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秀 焦桂美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法坤宏，字直方，一字境野，号迂斋，胶州人。乾隆六年（1741）举人，官大理评事。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法若真的四世孙，父法光祖中年去世，遂秉承先辈立下的法则，继承家学。法坤宏自幼聪慧，为学不肯死记硬背，常与诸兄弟执经叩问经史疑难，为后来钻研诸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壮年时期，他与潍县韩梦周、昌乐阎循观、莱州毛其人、诸城王木舟被时人称为“山左五子”，尤与韩梦周、阎循观交好，三人又被尊称为“山左三巨儒”，曾共同商定《经义大史》诸书。他喜治古文，疏宕有奇气，宗唐宋八大家和方苞， 深受古文大家泰安赵国麟赏识，可看作桐城派在山东的传人。他治学以王阳明为宗，以不自欺为本，博通诸经，尤精于《春秋》学，著述宏富，有经学著作《春秋取义测》《墨水传经录》，史部著作《纲目要略》《过庭录》《介亭特征录》《扶风旧德录》，子部著作《迂斋学古编》，集部著作《法氏诗闻》，但今除《春秋取义测》和《迂斋学古编》外，其他均不见流传。

法坤宏是清代乾隆时期山东地区硕儒，但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这与其学术贡献极不相称。所著《春秋取义测》十二卷代表了他在经学上的最高成就，现存版本为乾隆五十九年迂斋刻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春秋》文辞约简，所取之义幽微难明，正所谓“《春秋》以笔削章圣教，取义之旨寓于笔削”[1]177，法坤宏年少读书就甚疑惑，故耗费半生精力，九易其稿，以期测孔子笔削改易鲁史旧文而存的微言大义，方便后学者学习先圣经世大法。该书始于隐公元年，止于西狩获麟，记载二百四十二年诸侯大夫之行事。体例上按《春秋》十二公顺序，每卷书一公，卷首录经文，随后逐条逐句进行解义诠释。行文简练质朴，有话则长，无话则省，同一事例不重复阐释。内容上专注释义，对字词、典章制度、名物等鲜少涉及。在释经方法上，他以经解经，兼用义例和史事，旨归孔孟之道。在此仅就其解经方法略作探讨。

一、广辑传注解经

清初学者大量采用前人传注解经，以反驳宋人弃传讲经的空疏学风。法坤宏作为清初学者，也体现了不讬空言的务实学风，治《春秋》经广辑专注，兼用内证法与外证法。

（一）本经上下互证

《春秋》以时间为经纬来记载鲁国历史，一件事或一个人物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年份，因此需要前后勾连，上下贯通，才能清楚来龙去脉。法坤宏注意到了史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所以在释经时前后呼应，上下互证，有利于明晰事件的因果，进而理解其蕴含的惩恶劝善之义。

法坤宏注意到事件的前后关联，常以“为…起文”的句式说明。如桓公五年“夏，齐侯郑伯如纪。”法坤宏云：“外相如不书，此以变事书也。传云：‘欲以袭之，纪人知之。’纪我姻，故来告我，书，为后纪侯去国起文。”[2]418齐侯郑伯到纪国去，与鲁无关，本不应记载。但纪国知晓了齐郑两国的阴谋，故派人来告知鲁国。桓公六年“夏四月，公会纪侯于成”[2]419记载纪侯亲自到鲁国成地会见桓公，商讨如何应对齐郑灭纪的企图。可见，法坤宏看到了两件事的因果关系，所以连缀两事解释。

法坤宏还注意到多个事件背后共同的深层次原因，多方归纳进行阐发。如桓公十二年“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2]421法坤宏以此条经文为例，解释隐公十年诸侯征伐倾轧及桓公十一年、十二年诸侯肆意会盟的根源是周王室衰落，对诸侯失去控制，各大诸侯国开始争霸割据。可知，法坤宏详查前后文，寻找有共同原因的事件，归纳阐释。

纵览全文，《春秋取义测》常联系经文前后史事阐释，可看出法坤宏对《春秋》经文的纯熟及整体的深入理解。

（二）兼采三传释经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融汇训释，标示端委，于三家褒贬之例，既无所偏主”[3]767，说明法坤宏本于三传解经，持论公允，不受“《左氏》长于事，《公》《谷》长于义”的影响。在兼采三传释经的过程中，法坤宏除了直接引用，还融以己意，对三传有所取舍、调和与补充。

若三传相龃龉抵牾，法坤宏则仔细甄别，详加论证，或择取一家，或融合三传。如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子氏”所谓何人？三传解释各异，“《左》以为仲子，《公羊》以为隐母，《穀梁》以为隐妻。”[2]409法坤宏据《礼经》“无葬妻之明文”及《春秋》凡例“所薨葬皆君母”，驳斥《左传》“仲子”说与《穀梁》“隐妻”说，认为《公羊》“隐母”说最合史事与义理。

