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蕾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 200233)

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伦理直接反映在选题策划、稿件撰写、稿件采集、编辑加工和出版传播的每一个环节中。在出版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学术期刊可能会遇到质量建设弱化、价值导向偏移、发展转型困难等诸多问题。如何应对融合发展带来的挑战，是业界和学界需要思考和谋划的重要问题。

一、学术期刊融合出版的时代价值

融合出版是指通过运用数字与智能技术，以融媒体为载体，以跨平台的方式促使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在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1]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鲜明地指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目标。自2003年中央大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加快发展以来，我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拉开序幕。之后的十多年，得益于技术的迅猛突破、市场需求的剧增，数字出版开始出现“井喷”式发展。 2021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学术期刊融合发展的要求，[2]明确了推动数字化转型、推进融合发展平台建设的具体要求。在不断优化的顶层设计指引下，学术期刊积极探索，对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和长远的部署，融合发展的步伐迈得更有自信。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迈上了新台阶，数据共享与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出版业转型升级具备了进入深化阶段的基础条件。

在转型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学术期刊不断更新发展理念，积极适应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探索网络优先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于是，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思路日渐清晰，路径日渐明确，且呈现诸多亮点。

首先，内容融合提升了学术创新引领能力。对于任何出版形式来讲，“内容”都是重中之重。融合出版追求“一次出版、多次开发”，内容资源在技术的助力下被多次挖掘和利用。期刊不再仅仅是学术传播的载体，通过资源整合，期刊可成为学术创新引领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中介。出版成果的高质量推送，可以扩大学术影响力，吸引优质稿件资源，提升学术出版质量。对出版资源的充分有效挖掘，有助于打造出版精品，搭建展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交流阵地。

其次，技术融合优化了出版服务能力。作为发布学术成果、引领学术热点、传播学术风气的重要阵地，学术期刊融合发展之路为保障学术成果传播实效与动态反馈学术生态奠定了技术基础。融合发展模式助力学术期刊搭建知识网络并针对热点问题提供专业知识服务或解决方案，实现了期刊由传播学科知识向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的转变。5G技术带来的信息技术变革，更是为改善阅读体验、提高出版效率、拓展传播范围提供了技术支持。[3]

再次，渠道融合推动了学术分享与开放竞争的良性互动。学术期刊承担着传播学术成果的重任，相对图书出版，其有着周期短、研究领域相对集中的特点，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依赖内容资源的时效性、专业性，期刊所传播的最新科研成果往往成为学科协同研发的共享资源。随着社会各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加强，学术期刊也在不断完善开放获取方式，更便捷地提供资源、服务学术生态圈。目前，国内一些大型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已经加入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综合性学科资讯平台、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中，并且尝试运营服务学者的虚拟学术社区，从而推动学术分享与开放竞争的良性互动。

二、融合发展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的伦理困境

融合出版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出版行业普遍选择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试图实现由单一内容出版到数字出版、信息服务的职能转变。但出版数字化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并没有及时调和学术期刊出版面临的问题，新技术的运用给期刊行业带来新面貌，也给出版活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有必要理性分析融合发展环境下学术期刊存在的困境并探索解决方式。

(一)内容融合与人文精神流失

1.人文精神的流失冲击学术期刊质量

传统期刊出版的内容都须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这是国家对于出版流程的硬性规定。然而融合出版带来的便利化和数字化带动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趋于多元化。微信、微薄、今日头条等平台均出现了期刊数字发布的身影。这类新媒体平台以便捷、高效的优势快速形成凝聚力，越来越多的传统期刊倾向于采取数字化的方式占领市场。这也同步带来了对于刊发内容把关不严、编校流程缩减放水等问题，即学术成果的出版速度与学术质量反比例增长。这些与出版伦理背道而驰的现象，反映了学术出版主体人文精神的缺失，以及知识生产和传播价值链条的变异。一些批量生产、质量参差不齐的学术赝品混杂学术精品中，公众对学术以及知识的敬畏和尊重有减弱趋势。又如，人们选择更直观地通过网络下载量等数据判断学术期刊的质量，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各种数字化评价指标纷纷上线，而传统学术期刊出版的特色栏目、品牌优势等的影响力是无法体现在数字化的指标中的。在数字化的“重压”之下，这些优质的学术资源被明显削弱，而迎合各种排行榜数据的学术资源得到繁荣发展。

