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濛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就是她的翻译代表作《玉书》，该书集合了110首中国古典诗歌，是最早以欧洲语言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译本之一。朱迪特·戈蒂耶对东方的兴趣最初来自于她父亲——法国著名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写的一本小说《木乃伊传奇》(Leromandelamomie,1857)，这本描述埃及文化的小说为朱迪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朱迪特的作品大多与远东文化相关，并不仅限于中国，还包括日本、越南等地，在法国翻译史、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正因为此，1910年，朱迪特成为第一个入选龚古尔文学院的女院士。

朱迪特一直倾情于神秘的东方文化，她尽可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去发现中国，探索中国，她不仅阅读了大量汉学著作、翻译典籍、游记传奇，而且个人兴趣还涉及中国戏剧、歌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以及更广泛领域的艺术形式，并致力于将中国元素融入其多部作品当中。这类作品主要包括《玉书》(LelivredeJade，1867)、《皇龙》(Le Dragon impérial，1869)、《东方之花》等。朱迪特的一生都在从事翻译、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尽管她传播的不过是自己想象中构建的中国文化，但她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一、《东方之花》里的中国新故事

(一)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与《丧期的扇子》

现在普遍认为，法国最早翻译《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是法国耶稣会士殷宏绪(Père d’Entrecoles，1664-1741)，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今古奇观》中的另外两个小故事，分别是《怀私怨狠仆告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个故事的法语标题分别是《宋国的寡妇》(LamatronedepaysdeSoung)、《严惩罪恶》(LeCrimePuni)和《三兄弟》(LestroisFrères)。1735年法国传教士、汉学家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 编著了《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et,pl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e),此书内容翔实，逻辑清晰，向西方大众展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魅力，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收录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也同样引起了人们较大的关注。说到《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法国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及伏尔泰(Voltaire)的哲理小说《查第格》(Zadig)，该书于1747年首次出版，最初的名称为《梅农》(Memnon)，经过几章的扩充，于1748年以《查第格》的名称再次出版。该书第二章主要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为参照，主人公查第格被置于虚拟的东方语境下，遭遇了一段段曲折非凡的经历，作者伏尔泰运用深刻而细微的洞察力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奇异无比、极具异域情调的世界，借此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且巧借中国的古训表达了他的哲学主张。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有不少都是借古讽今，“采用异域素材来抨击时弊，或借异域风情来暴露黑暗”，[1]385朱迪特根据庄子故事改编而成的《丧期的扇子》则又是另一番景象。该故事与庄子鼓盆发生在相同背景之下，内容细节部分做了些许调整。在故事的开篇朱迪特就直接表达了对庄子的赞赏之情：

哲学家庄子(Tchouan-Tse)是伟大的老子的最爱弟子之一……老子向学生讲解了《道德经》五千字的奥秘，丝毫没有保留。而庄子实际上也已经很了不得：他是美德和知识的典范，他的灵魂能脱离一切，就像哲学家的灵魂一样。[2]288

朱迪特笔下的庄子如原故事中一般具有“分身隐形，出神变化”的法术，但是这样一位哲人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坚不摧，爱神很快给了他重重的一击。原故事里，庄子有过三任妻子，其中第三任是他游历齐国时所结识的田宗之女。田氏很美，但“庄生不是好色之徒，却也十分相敬”。朱迪特对此进行了一番改写，作者给田氏取名“塞莱斯特”(Céleste)，并且将两个人的相恋描述成一段浪漫的巧遇,庄子迅速沉迷于她的美貌之中：

风吹起一位年轻公主的面纱，庄子偶然地看到了她，他的所有智慧都陷入混乱，所有的哲学知识都逐渐迷失。经过一番思想争斗，他以优雅的姿态投降了，并向这位公主求婚。

她是齐国国主的后裔，尽管王国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但这个家族始终为它的贵族血脉和联姻结盟而感到自豪。在那里，杰出的智者可以追求任何事物与人：这位齐国公主又被称为“天”，也就是说“天”接受了这位哲学家并成为他的妻子。[2]288

