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韵娣

（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1）

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两次大规模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如历史学家郭廷以所指出的：“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其中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西方国家把它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发生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甲午战争，是决定其后五十年中日两国国际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的关键一战。” 甲午战败直接后果和影响是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中国失去了制海权；《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还是日本第一次严重破坏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对日本来说，这场出乎其意料的战争大大刺激了它进一步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继续加紧实现其“大陆政策”，并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彻骨之痛。没有甲午战败，就不会有后来深刻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甲午战争是一部具有深刻影响的、国人当永远阅读的反面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有关甲午战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侧重于从经济角度论述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影响。[1]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一直是专家学者们探究的课题，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从国家层面上对军事、政治、制度、战略、经济、教育、信仰以及国民素质等诸多方面进行总结和反思，自然也对战术、指挥、武器、军费等细节上加以研究。究其根本原因，刘亚洲将军说：“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战略思维、顶层设计全方位的荒谬，导致躯体庞大的清朝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从此体内的各种痼疾并发，病入膏肓。

在中国潜伏十年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基于对中国全方位透彻的认识，在战前的《中国大势之倾向》分析报告中，就预言中国一定会在这场“日清战争”中失败。他之所以抱定日本必胜的信念，是因为中国社会腐败，为此他列举了自上而下的种种表现，深刻且具体，令人毛骨悚然。历来国家间的战争打的是武器、后勤、情报、战略战术、精神信仰、国家意志。

《纲要》在分析“社会制度腐败”时，从国家战略严重缺失、官场上下腐败、海军军费被挪用、军队总指挥思想狭隘等进行分析，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上奉行谋事、成事必循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主客观条件，在战前就已经不占有优势或已经失去了。因此，大清纵使有邓世昌、林永升、左宝贵、徐邦道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也改变不了战争惨败的结局，更挽救不了中国的颓势。宗方小太郎在报告中说，清国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他积极鼓动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动战争，他所提供的各方面情报对日本政府及军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

学者们经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可能会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军国主义的复活、中日领土、领海之争，还有来自国际反华势力的威胁从未停止过。这场战争早已结束，但并未愈合的战争伤口依然血淋淋。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影响，学术界普遍地从中国、日本、朝鲜、东亚范围和对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在华投资办厂等方面都做了充分的研究，早已达成共识。另外，日本通过这场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的盲目自信。在甲午战前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中国被远道而来的西方国家所打败。除了海上军事力量，陆上清军的武器装备不比“洋人”差多少。洋人终究是要登陆的，可是四万万人却还是打不过人家区区一万多人。当时国人的借口就是洋人“船坚炮利”，似乎武器不如人，败了也能说得过去，从上至下地自欺、自我麻醉。这期间有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琉球事件”，并引起了清政府对日本的重视，认识到了它是未来的敌人及台湾、海军的战略地位，但是还不足以从长远的战略高寒上重视，可谓没有被打醒。日本则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再加上之前清政府对西方国家逢战必败及在谈判桌上的疲软，从而更坚定了发展海军、加速侵略中国的决心，并积极寻找时机。而清政府却以为有了所谓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就有了海上的万里长城，不曾想败得再也找不到什么自我安慰的借口了。

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自唐朝中日白江口之战至明治维新长达一千多年，中国都是它的师傅。作为“蕞尔小国”的徒弟，日本不仅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复兴的追求，还把师傅打得颜面丧尽，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这也是在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特别是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中国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伪军、汉奸数量几乎与侵略军对等的国家。当然，甲午战败带来的从未有过的耻辱感也从反面教育了先进的中国人，引发了中华民族近代觉醒。

没有甲午惨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史无前例的刺激，也不会有后来的戊戌变法、旧民主主义革命、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中国共产党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局面，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给了贫苦、麻木的中国人民自信，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尽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界“脱亚入欧”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西方国家并不认同它的国际地位。甲午战前，西方舆论一边倒向中国必胜时，日本偏不信这个“邪”。宗方小太郎分析道：中国绝对不能称为真正的强国，清政府腐败、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民心涣散。日本对中国不能仅仅从兵器、军舰、财力、兵数上去判断成败，日本“在精神上早已知其全胜矣”。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条约第六款、另约第三款，获得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迫使中国承认了它与西方国家同等的地位。大量的战争赔款使日本快速地完成了产业革命、金融改革，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从而更加坚定了对外扩张的野心。西方国家从此也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并逐渐与日本在事关中国事务上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越来越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宰割的对象，中华民族的命运越来越悲惨。[3]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军事理论非常明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是中国始终处于情报战的劣势。日本推进 “大陆政策”的过程是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对中国的情报战也是如此。日本在中国有情报机构；日本在本土和中国设有专门培养对华间谍的学校；日本官方和民间间谍人员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各种情报源源不断传回国内。其中，日本“间谍史上最杰出的天才”宗方小太郎则是“影响甲午战争及以后整个东亚历史走向的人”，在其日记中记录的间谍人员随处可见；日本间谍人员定期或不定期的向日本政府和军方提供各种情报，这些情报可谓是系统、完整、细微、深入，对发动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起了不可替代、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悲的是甲午战前及战争中，清政府几乎对日本一无所知。反倒是李鸿章衙门府周围布有许多间谍，身边被策反的官员倒是不少，还有那些为日本服务的中国百姓，在日本人那里都是有明确的记录。连李鸿章本人都没有保密意识，中国政府和军方在日本面前已没有秘密可言。纵然有黄遵宪、何如璋等少数国家安全意识较强的官员著书立说并发出警告，但在清朝全社会腐败的情况下，其真知灼见也是孤掌难鸣。[4]

严惩间谍是各国法律正当条文，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也不例外。清政府根据大清律“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军情者，不分首从皆斩”，处决了 “三崎”等一些日本间谍。可是，相比他们在中国的大肆活动，清政府的防范意识、防范教育、防范措施远远落后。所谓的“间谍战”或“情报战”，中日根本就不是对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日本谈不上什么“战”，就是被动地应对而已罢。日本在尝到“间谍战”甜头后，为了进一步实现侵略中国的战略计划，在《马关条约》和随之的《辽南条约》中，确保了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及汉奸身份合法化。此后50年间，这个影响太深远、教训太深刻了。[5]

当今间谍战在我们身边依然硝烟四起，大陆学生及海外留学生成为境外或台湾间谍重点瞄准的对象，通过金钱收买、感情腐蚀、色情引诱、网络勾联等手段进行策反，所以，对大学生及全社会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极为重要、刻不容缓。

《纲要》的侧重点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号召学习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党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进一步创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学“四史”的主阵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