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宽

[四]

鲁迅于《〈绛洞花主〉小引》中曾这样论及《红楼梦》的主题：“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都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部《红楼梦》，光是主题，竟然就有这么多种解读，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也算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

清人张新之说，《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也”。《红楼梦》竟成了对《易》书的通俗形象的诠释，荒唐！

清代梁恭辰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在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眼中，《红楼梦》又成了黄色读物，可笑！

清代花月痴人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花月痴人，顾名思义，大概就是痴于风花雪月之人，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鸳鸯蝴蝶派”作家的那类人吧。在他眼中，《红楼梦》成了专写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鼠目寸光，可叹！

蔡元培先生是辛亥革命志士，他在《石头记索隐》中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无非是借《红楼梦》，再揭起一面反清的文化旗帜，可以理解！

清代“索隐派”学人张维屏说，《红楼梦》是写“故相明珠家事”，即描摹的是宰相明珠的公子纳兰性德的故事。另一“索隐派”红学家王梦阮与沈瓶庵却认为《红楼梦》是叙写“清世祖与董小宛事”。鲁迅先生认为这更是一派胡言乱語，纯属无稽之谈，只可视为流言。我们不妨送他们两个字批语——无聊！

当代又有许多人陷入“索隐”的泥淖中，还美其名为“红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红楼探佚学”。我真不明白，一位极富才情的当代作家刘心武为什么也会走火入魔，倾力去考据《红楼梦》中的人物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及身世，并煞有介事地说秦可卿是什么康熙皇帝的孙女。这种做法与张维屏之类的索隐派有何区别？

《红楼梦》是需要研究的，但只要读了刘心武先生的《红楼望月》等著作之后，你会发现，刘心武先生在文章中有太多的牵强附会。秦可卿为弘皙的妹妹的推论，中间有太多的前提，而那些前提有许许多多又是有待证实而又无法证实的史实。刘心武先生是我一向很尊敬的一位作家，但独对他所开创的所谓“秦学”，感到费解。

钱锺书先生曾批评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有时太陷入烦琐而不必要的历史考据之中，对陈寅恪曾不遗余力地去考证杨贵妃入宫之前是不是处女颇有微词，刘心武先生的“秦学”与“流言家”口中的“宫闱秘事”有何区别，学术价值又在哪里？

《红楼梦》的确是一个梦魇，红学界也的确有太多的迷雾，但曹雪芹的身世经胡适、周汝昌等红学考据专家的研究已大致清晰，这些研究成果也广泛被红学界认同，如果某些所谓的红学家仍将精力倾注在那些子虚乌有的“隐情”的烦琐考证之中，价值何在？

那么，《红楼梦》的主题，或者说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我看还是不妨读读鲁迅先生的表述吧！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只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绛洞花主〉小引》

鲁迅先生从形而上人生态度的层面，剖析了《红楼梦》的主题。先生认为：曹雪芹借贾宝玉的悲剧，说明在这个世界中大爱之人必定承受大孤独、大痛苦，厌世、愤世、玩世、冷酷地与这个世界周旋的遁世，也都不过是大爱过后继而大孤独、大清醒之后的无奈选择。

一句话，《红楼梦》是一幕幕人生悲剧。它将人生中“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了！纯洁的爱情，易逝的韶光，人性的善良，补天的才气，《红楼梦》中有太多太多的美好。张爱玲谈及读《红楼梦》的心得时曾说：“欣赏《红楼梦》，最基本最普及的方式是偏爱书中某一个少女。”金陵十二钗，当然是曹雪芹倾情塑造的人物，她们汇聚了人性中的许多美好品质。张爱玲读《红楼梦》就是带着欣赏美、痛悼美的心态去读的。

《红楼梦》是悲剧，聪颖的读者，有慧心的读者，读读《红楼梦》吧，你一定也会有自己的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