“Céleste”在法语里还有“上天”的意思，作者后来也提到公主又被人们称为“Tien”。作者的这一改编令故事的东方色彩更加浓郁，也增加了故事的情节性和趣味性。

原著里庄子将寡妇纨扇相赠的故事告诉田氏后，田氏勃然大怒，两个人争执几番后，就此无言，直有一天庄子忽然患重病而亡。原著作者对庄子的“去世”只是一笔带过，只写道“过了几日，庄子忽然得病，日加沉重”。而朱迪特则对庄子的心路历程好好渲染了一番，在妻子撕碎扇子、大发雷霆后，庄子表现出了对深爱妻子的愧疚与心痛之情：

庄子抱住她，呼唤她最甜美的名字。

……

塞莱斯特恢复了自己的傲慢，而庄子则继续学习。但后者只是看起来很高兴，他脸上挂着笑容，实际上心里却在叹息：蠕虫已在果实中，怀疑正在消磨他的幸福。为了知道妻子的爱到底有多深，他既想活着，又想死去看看妻子的反应。他每天都会自问一百次：她会为我哭吗？她会等到哀悼结束时再嫁另一个丈夫吗？

这种持续的担忧令他很快就病倒了。

他的疾病迅速恶化，医生们很快就宣布这位哲学家已经病入膏肓了……[2]295

朱迪特的这段话将原本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从容自在的庄子描绘成了一个情感更加丰富的普通凡人，他对美丽的妻子有留恋、不舍，也有猜忌和不安，他深受七情六欲的困扰，导致自己郁郁寡欢，病情加重。在弥留之际，原著里的庄子显得更加洒脱：“我病势如此，永别只在早晚。可惜前日纨扇扯碎了,留得在此,好把与你扇坟”，朱迪特笔下的庄子则显得更加情意缠绵：“你至少要对我发誓，以减轻我离开的痛苦，在我的坟墓没有干竭之前，你不会把你的心交给另一个人。”朱迪特从庄子鼓盆故事中获取新的灵感并加以想象改编，原本超然世外的庄子形象变得更加丰满，更加有血有肉，西方人所特有的浪漫的精神气质融于积淀着古人精神遗存的东方圣人故事之中。

(二)《天子的宠妃》与香妃传奇

根据香妃轶事所写的《天子的宠妃》也是作者朱迪特汲取东方灵感、结合自己想象而创作的一个例子。小说开始就点明故事发生在中国，兆惠(Tchao-Hoe)将军领着刚大获全胜的部队驻扎在中国长城脚下，长城是“一个皇帝的作品，他以最可怕的罪行而著称：焚书。”[2]316由于香妃的真实身份在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因此关于她的来历有不少版本，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将军兆惠平叛大小和卓之后将她俘获，进献给乾隆。朱迪特为了增加戏剧冲突，把香妃的出场描绘成是一位美丽的少年：

吸引他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陷在角落处的一张熊皮里，看上去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有着惊人的美丽，孩童般的眼睛，鲜花般的身体。但是娇嫩的嘴角处却挤出几道痛苦的纹路，他的脸色太过苍白，神情太过悲伤。按照塔塔尔人的习俗，他的头发被剃了一半，长长的黑色辫子从脖子后面掉下来，垂在熊皮黄褐色的皮毛上更显乌黑靓丽。[2]318

这位忧伤、美丽的少年就是以后的香妃，在朱迪特的文中她的名字叫“奥米娜”(Ominah)。少年的美貌令兆惠将军也深陷其中，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奥米娜就被其深深吸引的乾隆(Khien-Long)皇帝询问兆惠她是谁时，兆惠撒谎说她只是一个服侍人的年轻太监。乾隆虽没有当场揭穿他的谎言，但还是将奥米娜带回了皇宫之中。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辨出许多中国历史的真实痕迹，如皇帝命匠人在玉牌上用金刻上他为爱妾选取的名字“天梦”，这就是中国古代皇帝宠幸后妃时所要制作的“绿头牌”。清宫在挑选秀女时，牌子上写明该女子的个人信息，如旗籍、父名、本人年岁、有无生疤等内容，翻绿头牌即意味着皇帝即将宠幸这位女子。朱迪特在史实基础上再次注入了自己的想象，为这一情节添加了更多绮丽梦幻的细节，在她的想象编织下，这些小玉牌都挂在了一个亭子中，一个象征着荣誉殿堂的亭子中：

这个亭子以其建筑的奢华而特别。在它的双重屋顶下，其屋角像翼尖一样上升，上面只剩下刻着女子姓名的玉牌，悬挂在墙壁上，这些玉牌上还刻有女子的别名等，例如：松树魅影，牡丹女王，闪亮之源，莲花香气，幸福精灵，优雅柏树……

