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称是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的。两个月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提出异议，作者是原全国妇联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罗琼。来信内容大致如下：

我作为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工作的成员之一，有责任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过程作出说明，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大约是在1948年秋冬，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和在该村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谈话，布置起草《婚姻法》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央妇委拟定出了《婚姻法》初稿。建国后，邓颖超同志把初稿送交党中央。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后，由党中央转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就是这样。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沒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

此信在发表前，全国妇联办公厅专门呈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后批复：罗琼同志的文章属实。

本文摘登罗琼介绍的史实。

筹备

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对于这些妇女领袖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但是，她们长期做妇女工作，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渴望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感受极深。

  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少的占33.3%，最多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市郊区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中或城郊中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作为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对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简称《婚姻条例》），后人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它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婚姻、家庭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说，具体运用来解决中国婚姻家庭制度问题的最初的法律文献。它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大革命的开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基本原则，是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起草小组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这个《婚姻条例》的基本原则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法律基础也比较成熟。

起草《婚姻法》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由于对一些条文有不同的看法，每次讨论都要发生争论。据罗琼回忆：“当时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有的同志反对离婚自由，一种顾虑认为婚姻是人生大事，怕离婚太自由了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邓颖超同志对于离婚问题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

诞生

1949年3月23日，中央妇委随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一起进京。《婚姻条例》草案，又经过一番修改，草案的各章各条，都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和修改，多的曾修改三十至四十次以上，少的也修改十至二十次以上。1950年1月21日，由中央妇委呈送党中央。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简称《婚姻法》）。废旧立新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告：“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有人评价，正是因为新《婚姻法》有了这条规定，才使得众多的妇女，从不幸的婚姻家庭中摆脱出来。

（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