做了简化处理。“国民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启了“生产致富论”,生产的目的被简单地归结为创造物质财富。大卫·李嘉图更是专注于利润问题,强调“为生产而生产”。让·巴蒂斯特·萨伊使斯密的学说更加系统化和通俗化,并提出效用价值论,认为生产只是为了制造效用。古典经济学派重视人们生产活动所能实现的直接收益,专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换和生产规律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提高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水平。在这些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比封建主义的生产更加优越高效,新的生产带来更为富饶的物质产品,能够换取更多的财富,因而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一般性的生产。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古典经济学家将生产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生产的核心诉求被偷换成为数量的增加,这种处理表面上将生产问题简单化了,但实际上却是“对人的漠不关心”(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第159页,第159页。。生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内容。如何对生产进行生命化、社会化、历史化的理解,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寻求现实的可能,是生产问题应有的内涵。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国民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生产已经被资本裹挟,他强烈批判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理论,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虚假繁荣所掩盖的生产困境,希冀破解生产异化的难题。

青年马克思接触物质利益的难题之后,意识到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颠倒了现实关系,认为,精神生产不能代替现实的物质生产,局限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不能真正理解现实的生产,也不可能解决现实的生产困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意识到物质的生活关系存在无可替代性,并开启了从政治经济学领域理解生产问题的路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马克思理解生产问题开启了新的视角。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私有制所带来的阶级分化和一系列社会矛盾,给予马克思新的灵感和启发。马克思对生产的最初阐述,就是从批判性的视角对生产问题进行分析,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有鲜明的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生产异化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生产劳动的分析之上的。讨论劳动问题,就是在讨论生产问题。“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第159页,第159页。尽管劳动在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但是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劳动与生产实现了统一,生产是抽象的劳动的感性存在形式,而马克思对一切旧哲学的批判就基于对感性的现实的关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第159页,第159页。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自己的研究基于对国民经济学认真的批判分析,生产问题不是停留在“乌托邦的词句”,而是被视作现实的“世俗的事物”。正是基于对国民经济事实的分析,马克思发现,当前生产劳动中存在的一系列事实悖论,正是这些悖论揭示了当前生产的异化问题。

第一个事实,生产劳动在制造财富的同时带来大量的贫困。

生产本应如国民经济学家所言带来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整个社会应该在大机器不断的轰鸣声中、在人们不懈的繁忙生产中呈现出一派富足、安乐、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但在实际的生产场景中,生产的规模和影响越大、生产的财富越多,生产者本身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第163页,第162页,第163页。法国的西斯蒙第曾斥责这种无限追求财富的理论忘记了人,造成国家财富和人民生活的对立,国民财富急剧增加而人民却日益贫困。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对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抱有无限同情,这实属难能可贵。他对资本主义的掠夺式生产也存在罕见的警觉,但却局限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不能理解这种生产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因而,只能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和大工业生产进行谴责。财富和贫困的对立,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不分析现实生产的前提和生产过程,就不能真正发现问题,更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事实,生产劳动成为外在于人的活动,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

生产的主体是人本身,任何人(有生产能力)只要生命存在,就必然进行各式各样的生产活动。从黑格尔对劳动的论述中马克思获得启发,他指出,人们通过生产实现对世界的改造,并由此真正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第163页,第162页,第163页。。异化的存在使得类生活,也就是自主的生产活动,变成了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经济学家专注于生产创造财富的功能,其实已经开启了对生产工具性的理解。无论是生产创造财富说还是生产创造效用论,经济学家专注于生产所创造的物质(效用),却忽视了生产本身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诚然,从功利主义结果论的角度理解,生产劳动为人类生存繁衍提供了必需的物质、精神产品,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但是,生产对人的重要性远不仅如此。就广义的生产而言,人类的一切能动活动,都可以理解为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必然产生产品。产品存在有形和无形之分。有形的产品包括器物、典籍、制度等,无形的产品是一切生产活动作为环境对人的塑造和影响。无形的影响是生产劳动内在于人的体现,也就是说,生产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不仅提供人们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同样在塑造人的外在气质、精神面貌和意志品格,生产对人的影响是切切实实的存在。当人们仅仅将生产视为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时,就忽视了外在的物质产品以外的影响,蔑视生产对人本身的塑造和提升功能,将生产彻彻底底排除于人之外了。

