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纯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将国会通过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签署成“法”。这是美方炮制的又一部以法之名干涉他国内政的恶法。该法案将中国国家依法规制藏传佛教转世传承的规范体系承认为“转世制度”，却对制度产生的历史事实、法理逻辑、伦理基础、制度精义等表现出罕见的无知。

转世制度是具有确定渊源的法

熟悉西藏地方历史文化的人都知道，藏传佛教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后的宗系之一。藏传佛教的法嗣传承主要有家族世系传承、师徒戒法传承、寺主法座传承等。1288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僧人为保证宗派存续，针对元朝中央政府封授教领的政策，遵照前教领关于其将转世的谕示，访得转世灵童让迥多吉。让迥多吉继任该派教领法嗣“噶玛巴”后，元朝中央政府于1334年赐予其“晓悟一切空性噶玛佛”的敕誉，并颁发敕书、国师印、水晶印盒和金字牌等权符，形成中国治藏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确认转世灵童承袭法嗣的典例。从法治实践看，这个典例表明转世传承的产生存在中国国家法权体制这样一个前提。

明朝建立后，在元朝封授惯例基础上植入觐展和审查的定制。此后，明朝中央政府将封授、觐展、审查的施政行为，固定为一种需要“随时援引的典例”。1793年，中国中央政府又向西藏地方和藏传佛教界赍发“金瓶”，并应当时的八世达赖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立制请求，同藏传佛教宗教共同体协商订立了“金瓶掣签”条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