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皓琪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重庆 402760）

1938年12月，郭沫若跟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来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离开，六年半的日子里，他先后任职于“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始终从事文化抗战工作。期间他与中共南方局紧密联系，为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汇聚起一大批民主爱国人士，掀起了重庆文化抗战工作的一个又一个高潮，为支持抗战、凝聚人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郭沫若重庆文化抗战的实践

郭沫若曾讲：“抗战期间，特别是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秉持初心，把团结抗战的工作进行到底，在重庆文化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指导了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凡在国统区从事过文化工作的人士，无不知道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与文工会，这两个机构先后指导了国统区的文化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筑起了文化上的堡垒。抵渝初期，郭沫若重点开展了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带领第三厅的主要成员参加重庆文化界举行的系列活动，通过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等方式宣传抗日。例如，1939年3月9日，郭沫若出席“文协”第一届年会，并发言表示：“作家要像拿枪的战士一样勇敢地对着敌人！”二是指导“孩子剧团”，把重庆文化抗战运动深入到了乡镇村落。作为第三厅最活跃的一支宣传队伍，自1940年起赴川北、川西各县演出，先后开展宣传演出近400场，将文化抗战工作深入各区县农村。三是利用“全国慰劳总会”，大规模开展前线慰劳工作。在渝期间，郭沫若多次亲任慰问团团长，带头支援前线。在“慰总”的重庆活动中，“缝制衣服劳军”一项，尤其取得了重庆工商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的鼎力支持，收获颇丰。郭沫若则在此过程中几次三番与国民党反动派唇枪舌战，保留了运输物资的卡车，使得慰问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抵渝中后期，郭沫若假借“文工会”的合法性探索了系列抗战宣传新策略。其一，组织文工会在重庆频繁开展文学活动、戏剧活动、学术研究等，试图以文艺交流之名，达抗战宣传之实。例如，1940年12月28日，文工会举行第一次文艺讲演会，研讨今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郭沫若指出文艺的反侵略性，鼓励文艺作家自觉并入抗战。其二，组织文工会主要成员团结所有在渝戏剧工作者，以文艺演出之名，达呼吁团结之实。郭沫若以其《棠棣之花》的排演，在重庆掀起了从1941年10月～1945年4月规模空前的“雾季演出”。诚如周恩来在评价郭沫若时，提到的那样：“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的工作策略进行了较大调整，方法上趋于灵活，形式上趋于多样，内容上更加集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与中共南方局密切配合，成功延续了重庆文化抗战的主脉。

（二）做出了个人创作为抗战服务的表率

在重庆生活的这段日子，郭沫若一边着手三厅与文工会的日常工作，一边耕耘不辍地进行创作，留下了大量文学佳作。它们无不深入现实、反映历史，发挥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作用，为重庆的文化抗战工作贡献了努力。其中属历史剧创作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甚至创造了战时戏剧运动的一大奇迹。感于重庆复杂的政治氛围，他热情投身于历史话剧的创作当中，本着“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的原则，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至今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蜚声文坛的历史剧作，突出时代情绪鼓舞群众，推动了大后方的戏剧运动。“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作《屈原》，以屈原的时代象征我们的时代，以屈原维护国家统一，坚持团结抗秦不得，反遭诬陷放逐的悲剧来隐喻国民党背弃人民、破坏团结，终将引来国家危难的现实，在当年的重庆推动形成一股长久不衰的“屈原热”。无独有偶，1944年1月，毛泽东在读完《虎符》剧本后，致信郭沫若称：“收到《虎符》，全篇读过，甚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其次，郭沫若还在诗歌创作中扛起了抗日爱国民主的大旗。他的重庆诗歌，风格大都趋于现实，注重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的书写。其中一部分，直接描述了社会现实，反映日军暴行。例如，1939年5月，“五三、五四大轰炸”爆发，山城重庆一片火海。郭沫若写下《惨目吟》一首，揭露日军的残酷暴行，告诫重庆人民勿忘国破家亡的伤痛。还有一部分诗歌反映抗战时局，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抨击。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军部发动突袭，严重破坏两党合作。郭沫若得知后题下一首七绝：“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直指国民党同室操戈的罪行，再次呼吁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共赴国难。