2.学术不端行为更趋复杂化

人文精神的流失无疑会阻碍期刊学术价值的实现和出版伦理的坚守。目前，学术不端的形式和种类更趋多样化。从学术期刊出版伦理的层面来看，个别作者、编辑等出版主体出现的学术精神缺失和学术腐败现象，违背了学术研究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理性，扭曲了传统学术价值导向，出版人应有的精神与担当会逐渐被时代的功利性吞噬。学术期刊是国家学术事业交流与展示的平台。作为媒介，使学术成果更广泛传播是其最本质的职能。因此，学术期刊最终的追求应该是良好的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然而，数字化时代和市场经济大潮给学术期刊带来的冲击，有可能动摇学术期刊原有的宗旨。数字技术使学术不端的手段更加“隐蔽化”，对稿件质量把关不严，必然导致学术期刊质量的下滑。网络给学术行为提供了更加丰富便捷的可供抄袭的数据源。作者可以轻易搜索并合成所需信息，为己所用，甚至借助智能软件辅助创作。数字技术既可以便捷学术不端的识别，也给学术不端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似乎通过学术不端查重就获取了“通行证”。事实上，现在的学术不端已经不仅仅是“贴一贴”、“拼拼凑凑”了，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的不端行为更不易被察觉。

(二)技术融合与技术威胁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学术期刊出版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威胁”。

一方面，数字化带来阅读体验的变革，读者被各类信息包围。数字阅读方式为读者获取学术资源打开了便利之门，但数字化阅读带来的信息超载，也使人们无法专注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有可能丢失“眼到、笔到、心到”的阅读习惯与能力。人们阅读的速度更快、阅读的频率更高、思考的时间更短、思考的深度更浅，人的主体性空间需求被剥夺。学术期刊长期以来的作者资源、品牌优势、特色栏目等优势被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削弱。[4]数字出版技术突破了印刷出版技术在传播渠道、传播效率和传播空间的种种局限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与便捷，也带来了人的主体性衰落的风险——学术资源搜索功能中充斥着“技术”的意志和观念，使读者的知识获取意图转换为可以被分解、度量和优化的数据，读者自身的创造力被限制，思维能力、辨别能力、判断能力等主体能力退化。

另一方面，网络获取方式的便捷性，使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倾向于通过各种数据库查阅所需资料。目前，国内期刊全文检索平台主要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资讯等，这些平台主要是追求效率和便捷，通过构建“大而全”的数据库模式，实现知识获取的“一网打尽”。 当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者面对数字出版平台的“垄断”行为无能为力时，传统期刊出版者将处于被动局面，其发展会受到压制，后果可能是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质量下降，最终导致没有高质量的学术内容可供传播。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信息资源的聚合本身，让数字化时代的学术期刊无所适从。无论是数字出版平台，还是期刊或个人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内容一般都是“文章”、“摘要”，见文不见刊。这是出版者对大数据时代碎片化阅读的应对方式，是融合出版的重要特征，但这样的知识本身却不利于知识汲取和学术研究的系统化和有序化。

(三)渠道融合与功利主义

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给学术期刊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融合发展，成为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学术期刊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探寻出凸显自身特色的多元化发展之路，才能确保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一直以来，学术期刊都以内容出版为核心，但在数字时代公众需求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学术期刊应该逐步实现学术信息服务的职能转变。为了更切实地发挥学术引领的精神原则，学术期刊需要以内容出版和信息服务一体化的数字化学术平台为发展目标。