这些就如同情书的书页一般，根据情人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成，并且每天都要被情人翻阅、赏读。太监的首领是这个圣殿的看护。他傍晚来到那里，穿过回廊，读着这些深受皇上喜爱的女子的名字，然后，当他看到其中一块玉牌时， 转过身，他停了下来：他知道最高的命令。这就是主人的选择。

太监长来到被选中的女子居住的宫殿前，为她挂上红灯笼，并告知其这份属于她的荣誉。夜幕降临时，会有两个太监来接她。

除了美貌，她不可以有任何装饰和任何衣服。一个太监把她包裹在一件宽松的红色绸缎斗篷中，另一个把她背在背上，带她到天子的寝居里。[2]329

这些诗化场景带有浓郁的东方气息，朱迪特变成了沟通中西方读者心灵空间的中介。奥古斯特·德·维莱尔-亚当(Auguste de Villiers de L’Isle-Adam)曾经评价朱迪特的《皇龙》对中国城市以及风景的描述体现了作者对“当地色彩的深刻感悟以及塔塔尔族生活细节的细致理解”，[3]231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此处，朱迪特在《天子的宠妃》一文中也多次描述了这位塔塔尔族少女的各种生活细节和民族习惯。我们既能发现许多不为法国读者所熟悉的风俗和细节，又能体会到作者对遥远的东方寄托了无尽的情感与想象。

奥米娜来到皇宫之后，渐渐被乾隆所吸引，但是她并没有忘记仇恨，最后试图用匕首刺杀乾隆时反被识破。奥米娜与乾隆的故事就这样结束，最后关于她的记忆只剩一座孤零零的清真寺遥立在北京故宫附近的回回营内，那是乾隆皇帝下旨为她而建，夕阳西下时乌鸦总去那里为她哀唱。她的玉牌也蒙上了灰尘，变成了永久的记忆。

二、朱迪特·戈蒂耶的东方情缘与跨文化书写

为了追求翻译作品的忠实性，译者的个人情感与创作意图不可以体现在译作当中，但我们可以从作品的选择窥见译者的个人偏好。以《诗经》为例，朱迪特选取了《诗经》的部分文章翻译成法文，《国风·齐风》的第十篇《载驱》是一首讽刺诗(朱迪特将其归为爱情诗一类)，与《载驱》同被看作讽刺齐襄公与文姜私通的《齐风·南山》也被朱迪特加以翻译与改编，并改名为《罪恶的爱情》(Criminel amour)。《郑风·将仲子》被朱迪特改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儿》(Unejeune fille),《卫风·伯兮》被改为《忘忧愁花》(La fleur d’oubli)，朱迪特似乎格外钟情于《诗经》中文学意味更浓、历史文化意蕴更丰富的爱情诗歌，译者在虚拟的历史情境中获得情感的自由抒发，并得到精神的满足，这些诗歌深深地进入了朱迪特的情感世界，《诗经》的译介工作给她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创作空间，由此可以看出《玉书》里的中文诗歌并不是随机挑选的，而是作者有意识的选择。

到了《东方之花》里，作者的个人情感更加明显。以香妃故事为例，中国历史上对于香妃的记载并不详细，《清史稿·列传第一·后妃》对香妃有一个二十四字的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基和扎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晋为妃，薨。”其余的大多散见于各类史料中，因此关于香妃的传说盛传不衰，香妃的诗意形象也一直是文人墨客热衷构建的对象。在《天子的宠妃》里，奥米娜美丽、脆弱，同时又坚贞不屈、敢爱敢恨、勇于抗争，与《丧期的扇子》中的公主如出一辙，反映出作者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朱迪特将自己的想象揉于中国文化当中，让我们既能从中找寻中国历史的根源，又能看到一个别具一格的新故事，给西方读者以启示，给我们以新的思考。