法坤宏取义本于三传，但并不意味着毫无个人观点与创见。他在参会三传的基础上，对三传有所补充与发展。如桓公二年“戊申，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2]416关于“及”字所蕴褒贬善恶，三传各有解释。《左传》解释先书弑君是为了责宋督早就对国君怀有杀心，《穀梁》解释“及”字是为了彰显尊卑，《公羊》解“及”字是为了表彰孔父之贤。坤宏解释“及”字为“累及也”，言“称及大夫，大夫亦与责焉”，孔父作为贤者管理国家，不能“济变闲君”，故“《春秋》之法，责贤者备特书及”。可见，坤宏给予“及”字新的义例，未专取一家之说，有继承但又赋予新义。

要而言之，法坤宏援引三传解经，不畏权威，对其内容多加辩论甄别，既继承又发展，体现了对三传的精通及敢于质疑的精神。

（三）博引他人注解

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讲“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4]305，法坤宏治《春秋》就广采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成果，有一言之善则取之，打破门户学派之偏见，彰显求真求实的治学风尚。

法坤宏大量称引汉魏以来诸家治《春秋》之成就，如魏晋杜预、范宁，唐代赵匡，宋代胡安国、朱熹、家铉翁、苏辙、陈傅良，元代汪克宽、李廉、齐履谦，明代胡广、黄道周等。可见，法坤宏仅是根据解经需要进行援引，并没有门户之见。在援引诸家学说时，法坤宏还注重引文出处，或点明书名，如《朱子语类》；或称名某某曰，如阐发庄公薨于路寝时引“范宁曰：‘公薨皆书其所，谨凶变。’”[2]437这体现了学术的规范性，值得称赞。

法坤宏不仅对前人的《春秋》学著作广泛采摘，还注意吸收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其学生王克掞的研究成果的征引上。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赢。”[2]417法坤宏引王克掞“桓之祸，文姜为之始，不衷于礼，而终罹其患”解释《春秋》详录文姜之事，是为了以佐证桓公成婚不合夫妇伦理，故《春秋》讥之。

由上可知，法坤宏释义遍览古今诸家学说，择优而取，不唯大家与名家是首，而且注重学术规范，注明引文出处，体现了务实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态度。

二、兼用事义解经

经学义例是一种特别的解经方式，通过设置一定的条例来解说经书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清初很多学者反对义例说经，认为用后人创造的义例解《春秋》之褒贬，难免穿凿附会，臆断空言，从而主张以事解经。法坤宏兼用以事解经和义例解经，将两者相调和，有时论事之本末，有时义例明之，有时兼而采之，同时又通过辨别脱文与阙文，明晰删减与存旧，发挥新的义例，力求最大程度明晰孔子笔削之义。

（一）义例解经

法坤宏以一种审慎的态度看待义例，注意到了义例解经的合理性，所以继承《春秋》传统的解经义例，大量运用“凡”“书”“不书”等来解释《春秋》惩恶扬善之大义。

桓公十一年：“郑忽出奔卫。”

忽已立矣。不书爵，未成君也。书名，失国也。于后复归，书世子，原其本称，以别于突也。《春秋》凡书奔，皆罪也。国君之奔，始于郑忽；大夫之奔，始于元咺。其罪之轻重，各于上下比事求之。[2]421

法坤宏先用变例中的“书”与“不书”解释对太子忽为何不称爵位而直称名，不以爵位相称是因为太子忽此时尚未被立为国君，直接称名是因为太子忽丧失对郑国的统治权。也即是说，“不书爵”是为了尊崇礼法，“书名”是为了彰显失国之恶。太子忽从卫国回来后，称世子是为了与公子突相别。接着，法坤宏又用正例解释太子忽出逃至卫国的行为是罪过，其过失之轻重应该比观上下史事而定。

法坤宏解经虽用义例，但并不把义例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唯一，当与史事有冲突时，他会详考论证，做出最恰当的解释。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2]419三传都是从称名褒贬上解释，认为两人失国，所以孔子称名贬之。法坤宏却认为史官的职责主于记名，此处称谷伯与邓侯的名字，只不过是史书常见之例，正如在阐释郑世子忽归国时所言“名者所以纪实，非褒贬之所存。”[2]423还指出，孔子修订《春秋》，为了避免重复混淆，有称名与不称名之分，即使有笔削删定，但也不可一味执例求义，对完全执义例曲凿经文的解法持批判态度。

由此可知，法坤宏对《春秋》传统义例体系持一种谨严的态度，不盲目尊崇而曲凿经文，合理则用，穿凿之处则调停融合，以史事解之。此外，他还彰显阙文与脱文，旨在明辨是否以微辞寓大义，以求全面探测孔子笔削《春秋》而寓之义。

（二）以事解经

唐代之前，治《春秋》全用义例，宋儒为空衍义理，选择弃例讲经，而清代学者对义例的反对展现出与宋儒完全不同的学术风尚。他们认为经学义例贵在贯通，然而各家《春秋》义例本身不能前后一致，又与别家相龃龉，陷入曲凿，所以否定义例说经，大力推崇以事说经的解经方式。法坤宏在《春秋取义测》中也带有清初学者的这一共识：