“互联网+”是学术期刊热议的话题，但热烈的讨论并不能带来行动。[5]现实中，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使诚信的学术风气和治学精神受到功利主义的裹挟，打破了原本纯粹的学术氛围，某些严肃神圣的学术研究成为社会化、快餐式的谋利工具。由于印刷周期和传播方式等的局限，传统学术期刊的影响范围和传播速度难以和数字出版物抗衡。在推进融合转型后，内容创作模式、产品形态及传播方式、数据管理和应用等都会发生变化，然而如果盲目推进全面转型，一些学术期刊建设数字化平台和整合信息的能力欠缺，也没有专业的编辑人才，就会难以肩负起自身的学术使命。

此外，中国知网等数字平台低价甚至免费收录科研人员学术论文，对科研机构和高校师生有偿使用并不断提高价格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日前，维权8年后，年近九旬的某退休教授，终于等来了中国知网的道歉和70余万元赔款。从2013年起，该教授以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起诉中国知网，如今全部胜诉。 学术数据库提供的产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一旦学术文献的版权资源形成垄断，供给方式单一，经营者凭借这种垄断优势实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危害很大。而老教授面对媒体的回应也印证了其出发点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问题：希望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不是一家独大，多搞几个平台，使它们能够良性竞争 ，这样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传播，有利于我们知识产权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创新动力的战略的落实。

三、融合发展时代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构建

期刊出版伦理构建比较复杂，需要包括出版界、学术界、社会组织、政府和公众等在内的全社会学术共同体的参与，通过良好互动和共同努力达成出版伦理共识，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

(一)内容层面，落实学术期刊把关责任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学术期刊出版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要不断完善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7]遵循学术道德、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是期刊发展的基本任务，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应当以促进学术道德建设为重要任务。期刊出版单位应当注重学术道德建设，建立健全的论文评审机制，严把学术道德关，在期刊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要求，严防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

数字产业化趋势对学术期刊出版伦理提出了挑战。学术期刊出版需要审时度势，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灵活调整运行机制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以期更好地实现学术期刊的科研引导作用。在出版伦理的把关方面，期刊出版单位肩负着重要责任，被社会寄予厚望。出版主体应具有明确的道德归属、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编辑主体必须具有适应数字技术发展的质量意识和规范意识。[8]具体来说：一是需要制定适应融合出版需求的相应的出版政策，理顺出版流程，参照传统出版政策要求落实数字出版三审三校责任。期刊出版主体需要认识到规范化运作的重要性，制定相应的出版规范，对于传统纸刊出版和新媒体出版，应用同样的标准严格把关。二是将出版政策公开、透明地公之于众，接受监督。三是不能因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而忽视存档备查机制，严格按照出版档案管理要求，妥善保存各种原始数据和编校流程记录，便于责任追溯。四是依靠数字资源，落实学术不端检测机制，以及学术不端举报、核查、惩戒机制。目前，已有学术期刊对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作了严格的规定，有的学术期刊还要求作者通过书面形式对学术诚信和版权等事宜签订承诺和协议，以促进作者自觉遵守学术规范。五是提高自身素养，与时俱进，学习掌握最新融合出版技术，为做好把关人打好基础。编辑是期刊质量的最直接责任人和把关人。在学术成果转化过程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中介作用。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期刊编辑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过硬的专业素养。期刊编辑不仅要具有开阔的视野还有有高度的职业认同度和把关能力。

(二)在技术层面，构建智能化的出版和监管平台

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学术期刊智能出版和监管平台，是构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伦理的重要一步。数字时代，出版行业有了新的市场，融合出版有着巨大潜力。

