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西安，70003) 呼兴华 李 玲 刘厚利

健忘是以记忆力差、遇事善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病证，文献多见“喜忘”“善忘”“多忘”等称代。自宋代《圣济总录》中称“健忘”后，沿用至今[1]。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搜罗文献，去粗取精，集明代以前医学之大成，撰著《证治准绳》。其中《证治准绳·杂病》《证治准绳·类方》两书记载健忘内容丰富。对比《推求师意》所载，《证治准绳》在治法、方药方面均有继承与发展。本文从立论出处、辨证治法、选方用药、后世影响等方面予以探讨。

理据医经，辨体论病，重在心脾

《证治准绳·杂病》“健忘”的主体内容与《推求师意·杂病门》“健忘”所载基本一致。略有不同处在于，《证治准绳·杂病》补充了《黄帝内经》关于健忘的相关经文6条。其中包括《灵枢·大惑论》所载“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灵枢·本神》所载“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素问·调经论》所载“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善忘”等。此外，《证治准绳·杂病》完整转引《推求师意·杂病门》“健忘”所言：“人生气禀不同，得气之清，则心之知觉者明，得气之浊，则心之知觉者昏。”此处“心之知觉者”，可视作对心主神明功能的肯定，虽说可惜其未作心脑在经络循行与生理、病理方面的相关探索，但是对临床治疗老年痴呆和健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法取河间，旁引道家，内守精神

《推求师意·杂病门》认为：“凡是心有所寄，与诸火热伤乱其心者，皆得健忘。”此说上承刘完素观点，以火热论治情志病，既立论于心，以寒制热，以水制火，又提出修上善若水境界以修养精神，内调情志[2]。同时糅合《道德经·第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以及南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静者寿，躁者天”等观点。并进一步解释认为：“故性静则心存乎中，情动则心忘于外，动不已则忘亦不已，忘不已则存乎中者几希。”清静有助于神气的潜藏内守，躁动则容易耗伤神气，造成健忘。至于如何静神防病，预防健忘，提出“不若平其心，易其气，养其在己而已”(《证治准绳·杂病·健忘》)。

归纳治法，依证附方，影响后世

对比《证治准绳·杂病》《证治准绳·类方》与《推求师意·杂病门·健忘》收载健忘治法治方，不难发现，王肯堂搜罗明代以前治疗健忘文献，以《推求师意·杂病门·健忘》为主，归纳完善为：思虑伤脾(虚)、精神短少(虚)、痰迷心窍(实)、心肾不交(虚)、上虚下盛(虚)、肾精不充(虚)、心气不足(虚)7种证型，另配治方21首，且个别治方标明出处。例如治思虑伤脾型健忘之归脾汤(《济生方》)，治心肾不交型健忘之朱雀丸(《是斋百一选方》)，治痰迷心窍型健忘之加味茯苓汤(《世医得效方》)，治疗肾精不充型健忘之孔子大圣枕中方(《千金方》)等。需要注意的是，《证治准绳·类方》收载治疗健忘无名方，如治肾精不充之读书丸、苁蓉散、大益智散等，可能是王肯堂自制方[3]。

清代林珮琴编著的《类证治裁》专列健忘医理并附方。其医理内容便是以《证治准绳·杂病》的“健忘”内容为基础进行发挥，归纳完善为素有痰饮、痰迷心窍和血瘀于内3种实证，以及肝肾亏虚、思虑伤脾、精神短少、上盛下虚、上虚下盛、心肾双亏、心气不足、劳伤心脾、禀赋不足和肾精不充10种虚证[4]。《类证治裁》健忘随证附方16首，其中，治疗素有痰饮者用茯苓汤，痰迷心窍致忘用导痰汤(寿星丸)，心脾两虚之萦思过度所致者用归脾汤，气血两虚用人参养营(荣)汤，禀赋不足和肾精不充用孔圣枕中丹(定志丸)，心肾不交用朱雀丸等8首，皆引自《证治准绳·杂病》与《证治准绳·类方》。

需要注意的是，《证治准绳·杂病》摘录有唐宋时代治疗健忘的单验方，如《千金方》中的“孔子大圣枕中方”“治多忘方”，以及《肘后方》远志为末治多忘善误等。尤其对远志的药用，说明王肯堂对于远志益智的肯定。自《证治准绳·杂病》对于“健忘”之心肾不交、上虚下盛辨证起，至林珮琴《类证治裁》中对于心脑肾与记忆相关性的辨证，显见《证治准绳》健忘方论，对后世中医神志病学的继承发扬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总之，宋代《圣济总录·卷第四十三·心脏门》记载：“论曰健忘之病，本于心虚，血气衰少，精神昏愦，故志动乱而多忘也。”将健忘的病因归于心脾血虚。其后金元医家思维活跃，刘完素力主风热壅滞致忘论，朱丹溪认为精血亏耗、痰阻气机致忘论。尽管《推求师意》被认为是托名明代医家戴原礼所著，至今作者身份存疑[5]，但是《推求师意·杂病门·健忘》引用《黄帝内经》等医书，推崇刘河间、朱丹溪等医家论点，可看作是金元医家辨治健忘核心观点的总结。王肯堂以《推求师意·杂病门·健忘》为蓝本编写《证治准绳·杂病·健忘》，间接探索了心理与健忘的关系，模糊描述了健忘引起异常的心身现象，并且肯定了禀赋与健忘发病的关系，但是未能就此深入与突破，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