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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史料中的太医院
——北京“太医”文化的开端*

2021-01-04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中医文献杂志 2021年6期
关键词:金朝太医医者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从医学史的角度看,宫廷医学是北京(古称燕京)地区不可忽视的瑰宝,很多研究将视角关注于医学成果相对丰富的明清时期。有学者评价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等诸多因素推动医学不断发展,从而使中医学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进入了全面丰收的黄金时代。”[1]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医学的蓬勃发展与政府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明清两代“太医院”医学医政体系的形成承袭于金元,所以对金元“太医院”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明清医学辉煌成就的形成背景。本文将基于金朝时期北京太医院建立发展的史实,展现其对中国医学与北京地区医学发展的影响。

金中都太医院

中国医官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周礼·天宫》中对医官的描述就有“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2]。据《四库全书·史部》所辑,“太医”两字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3]。从那时起一直到魏晋时期,“太医”两字大多仅指代为皇室服务或医术精良的大夫。同期,其医政管理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大多都由医官直接管理,并没有设立特别的机构。到西晋时期,官方创立“医署”,才开始在朝廷中正式有了主管医学医政的行政机构。类似的称呼,如“太医署”,一直保留到北宋初年。两宋时期继承唐太医署的设置,在此基础上改名太医局,又另设翰林医官院(局),分别主持医学教育和皇宫内的医疗与医政。

1115年,兴起于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金朝。随着金朝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其不断向南扩张领土,并于1125年灭辽,控制燕京,进入中原。为了更好地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缓和与前朝遗民的矛盾,金朝开始了吸收汉族文化和汉化改革的过程。

“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4]691金继承了北宋在北方的经济、文化基础以及相对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医学医政体制自然也与北宋相似。最终合并了翰林医官院与太医局,“太医院”这个医学行政机构在金朝政府中正式形成。

《金史》所载最早的“太医”出现在1151年。“(天德三年)三月庚寅,以翰林学士刘长言等为宋生日使……戊戌,诏朝官称疾不治事者,尚书省令监察御史与太医同诊视,无实者坐之。”[4]97说明天德三年(1151年),金朝宫廷中的医官已使用“太医”这个名称。当时北京的太医院尚未落成,因为金朝虽然已经将秦岭淮河以北的领土悉数收入囊中,但其首都依然在会宁府(今哈尔滨东南)。同年,海陵王发布《议迁都燕京诏》,决定以汴京为原型建设时称燕京的北京城,金中都的建设在这一年才“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4]572。贞元元年(1153年),燕京宫城建设完成,“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4]1863。之后,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王为了加强迁都的彻底程度,“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4]97,可以初步判定,此时大多数公职部门已迁至北京。

虽然相关史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太医院的落成时间,我们仍可以基于上面的内容并结合太医院职官传记等其他史料来限定。《金史》载:“三年正月壬戌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寅,子矧思阿不死,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及其乳母等。”[4]108谢友正作为太医副使,由于没有救治成功皇子矧思阿不,卒于正隆三年正月(1158年)。这说明此时太医官已经在金中都生活工作,那么金朝北京太医院应于1158年前已建设完成。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知,金朝的太医院正式落成的时期应在1153~1158年间。这是北京最早的太医院,此后这种设置被元、明、清三朝沿用。由于年代久远,金中都太医院遗址已不可寻,但结合史料与考古结果可大体推测出,金中都太医院衙署作为金中都六部衙署的一部分,应在今北京城西南鱼藻池遗址向南、金中都公园向西的地方。

医官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

在制度方面,金朝将承担中央医学教育、行政管理的机构命名为“院”,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对于行政机构的命名,历朝历代都不会随意设置。《国语·晋语四》云:“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5]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定义不同机构和人的名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金史》云:“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4]1216选择以级别仅次于“省”的“院”来命名宫廷医学机构,在形式上表现出了对医学以及太医的重视。北宋初期,除继承唐朝太医署的设置外,还另设“翰林医官院”,这是将医官归入文官序列的结果。虽然其意在提升医官地位,但是医官所掌握的权力与他们相对于文官中的地位并没有实质变化。在元丰五年(1082年)其更名为翰林医官局,机构地位回落。金朝太医院在国家医疗行政机构命名的名分上有所提高,同时还整合了宋太医局与翰林医官院的职责,将医学教育与医政重新结合起来,丰富其职权内涵。此外,金朝太医院地位的提升,在医官品阶上同样也有所体现。宋朝在医学文化氛围上一片繁荣,包括宋徽宗亲自撰写《圣济经》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也在此时发生,但根据《续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宋朝在经过一系列职官制度的调整后,其医官的最高品阶仍为从七品[6]。金朝在太医院设立之初,便将其最高品阶设定为正五品[4]1225。可见,太医院在金朝皇帝们的眼中是相当重要的机构。不过,虽然太医院已以“院”命名,但实质上太医院仍归宣徽院管辖,所以,即便金朝在继承宋朝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开始提升中央医学医政机构的权力与能力,但实际上仍有流于表面之嫌。