不仅如此，她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形象丰满的乾隆皇帝，他诗才出众，朱迪特在尾注部分强调了乾隆的诗作才能，并特地截引伏尔泰写给乾隆的长诗以体现伏尔泰对这位中国帝王的赞美之情。①他温柔多情，为奥米娜的喜悦而开心，为奥米娜的忧伤而痛苦，他用满腔的爱意渐渐感化了仇恨中的女子。他还有着求同存异、尊重习俗的胸襟，他命令成千上万的工人昼夜不停地在宫中为奥米娜建造清真建筑，供她平日祈祷，包容她的民族信仰，他为纪念去世的奥米娜下令从喀什完全复制过来清真寺。朱迪特赋予乾隆赋予很多美好的品格，正如她在写《皇龙》、《天女》时所塑造的一个个圣明君主一样，无不体现着女作家的理想情怀。朱迪特借中国故事传递个人情感，中西文化的汇通不仅带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故事，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

《丧期的扇子》里庄子的结局则更加耐人寻味。原著里田氏逝世后，庄子便将房屋俱焚，绝尘而去，遨游四方，最后得道成仙，这一结局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下庄子的形象。而在朱迪特的笔下，公主变成了一只鸟，向庄子唱着嘲讽的歌曲：

“哈！哈！(鸟说)愚蠢的哲学家！在你的强颜欢笑之下，你的内心充满了绝望。

“你将一只可爱的蜂鸟关在笼子里，让它相信这便是整个宇宙，你的灰胡子是最美丽的东西。”

“傻子！傻子！你想束缚她的翅膀；但她看到了春天的朝气和爱的天空。

“哈！哈！她飞了，那只曾带给你快乐的鸟儿；现在哭吧，愚蠢的哲学家，在空笼子里哭吧！”[2]305

原著里的田氏惭愧自尽，庄子得道成仙，而朱迪特却将田氏变成了一只脱离束缚、敢爱敢恨、重获自由的鸟儿，庄子的结局也未详细说明，只道他离家而去，并未提及升仙之事。她以揶揄哲学家为出发点实则是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抑制，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封建婚姻习俗的不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兴许同她与高蹈派诗人卡杜勒·孟戴斯不幸的婚姻有关。对方自始至终玩弄她的感情，导致朱迪特对爱情绝望。”[4]19世纪在法国文坛崭露头角的卡杜勒·孟戴斯(Catulle Mendès)虽然才华横溢，但私生活却极其混乱。朱迪特的父亲早已预见这段婚姻会给女儿带去不幸，以至于他都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19世纪70年代上半叶，朱迪特与孟戴斯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她离开巴黎，搬去了位于维莱讷省(Ille-et-Vilaine) 的小房子“le Pré des oiseaux” ，并开始在文学中寻找情感的慰藉。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应邀来到这里，按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雷·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的说法，朱迪特的客厅是名副其实的“亚洲学院”，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身着欧洲服装的亚洲人，听到各种有关东方的奇闻趣事。这段特殊的婚姻经历对朱迪特的余生产生了影响，她再未结婚。

从《玉书》到《东方之花》，朱迪特的作品充满了中国符号：帝王、皇后、龙、酒，以及更普遍的河流、月亮、山等，朱迪特擅长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攫取新的灵感去构建她想象中的中国。她的创造性翻译使得《玉书》产生了一种别致的艺术效果，其中的异域情调令法国学者也为之惊叹，而《东方之花》对中国文学的改编则更加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学的新解读，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之，虽然朱迪特从未到过中国，但她凭借阅读以及个人非凡的想象力穿越时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体验架构出一座座独具东方意蕴的梦想之城，绘制出她从未真正见过的中国历史人物、风景和建筑。朱迪特对中国故事的改编大多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热情，这些故事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作者一直没有停止对东方文化的探索与追寻，她强烈的个人色彩深深烙印在了其作品中，她急于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历史丰富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这里有博大精深的哲学文化，有优秀高尚的民族传统，有美妙绝伦的文学与艺术。

我们不得不折服于朱迪特的中国幻想以及她的创作激情，不得不感慨朱迪特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与热爱。我们不必过分考究她笔下的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只需要默默感受这些美丽而又传奇的故事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精神体验。作者在这场文化的相遇中扮演了重要且特殊的角色，成就了东方风情与西方精神的融合与交流。

注释：

(1)乾隆曾命人刻印了自己的诗歌选集《盛京赋》，1770年,《御制盛京赋译著》在巴黎出版，伏尔泰阅读之后大加赞赏，也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对乾隆的褒扬：“请接受我的恭维，迷人的中国帝王。你的宝座应该被放在双峰山上……”、“双峰山”是诗歌用语，指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缪斯居住的巴那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