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传统科技期刊的出版、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然而如何打造学术出版精品，搭建展示学术成果的交流平台是当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学术期刊传播平台已经全面进入商业化运作模式，有着较好的自我发展能力。然而这些商业平台面临着知识产权规范化、高端独享资源稀缺、开放性公益性服务分流了用户等多重挑战，如今这些数字平台也都在探索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其余带有公益服务性质的平台一般为政府资助性项目，这些平台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支持。目前，图书出版机构和部分高校期刊社在融合出版领域有着规模优势，他们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技术和专职人员建立融媒体中心，从事新媒体出版。在与数字出版平台建立业务联系时，这些有规模的出版机构议价能力更强。但仍有大量学术期刊是单兵作战，规模小、人员少、资金支持力度小，在融合出版的路上举步维艰。由政府部门或非营利机构出面构建智能化的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综合性学科资讯平台、知识服务平台，对于广大小规模出版机构来讲非常必要。如将大数据分析技术用于热点选题抓取和敏感内容排查，实现智能选题、智能纠错。又如，融合各类期刊评价数据，使之为动态监管期刊运营情况提供数据基础，对未达到一定标准的学术期刊及时通报，由政府监管部门介入考核。也可尝试建立科研、编辑人员的数字化学术档案，并规范化管理，针对学术道德规范积极开展教育引导。将学术道德这一指标纳入职称评级、业绩考核等，以这种方式促进行业他律，确保出版伦理的履行。

(三)渠道组织层面，形成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伦理共识

学术期刊融合出版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政府机构、传统学术期刊出版者、数字出版平台、出版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都与其有着特定的利益关联。面对复杂而综合的局面，如果只依靠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治理成本将会非常高，也存在管理的局限性问题。利用与涉及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一起协同治理的方式，为我们综合管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管理途径。

政府主管部门需要肩负起构建公共领域的责任，牵头组织学术共同体、期刊出版者等行业内人员和关注融合出版伦理建设的社会公众成立出版伦理委员会，在汇集不同行业、不同信息、不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凝心聚力，积极搭建多方合作交流的平台，在共同商讨和交流的平台上寻求将融合出版伦理和实践需求相结合的途径，确保合理合法地安排数字出版的制度及政策。融合出版有着巨大潜力，但更需要系统化、体系化的法律制度的保护和引导。可以借鉴各国经验，及时制定和国际接轨的配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版权相关法律法规的体系化建设，为出版业营造良好的运行氛围。学术期刊也需要树立起合作意识，走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路径，实现开放办刊，多刊联动，协同出版。例如，加入期刊学(协)会、科研院所、高校等组织的集群网站，增加期刊覆盖的受众，增强刊物的显示度，也可以与更多的行业专家建立联系，同时也有利于挖掘和培养潜力作者，与更多专家建立联系从而组建稳定的审稿团队，通过借力来打造和融入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编辑应主动自觉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个人修养，而行业协会等组织应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版伦理规范，指导学术期刊的发展。比如，可以针对出版伦理建设工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职能部门，并由专业的部门定期组织讲座、培训等，深化对出版职业道德等出版伦理的教育引导，使得出版伦理规范深化，并贯穿在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社会公众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治理中亦能发挥独特的作用。通过建立参与治理、宣传出版伦理的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向有关部门提供合理化建议。这种社会公众自发的组织，涵盖的范围会远远超出出版行业人员，能够实现以集体理性对冲主管部门的有限理性。

综上所述，在推进学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合理构建出版伦理能够有效解决融合发展时代学术期刊出版与传统出版产生的矛盾，使得学术期刊融合出版有序健康发展。以期刊出版行业人员职业道德与素养提升为根本，以妥善协调出版利益者及学术共同体间的出版伦理关系为重点，以深化出版伦理制度教育为基本保障，构建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学术期刊出版伦理，需要政府、公众、社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数字时代，学术期刊的良好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学术共同体对出版伦理的认知水平。[9]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在学术内容质量评价指标方面取得共识，构建有助于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学术评价指标，摒弃崇洋媚外的思想，打破唯指标论的单一评价体系，创造学术期刊健康繁荣发展的理想环境。同时，学术共同体要充分认识到自身与学术期刊出版之间互相促进、唇齿相依的关系，加深对出版伦理的研究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