第三个事实,生产被异化成为动物式的活动。

马克思曾明确区分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不同,认为这种不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物种的整体性来看,人类作为一个与动物不同的物种,关键就在于人类物种的整体特性是自由且有意识的。也就是说,人类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是自由的动物,人自由地选择进行何种生产,并且为追逐某种目的、意义进行着生产活动。其次,从生命与活动的统一性来看,动物的生命建立在活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动物的所有活动都是生物机能性的活动,饮食、繁衍、竞争都是为了生命的存续。动物的生命与活动表现为直接同一性。人类的生命与动物生命不同,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类突破生存的外在规定性,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活动,创造人类生活,凸显人类的自由与意志。最后,从内在的本质来看,动物由于生命与活动的直接同一,生命就是为了生存,所以动物没有本质。人类的生存活动只是维持生命的手段,而人类的本质就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第163页,第162页,第163页。。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他的生产的对象”(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第163页,第162页,第163页。,将人类对动物所拥有的一切优点转化为缺陷。生命活动的自由本性转化为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外在强制,人们仅仅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生产,吃、喝、生殖等机能性活动脱离人的其他活动成为人的唯一和终极目的,人类再次演变化动物。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转变成为仅为满足交换需要的物质生产,生产的意义与价值体现为产品的市场价值。人类在这种生产中蜕变成为经济动物,为满足经济利益进行重复性、机械性的生产。

第四个事实,生产活动成为对自然的背离与掠夺。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自然界是人的身体、是感性的外部世界,为人类一切生产活动提供前提和条件。具体而言,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劳动提供现实的生产工具,尽管是比较原始与粗糙的工具;自然界的丰富物产为人类提供进一步加工的生产资料;自然界的广阔空间为实现生产提供开阔的活动空间。自然界同样在双重意义上为人类生产劳动提供生活资料:一方面,提供生产劳动的对象,使生产活动存在;另一方面,在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维持人们肉体存在的生活手段。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界存在如此强烈的依附关系,毁灭自然的行为与活动本质上就是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现实的生产使得工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与尖锐:一方面,工人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工人越是要通过生产劳动占有自然外部世界,便越是失去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的关系理解自然,在通常的物质工业活动中把握自然界。自然的丰富内容未曾展开,自然科学和哲学始终处于疏远的状态,以致两者的暂时结合都成为离奇的幻想。

总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视野中异化的生产,可以这么说,异化的生产是一种制造赤贫的生产,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工具性生产,是一种动物式的生产,是一种与自然背离的生产。这种异化的生产暴露了古典经济学家只追求物质财富的偏狭、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人的感性生活机械式的理解,对“现实的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内涵选择性忽视。这种生产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国家财富丰裕、社会秩序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的预定目标。马克思批判这种异化生产的事实,就是为了揭露“为生产而生产”的异化生产背后的根源,揭示资本统治逻辑的局限。资本无视生命、无视自然、无视人本身。必须恢复生命对资本的优先性,才能摆脱资本对生命的无限侵占与压榨。

二、生产异化的根源:资本逻辑宰制生产

对于马克思而言,生产绝不仅如经济学家所谓的如何增加物质财富那么简单。生产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思维的生产过程,困在概念里的生产将丰富的感性历史抽空,只是思维逻辑演绎的概念游戏。当然,生产更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谓的生产实验,在真空的“试验田”中,生产走向必然的流产。马克思所面对的是资本统治的世界,资本在一切领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资本取代神成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威,是考察一切问题必然绕不开的现实。现实的生产就是被资本主宰的生产,也就是被资本所异化的生产。资本逻辑是造成生产困境的根本缘由。所谓资本逻辑,即是资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自身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天性。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资本将增殖自身和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的,从不在意资本之外鲜活的生命。受资本逻辑主宰的生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与自然本性的分离(具体表现为盲目的技术崇拜、欲望至上)、人与自然竞争的加剧。

(一)资本逻辑是一种追逐利益的逻辑,加剧生产者与非生产者的对立

资本逻辑是一种追逐利益的逻辑,必然将置身于生产中的人塑造为绝对利己的“理性人”,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成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对立。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资本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掠夺与倾轧。代表资本贪婪本性的资产阶级,始终对除了劳动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予取予求。 《乌托邦》的作者莫尔曾不无愤慨地描绘资本逻辑主宰之下“羊吃人”的人间惨剧。“圈地运动”一方面损害农民的利益,使无数农民流离失所、一无所有,被迫卷入资本生产之中;另一方面造福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辅助资本家完成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与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说,资本逻辑最初的确立就是建立在新兴的资本家对农民的直接掠夺之上。资本逻辑的天罗地网越织越密,无论是以泰罗制为核心的福特制生产模式还是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资本家对工人的索取无处不在而又更加隐蔽。无论是在“财富正增长的社会”中,还是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下,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使工人始终是为了生存而遭受深重的苦难。资本家的眼中只有“死的”钱财如何盈利,对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冷漠无情,疯狂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无限延长工作时间,突破身体的极限。“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12)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306 页。财富伴随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对立在资产阶级一方不断积累,贫穷也在另一方不断堆积,两个阶级的矛盾亦不断积蓄,最终资本将吞噬自身,实现“辩证的否定”的过程。

