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画人容易画鬼难。”因为人每天能见得到，所以容易画，而鬼从来没见过，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所以难画。但王肇民认为应该反过来才对。所有人都没见过鬼长什么样，你想怎么画都行，别人也不知是对还是错？而人是大家都见得到的，哪儿画得不对很容易察觉得到，所以画人难。

要忠实呈现某一个事物，那一定是要看到过并且研究過这个对象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这是个常识，也是常理。要去研究，去做描摹的练习肯定是要花时间和用心力的，当然会有难度。

一种情况：这东西有，但你没见过。另一种情况：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情况。这世上有的东西，现在没见到以后总有机会见到，而不存在的东西就没有见到的可能性了。而没有见过的事物是否更容易画，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或者说，你没见到过实物，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看照片或者看复制品，也就是说，你可以间接地掌握某一事物的形象。

过去是不敢画没见过的事物，好像心里面过不去，总觉得是在骗人，或是自己骗自己，生怕被别人识破了让自己尴尬。所以尽可能地去找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和物，至少是在现实中能见到的东西才去画，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们宣称的写实就是这个意思。“写实”不仅仅是个画法问题，还变成了品德问题和世界观的问题，走到极端上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个意思，现在的人并不明白。

对着实物能画得下来，这本来算是一种让人羡慕的能力，具备了这个能力就如同过去鼓吹的那样：“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写实画得好的人，单位抢着要，端着的饭碗更牢靠。

任何事都是两面性的，得到了这个优势就必定会带来另一个劣势。离开了实物就不敢画、不会画了。对具体物质的依赖让画家失去了许多创造的自由，甚至失去了想象的自由，而且使画家很难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也就是说，很强的对景写实描绘能力让画家形成了很严重的依赖，或者说是受制于对象。另一个问题，描绘能力会积累成为技术，一套可以传承的技艺，导致后来的学习者只忙于掌握这套技术，没有心思去琢磨其他东西。

这个技术要是成为了一个体系，变成了教学的单一核心，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从一个体系出来的东西，显然也会有些许变化和差异，比如：委拉斯贵兹和格列科，这两个人画的东西是有差异的，但大的体系和路子是一样的。说好听一点叫“大同小异”，说严重一点叫“基本一样”。对于画画的人来说，若是大家都停留在这个状态上，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都很难说，就看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衡量。

为了画准某一样东西而去研究某一个物体的结构这是做事的正常逻辑程序。这时候，物体对于画家来说是重要的。而当你的创作不需要准确无误时，当然可以不需要那么严格地求真求似。比如，波洛克的泼彩就没必要去研究人体构造了。你要研究的是你在艺术创作中用得上的技能和知识，这是你的基本功，没有法定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绘画知识技能，只有适合于某个特定艺术家的功夫。有些知识是你这辈子也用不上的，因此也可以说，有些东西是没有必要学的。

有一类知识技能你学过了但之后用不上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害处，学了画画但后来你不画了这没坏处，但学了古典绘画后你要改画抽象画，有些弯就很难转得过来。知道了应该怎么画人之后，再让你把人画得不像人，这会有点难度。正确惯了，你就不能容忍错误了。这就是“知识的限制”。知识就是力量，但有时候知识也是一种羁绊。

只画见到过的事物，这是一种信仰。库尔贝就说过：“我没见过天使，所以画不出来。”但也有好多人专门画没见到过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是凭想象去画的，凭曾经见到过的物象去推理出没见过的东西，今天看来也是允许的，是可以被接受和承认的。就算是遵循个人的信仰或是原则而不能画某物，那也应尊重其他人凭想象画某物的自由。

有些人会说：我先学到手了再扔掉，先写实了再抽象，先理性了再感性，先立体了再平面。有些人会更古板，规定了先这样了才能那样。就如同一个法定的规则一样不能违反，否则就视为犯了大错。好在如今大多数学画的人在有了一定的见识之后都能理解和接受艺术多样性的现实。所以，那种过于古板和极端的规则不可能成为主流。

其实，真实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真”，另一种是“主观的真”。有人会说，主观的真来自于客观的真，这也许是事实。但客观的东西不一定就等同于主观的东西，更不可能代替对方。陕北老太太没见过真老虎能剪出漂亮的纸老虎；韩愈没到过桂林能写出桂林的诗；没去过西藏的人可以写出喜马拉雅；喜多郎没去过敦煌但他的敦煌曲很好听。很多时候，心里的东西可以还原真实，超越真实，再造出真实。这就是想象力的伟大。艺术离不开想象，但有时候可以离开现实，可能陕北老太太见了真老虎就不会剪老虎了。因为真实的客观物象破坏了她的想象力。

黄菁广西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