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燕

（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演进和嬗变

高等教育国际化源自于19世纪的柏林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国际化，华盛顿大学的“国际理解和交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全球校园”，密歇根大学的“为全世界服务”，波士顿大学的“世界公民”口号等。1966年，美国颁布了《国际教育法》，首次规定了政府应承担资助国际学习、对国际教育统一管理等方面责任。其后，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马赛大学，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国际高校，都提出了以培养“全球能力”为目标的国际化教育要求。

亚洲高等教育进行国际化，最早是源自于20世纪初的日本。到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广岛大学的教育家永经道雄、喜多村和之、天野郁夫等学者在政府资金、政策支持下，推动了“日本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高等教育得以“走出去”，外国学生“请进来”。2006年10月，南开大学首次承办了中国当时最高级别的研讨会——第70届国际大学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明确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1]2016年中国作为第18个会员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从此，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标准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中国高校达到了国际教育一般要求的质量标准，中国高校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国际上获得了普遍认可，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和全面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互联互通不仅仅是道路桥梁的基础物理设施的铺设，更是政策、人员、民间交流等的互联互通。为此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文件。并于2016年开始，教育部每年发布一次《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从教师、学生、组织管理等9个方面设置了近60项指标对我国高校国际化进行调研。[2]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教育特色有待提升、教育理念和评价标准有待完善、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中国特色”有待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3]国际化不是在一味地盲目跟风，不能找不到办学的方向，丢掉自己的特色。然而，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后的大学教材和改革从去苏联化到学习欧美模式，大学发展大多管理单一化、专业同质化、学科重复化比较严重。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高等教育唯有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特色大学道路，以特色的“一流”学科、“一流”文化、“一流”师资队伍吸引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青年学生来我国学习，才能真正赢得发展之地。

（二）制度优势作用在“一带一路”交流中的体现有待提高

制度优势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推动“一带一路”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高等教育的建立、发展乃至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制度，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走向繁荣的。因此，无论“一带一路”的资金连通、经贸活动、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教育对接、民心沟通、文化交流都是制度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一作用显然并没有充分得到发挥。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利益矛盾等原因，中国的制度优势作用在推进“一带一路”的高校交流中表现不够，或者有些政策又缺乏灵活和变通，让他国需要交流的师生产生顾虑。另一方面，目前有些高校存在着为了学校声誉、学校排名、学校的物质利益等目的互抢生源、重复派遣学习，部分高校对服务“一带一路”或茫然或漠然或消极对待，或者因为自身知名度较小而不敢触碰“国际化”领域。总之，未能发挥好全国一盘棋，发挥自身特色优势，不能对境外学生以及自己外出交流的学生有科学化、规划化、长期化的计划和安排。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质量不高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要走向世界，就要有面向世界的办学理念、办学举措、办学主张、办学条件。然而，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粗放式发展现象，内涵式发展明显不足，世界格局和眼光仍然不够。如何应对不同层次的教育环境中拓展自己的国际化进程，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研究者都急需总结经验、找准定位。

三、适应新时代新变化，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随着世界进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站在两个一百年的重要交汇点上，我国高校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在“一带一路”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4]教育界更要走在创新和发展的前列。

（一）面向世界办大学，突出特色建学科

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技术封锁或者封闭自身的方式办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绝不会走自我封闭的道路，走开放发展、包容发展、平等发展办大学是中国不二的选择。为此，一是学校要明确自己开放的初心，牢记大学发展使命，不能在开放中失去了方向；二是在学科建设上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高学科在国际中的地位，打造属于现代学科发展的科学体系；三是培养和扶持新兴潜力学科，提高学科影响力，使学科具有中国性质，同时也是世界的。

（二）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影响辐射力

今天，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民能向世界发出最客观、真诚的声音，中国的高校责无旁贷，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担负起沟通、交流、交融的重大使命。因此，一方面，我国高校要有真正的制度自信，才能使高校的教职员工、往来学生在理解不同制度中学会客观认识世界，理性地探究世界真理；二是党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时刻落实高校姓党的要求，各级部门的管理人员及教师在国际交流过程中真懂、真信、真宣传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讲好、讲透、讲生动；三是对于不同制度要有辨析和比较，包容他国制度不等于贬低自己的制度。要在交流比较中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事实服人，以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扩大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面向世界找定位，适应规律提高质量

建设教育强国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之一。高质量不仅表现在科技创新的高质量、人才的高质量、教育评估的高质量、学科体系的高质量，还体现在教育面向世界的高质量。第一，我国教育强国要求高等教育要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5]第二，要体现在教育水准的世界水平，要符合国际的标准，符合国际教育发展规律，通过国际间大学相互认证等途径实现我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历对等。第三，认真分析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中国学习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制定不同的学习规划，提出学习目标。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的比例高达54.1%，这里的学生水平差异较大，有些国家文化教育水准较高，如中俄间相互交流的10万留学生中有大批的优秀学生。不能用一套教材一种教学模式对待不同国家的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