(二)资本逻辑是一种技术逻辑,造成生产手段与生产者内在本质的分离

资本逻辑是一种技术逻辑,必然使处于生产中的人成为一台为生产而生产的机器,造成人的生存手段与内在本质的分离。“人是机器”曾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刺向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利剑,因推崇人的存在与尊严,为人类思想带来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之光。但是,资本主义重新将人变为机器,则是资本对人类的贬低与蔑视。

资本追求高效、扩大化的生产,必然使分工更加彻底。处于生产流水线上的人从“全面生产”的人变成“片面生产”的人,奔忙于片面、简单、重复劳动的人不可避免地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工人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时每日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本者本人的奴役”(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第38页。。生产之于人的意义本应如黑格尔在讨论劳动问题时所借用的奴隶与奴隶主的隐喻,奴隶因劳动的现实性与创造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人因生产而实现人的类本质,享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但在资本逻辑统治之下,生产仅仅成为劳动者谋生的技术手段,“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第38页。,而劳动者为了谋求实现自己活动的手段而不断挣扎。生产活动在生存压力面前必然成为一种外在的强迫,成为令劳动者爱恨交加的宿命。

(三)资本逻辑是一种物化逻辑,加剧生产者与自身的分裂

资本逻辑是一种不断刺激物质欲望的逻辑,物质挤占了生产者的全部生存空间与发展时间,生产者迷失在物质欲望之中,丧失了批判精神和崇高追求,难以逃脱精神空虚、虚无主义的命运。

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欲望都在驱使资本家非人性化地对待无产阶级劳动者,无限延长工作时间,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同时操控社会舆论掩盖自身剥削的本质。有产者从选择资本逻辑作为首要原则的那一刻,就自动放弃了自身的人类属性,选择了物化属性,既在非人性化地对待他者,也在非人性化地对待自身。正如马克思批判道:“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恣意放纵的个人行为把别人如奴隶般驱使而满足自己的贪欲;另一方面,“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资本市场的动荡与角逐往往促使部分资本家在激烈的竞争中走向失败与破产,此时,非人性化的待遇对资本家而言才真正由理论转变为了现实。

“发财欲”对无产阶级更是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就肉体而言,劳动者在“发财欲”的驱使下,只能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加剧了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与人自身的分离。“发财欲”是没有止境的,劳动者对自身的强迫也是没有尽头的。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劳动者在拿到工资、提高收入以后,毫无察觉地自动走向资本编织的欲望深洞——消费主义。消费主义鼓吹无节制消费的合理性、正当性,建构、引导虚假需求,调动和激发大众的消费欲望,促使人们沉迷于欲望满足、新奇体验的庸俗快感之中,丧失对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崇高追求。“消费主义的价值倾向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逻辑相一致的,消费主义适应了资本增殖的需要,也是资本增殖的一种主动的文化策略。”(1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第2页,第60页。消费主义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催生主体想象、构建意象形态、身体拟象叙事等方式,完成对大众审美、视觉、身体、舆论的全方位操控。(17)崔健:《消费主义的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属性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6期。这一切以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完成,普罗大众在商品幻象的引诱之下温和地走进符号堆砌的“良夜”。

(四)资本逻辑是一种与自然背反的逻辑,制造生产与自然的对立

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具有盲目性、短视性的特点,只关心眼前利益的得失与成败,忽视自然界对人类的长远意义,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