为了更好地服务皇室以及体恤民众,金朝同样设立了御药院、尚药局以及惠民司等机构。在这些机构中,除却惠民司隶属于礼部,大部分与医学相关的机构都归属宣徽院管辖。御药局和尚药局与太医院一样设置在宣徽院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部门的核心官员大都由太医院医官兼任。与宋代时相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吏治冗杂的现象,使得医政、医学教育、医疗实践可以更好地整合在一起,易于太医们统筹、协调相关资源,提升效率。

医学文化逐步开放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提要》中提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7]。可见,金元时期,医学发展有“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与宋朝经济和思想的繁荣发展以及大力推广医学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金朝对于医学的开放态度也对其发展有着极大的助力。

首先,出于金朝自身的需要,金太医院大力吸纳南宋官方以及地方的医学人才与医药物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乙卯,金人来索内侍伶官、医工、妓女,后苑作文思院,修内司,将作监工匠广固撘材役卒百工伎艺等凡数千人……己未,金人索朝服祭器,尚方药饵,下至博奕之具,车载而往者不可胜计。”[8]《金史》载:“贞元元年四月,大氏有疾,诏以钱十万贯求方药。”[4]1507金朝向南宋索医工、尚方药饵,为大氏(海陵王生母)重赏寻医,这都反映了金朝内部医学人才相对匮乏,所以出现了大力吸引医生归顺金朝的现象。同时,金朝吸引医学人才不仅仅是为皇室着想。天德三年,官方“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4]1862。这次诏选医生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帮助劳工与农民治疗暑月的疾疫。一方面,此举大力鼓励金中都周边所有的医者前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完成了对地区医者信息的统计,以便下一步有的放矢地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在《金史·列传第六十九》中就记载了以此次事件而闻名的医者李庆嗣[4]2811。这类举措,一方面大力继承了宋朝医学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拓宽了民间优秀医生进入太医院的通路,更加鼓励了文人研习医学的热情。

其次,金朝是发迹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宋朝,金朝对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有较强的包容度。结合金朝领土的地理位置,金朝太医院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南北方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医学交流。根据前人的研究整理,史料中所载金朝太医有“谢友正、安宗义、祁宰、高丽医者、粘割忠为横、祁忠勇、李中、薛遵义、王师道、候济、张子英、仪师颜、时德元、王利贞等”[9],从名字我们就不难辨认出,他们中至少有汉人、高丽人和女真人这三种不同民族的医者。

我们进一步从史料发掘中发现,有关高丽医者部分有如下记载:“初,有医者善治疾,本高丽人……穆宗时戚属有疾,此医者诊视之,穆宗谓医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则吾遣人送汝归汝乡国。’医者曰:‘诺。’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约归之。”[4]2882在这段记载中,金朝的统治者信守诺言,在高丽医者完成治疗之后,允许并帮助其返回高丽。这说明他们对于外族医者不仅是开放的,同时也是尊重的。类似的细节在对待汉人医生时也有体现。“因贺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焉。诏师道曰:‘如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归。’”[4]2869在这段记录中,金世宗的叮嘱是在意太医院医官安危的直接体现,表现出了当时太医院医生的重要性及其所获得的尊重。

总结以上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客观上金朝内部对优秀的医疗人才有需求,主观上少数民族政权对待周边文化包容的态度,共同促成了金朝北京太医院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自上而下影响了整个金朝的医学与医政系统,同时推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与医学人才的培养。这种太医院文化通过制度被元朝继承,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也使得存在了119年的金朝在中国医学史上拥有了相对重要的地位。

小 结

金朝北京太医院是北京地区设立的最早的太医院。它主要承袭并改进了宋朝医政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医官的地位,并且,以北京太医院为首建立了良好的医学交流氛围,在宋朝的基础上为金元时期的医学发展营造了适宜的环境。虽然针对北京太医院的研究并不少,但是金朝北京太医院却少被提及。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金朝延续时间相对较短,并且当时并存的政权较多,造成了史料较为分散的情况;另一方面,史料本身不是系统的医学文献,所以其中包含的医学相关内容有限。我们认为,在进一步发掘金朝太医院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可以同时关注辽、宋、西夏史料中的记载,以更好地充实金朝太医院的形象,为北京地区医学文献研究提供更多史料,进一步助力北京地区中医文献与文化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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