此外，郭沫若的重庆书写，史论也占据了重要地位。1940年以后，郭沫若开始在史论创作上发力，先后推出多部史学论著。1943年起，“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国内流窜起来，郭沫若主动配合中共南方局工作，完成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以明末史实，警示当下，在重庆引起了巨大轰动。毛泽东在读完这篇史论后还致信郭沫若谈到：“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封信，对郭沫若寄予了厚望，对这篇史论也提出了高度赞扬，而后该文被选为中国共产党全党整风文件。

二、对郭沫若重庆文化抗战的历史评价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寿辰与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在重庆轰轰烈烈的召开，这场活动汇聚了数百位活跃在重庆的先进人士，文艺界、文化界纷纷刊文为郭沫若祝寿，在重庆，甚至全国都掀起了巨大轰动，并留下了一批针对郭沫若的珍贵评价。结合郭沫若在渝期间6年半的文化抗战杰出成绩及其后期评价来看，有关其重庆文化抗战的评价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

（一）引领并创造了文化抗战工作的价值

郭沫若在渝期间始终担任着“引领者”的身份。周恩来1941年11月16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一文称：“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军队中人……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将郭沫若与鲁迅并举，肯定了郭沫若独特的时代价值，并指出四年多的抗战时间里，不论是在其著作上，还是在其行动上，都可以看出郭沫若充满着“革命热力”。回忆重庆生涯，郭沫若曾讲“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即便如此，也从未放弃过对团结工作的开展。正如矛盾在评价郭沫若这段生活时讲到的那样：“沫若先生，接受了政府的委任，筹划着领导着全国的抗战文化工作。尽管有时环境如何险恶，工作上有多少障碍，他总是不屈不挠。”1981年，阳翰笙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来肯定郭沫若之于重庆文化抗战的价值：“郭沫若同志，在暗无天日的国统区，大大鼓舞了文艺界的战士们的斗志，并领导他们奋勇前进，促成了抗战文艺的蓬勃发展。”

（二）做出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表率

郭沫若既是最早在一批并入文化抗战洪流的知识分子，也是坚持最彻底的一批，他至始至终都在倡导并践行战时文化对抗战的倾斜。当一个民族受到不断压迫的时候，真正的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绿川英子直言郭沫若做出了表率：“当时代到了不允许再留在书房里的时候，他就抛开书，抛开骨肉，赌着他四十六年以后的余生走上狂风暴雨的舞台。他以一个代表的文化人诗人，站在政治家的立场，并不拘泥于一本正经的书生的风度。”彼时的郭沫若诚然是一位大诗人和卓越的学者了，但他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反映现实”，做一个“时代的镜子”，而是试图去引领时代风尚。李初梨把他的这种行为概括为“尽一切可能去直接参加改造世界的活动”。这项改造首先是从诗歌上开始的，他毫不犹豫地将笔杆与枪杆连成一线，从“凤凰涅”的浪漫主义急转入“抗日救亡”的现实主义，在进步与反动的决斗中展开了一个“狂飙怒吼般的新诗歌时代”。当然，他更深层的目标是向着时代里的知识分子而去的。潘孑农认为郭沫若“号召着我们，勇敢地闯入时代的核心……使艺术与政治完成了紧密的联系。”不过，他号召的绝不仅仅是诗歌，尤其在1941年之后，还着眼于史学研究、翻译、史论等各个方面，一面实践，一面不断建构，逐渐形成了一套主张全面化、全民化、民主化的文化抗战思想。

其实，也正是对文化抗战工作的坚持，郭沫若本人完成了从诗人、学者向革命家、政治家的转换，在其成为“文化巨匠”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了“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