具体而言,资本生产的经济理性以“计算和核算”的原则,自然界以其自身的“有用性”被纳入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市场原则为基础,人们为获取更多利润,不惜毁坏生态。对此,有学者批判道: “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1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第2页,第60页。从根本上来说,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存在无法弥合的矛盾,这决定了资本逻辑必然是反自然的逻辑。依靠所谓的“自然环境资本化”,寄托于“科技进步” “发展循环经济”等方法,都没有摆脱资本逻辑的思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理性与生态理性对立引发的环境危机。虚假需求刺激下的高消费、高生产更是促使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张,加重生态环境的负担,对自然界造成无情的“褫夺”。自然界不仅需要提供生产空间、原材料等,还要充当现代工业肮脏的“后厨”与散发气味的“下水道”,承接无休止的垃圾与废料。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蔓延。发达国家借助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不平衡的国际分工加快了对资源的掠夺,最终,一方面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良好生态治理形象,另一方面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度污染现状。然而,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使得这场资本与环境较量的灾难性后果最终将由全体人类共同承担。

概而言之,正是由于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生产利益至上、技术至上、追逐物欲、忽视自然,致使资本宰制下的生产出现了人与人的对立、外在手段与内在本质的分离、人与自身的背离、生产与自然的竞争。摆脱异化生产的困境,需要摆脱当前的资本逻辑,走向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逻辑,实现更加和谐有序的生产。

三、生产异化的解决:从资本逻辑回归生命逻辑

面对生产困境,不同思想家为寻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各异的方案。黑格尔试图通过回归绝对精神,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在意识领域解决生产窘境。然而,黑格尔所理解的生产终究是意识的生产,只停留在思维、精神领域,与现实的生产无涉。费尔巴哈的生产是作为人的类活动而出现的,他所理解的人类活动是人的情感活动,他寄希望于“爱的宗教”来解决现实的麻烦。费尔巴哈实际上还停留在唯心主义的思维水平,无法把握人类的现实生产活动的复杂性。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他们忽视物质生产的客观规律,无论对未来公社的生产构想多么完善,都不能不走向破产与失败。空想社会主义的落脚点在道德,而不是现实,对现实社会的生产活动,他们缺乏理性的分析和透彻的理解。应该说,马克思解决生产困境的方式更彻底,因为他着眼现实的生产,回归真正的生命逻辑。

(一)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是一种符合生命的逻辑

资本逻辑追逐利益,无视人的生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局限在财富问题上,只关注生产劳动在财富创造上的作用与功能。马克思对生产的解读,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的物质范围,将生产劳动放在人之为人的生命本质活动高度来考察。

第一,马克思将生产活动定义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性活动。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的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将生产界定为区分现实活动与意识活动的关键。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以及物质生活条件,都是纯粹的经验的活动。生产活动的物质性、经验性是确证人类历史客观性与现实性的可靠保障。

第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需要肉体组织以及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正常运转,而生产活动正是生命组织存续的证明,是个人与自然等关系保持正常秩序的中介。有生命的个人正是在持续生产着的个人。

第三,生产活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520页,第163页。动物的活动主要为维持生命适应自然。人的生命活动生产,不仅为肉体存续,而且生产出人的物质生活世界。

第四,生产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表现自身的生命,“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520页,第163页。考察了一个人的生产活动,也就明确了该个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理解了他的内在本质。

第五,马克思还关注到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的关系,明确生产决定了交往的时间、空间范围,而交往同样作用着生产。

总而言之,马克思将生产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切入点,将生产活动定义为人之为人的生命活动,生产多方面的规定性成为人类丰富个性的外在展现。

(二)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是一种回归真实需要的逻辑

资本逻辑刺激人类无限的欲望,制造虚假需要,忽视人真实的需要。生产从其自然的意义上理解,本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合理需要。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从现实的社会性与实践的生成性的角度理解人的需要,认为生产应该满足人的具体的历史的需要。无论是黑格尔借助抽象的精神劳动来满足人类需要,还是费尔巴哈借助“爱的宗教”实现感性的需要,他们均身陷抽象的泥潭,无法理解现实的需要与需要的满足。

首先,马克思明确人的需要本性,指出,需要与生命活动直接关联,任何人均围绕需要而活动,并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努力,“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需要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开展生产活动。人们通过生产活动,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确认自身的自然力、生命力。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人们总是通过生产活动,满足自身的社会性需要,在生产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520页,第163页。生产活动是人的能动的活动,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规划生产,在生产中运用、发挥人的本质力量。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次强调了需要与人的本性的内在关联: “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往、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两性关系、交往与分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本性需要,也就是说,生产、生产关系是服务于作为人类本性的需要。

马克思没有详细铺陈人类的需要。他将需要总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满足吃、喝、睡的物质需要,第二个层面指前一个需要引起的新的需要,第三个层面即人们创造历史的需要。我们可以结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整体理解作为人类本性的需要。基础需要是生存需要,即马克思的第一个层面的需要,是对满足生命活动的物质的需要。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也正是针对其仅仅停留在物质需要的层面,忽视人类生命多样性。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的需要,这些需要主要是情感方面的需要。情感建立在人与人的联结之上,人们在生产中建立人与人的联系,情感的产生与维系乃至破裂均伴随着具体的生产活动而变化。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生产将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精神性的需要偷换为物质消费的满足,不仅拉低了需要的层次,更是对人性的贬低,忽视人作为精神动物的内在要求。复杂生产活动的实现恰恰是要满足人类精神的崇高需要,恢复人之为人的尊严。而人的自我实现的要求与人类创造历史的需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是一种回归创造的逻辑

资本逻辑支配的生产是一种消费主导生产的模式,本质上将人理解为一种消费动物。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将生产理解为自由和天然创造力实现的过程,主张恢复人的创造性。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罗斯巴德的话来说,“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工厂和工业生产,就没有任何权威指导;相反,统一是靠类似于交响乐团里音乐家的协调方式实现的。”(24)莫瑞·N.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23-524页。也就说,透过生产,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人的本质需要,还体察了人类书写历史实现自身的创造过程。

抽象的经验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一堆僵死的事实堆砌而成的,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抽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实际上,两者都没有发现建立在生产之上的历史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生产中的人们不仅进行着物质的变换,还进行着精神的创造,推动历史不断向前演进。首先,“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527页。个人的存在建立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从事生产的个人在作为历史得以开展的首要前提和必要保障的同时,作为创造活动的主体而存在。其次,历史的记载和历史进程建立在自然基础和人们生产活动的变更之上。人们生产自身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开创着自身的历史。人们的一定生活方式、生命展现形式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存在高度一致。最后,人们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交往活动的拓展推动人们开创世界历史。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生产的现实水平,生产的发展,分工的演进,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经历从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演变。所有制演进的历史揭示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均是建立在人们的生产结构之上的事实。人们的生产活动具有丰富的内容,通过生产不仅创造出新的物质资料,还创造了思想、观念和意识,构建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精神产品。正是通过现实的生产,汇集了解放人类的真正力量。正如“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钉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527页。,生产活动促使人们创造新的历史,形成推动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

(四)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是一种符合审美的逻辑

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罗斯巴德对马克思的评价,“在他(马克思)的经济巨著中,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已经从异化的人转变为审美的人,他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件事情。”(27)莫瑞·N.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23页,第529页。其实,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第10页。也就是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第10页。,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是符合审美的生产造就的,审美的逻辑内在于生产本身。问题在于,审美是如何贯彻在生产之中的?或者说,生产活动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审美活动?

从产品与人的关系来看,人类是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自己的产品。马克思从人类对待生产的方式与动物对待生产的方式中获得灵感,指出,动物的产品直接归属于动物的肉身,因此,动物的生产是按照其自身所属的种进行的。但是,“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人的生产的全面性,使生产不仅按照对象的物种、本性进行,而且在生产中注入人的目的、审美、意志,使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意愿和审美情趣,实现人的自由意志。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对生产主体而言,既是自由意志的实现过程,也是美学生成、创造和体验的过程。产品成为审美结晶,寻求着新的理解和创生对象。最终,“经济活动将转变成艺术活动……行星本身将变成新的人的艺术作品。异化的世界将让位于美学的世界。”(31)莫瑞·N.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23页,第529页。

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理解生产,自由的生产实现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因而生产也就成为了一种审美活动。一般而言,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处于对立关系之中。无论人是运用规律支配自然,还是运用规范来维持制度和人际关系,都需要主体做出一种主观努力。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但在自由的生产之中,正如中国传统哲学中庄子所谓“庖丁解牛”的状态下,由于“技进于道”,生产成为乐生的要素,人和自然、主观和客观达到和谐一致,主体在生产成果中直观自身。生产也就成为了一种享受活动、审美活动。正如冯契所言,“从美学来说,自由就在于在人化的自然中直观自身,审美的理想在灌注了人们感情的生动形象中得到了实现。”(32)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概而言之,马克思深入现实的生产寻找破解资本逻辑的秘密,将生产回归生命,缓解生产中人与人的对立;将生产回归真实的需要,实现生产作为外在手段与内在目的的统一;将生产回归创造,异化的生产恢复为人的实现的过程,实现人与自身的统一;将生产贯彻审美,实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统一。由此,“现实的个人”通过“真正的生产”不断解决人的生存困境,获得解放的现实力量,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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