其一，论事周详，综其本末，主张文事具而义自现。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2]416一句，法坤宏采用《左传》之说，认为此句表明以蔡侯、郑伯为代表的中原诸侯国开始忌惮楚国，随后详细解释原由。在邓国会盟之后，楚国大败蔡国，并俘虏其国君，又多次讨伐进攻郑国，邓国也因此亡国。因此，他们会盟的目的是畏惧楚国北进。孔子认为这是楚国祸乱进军中原的肇端，故记载。可见，他以史事解释孔子载录此事原由。

其二，连缀前后事例进行阐释，比事而观。如隐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2]414法坤宏说在诸侯国朝拜之始，鲁国以本爵记载滕、薛两国。然日后，滕、薛衰微，沦为其它诸侯国的附庸，列举定公元年宋国仲几蔑视滕国、薛国、郳国是为别国服役的小国一事来说明。他们爵位降为子伯，故参加同盟时不书，前来朝拜时不言。可知，法坤宏结合定公元年仲几不受功一事，解释此经文是讥讽朝礼之变。

其三，去例明义，不因义例而曲解经文。如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2]416他以史事观照孔子所想表达的大义：桓公得到的郜国大鼎，乃是收取的宋国华督父的贿赂；戊申日，桓公把从宋国取来的郜国大鼎，放置到太庙，是不合礼法的。虽然传例云为尊者讳恶，然此条经文是直笔而书，不为委婉之辞。这其实体现了他敢于质疑权威的学术精神。

要而言之，法坤宏注意到了义例解经的局限性，所以在探求微言大义时也注重以事解经，或详论史事，或比事而观。

（三）阐发新义

法坤宏不否认《春秋》是本于鲁史旧文，但也认识到孔子在鲁国史书《春秋》的基础上剪裁取舍，笔削删减，才成后代的经学著作《春秋》。因此，法坤宏通过明晰孔子修《春秋》的形迹，辨别阙文与笔削文之义，窥探其对时事与人物的褒贬。

首先，法坤宏以独具的眼光辨别脱文与阙文，论述两者差异，探求阙文所蕴藏的褒贬之义。在桓公十四年“夏五”[2]422一句中，法坤宏指出“夏五”后面是写作或流传过程中脱落了，非有意存疑而未写。随后，详细论述阙文与脱文的区别。根据法坤宏的阐释，阙文是一种史书笔法，孔子修订《春秋》借鉴史书体例，以此明赏善罚恶之义。隐公居摄不自正其君位，所以缺“正”；桓公即位没有向周王报备，所以缺“王”；隐公非正常死亡，且没有备齐居丧之礼，所以缺“地”，缺“葬”。这些都是依照鲁史旧文之暂缺而缺，不是从孔子才开始的。孔子对此不加补足，是想借此宣扬自己观点。至于在天时、人事上的脱落和错误，孔子存而不论，正如司马迁所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体现了对历史保有客观审慎的态度。为了与阙文之义相别，法坤宏会明确脱文，如桓公四年只记载春夏，指出秋冬文有错漏，非有意而缺。

再者，法坤宏明确旧文与删减之文，辨别贬恶褒善之大义。法坤宏在阐发庄公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2]434时，言“孔子笔削义例于此可参其凡”，也就是在其看来这句可看作理解孔子笔削之义的经典。他引用胡安国语，解释孔子特称官职，是为了指责曹君不听王命，私杀王臣，有违君臣之礼。当记载不系于义时，孔子会不加删改。如桓公十一年“丙戌，卫侯晋卒。”[2]421前面已经提到了“丙戌”日，此处又记载，因为同一天不同地点发生同样重要的事，所以重书。法坤宏认为重提“丙戌”日，只是史书记事之通例，无关乎义例，所以孔子存旧而未删减。

要而言之，孔子怀有济世救国的大志，基于鲁国史书而成《春秋》，是为了实现拨乱反正的宏愿，所以笔削、阙疑与修正，非随意而为，皆有所寄托。因此，法坤宏彰显阙文与笔削之文，旨在明辨是否以微辞寓大义，以求全面探测孔子笔削《春秋》所寓之义。

三、儒家伦理解经

清代学术的要旨在于恢复原始儒学，恢复孔孟的真精神。法坤宏也言“今折衷诸家之说，归于孔孟为取义测”[2]524，可见探寻孔孟之道为本书的指导思想。在阐释时，他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价值取向，以此挖掘孔子摘录鲁史之义。下面仅选取三种较为典型的思想进行阐述：

（一）贵礼法

周王室东迁，王道衰微，诸侯相继倾轧，孔子面对礼乐失序的现实，希望借恢复周代礼乐制度，来扭转尊卑颠倒、窃权乱政的现实，让一切复归正位。因此，法坤宏特别注重以礼制为准则来解经。

测取孔丘之义时，他认识到了名在礼制秩序构建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特别强调正名。新君继立，应改元，举行即位大典，然《春秋》中有隐、庄、闵、僖四公未书“公即位”，各有其故。以隐公为例，据法坤宏言“国君继世改元必于岁之正月，行即位礼正始也”，隐公因有让位桓公之心而居摄位，不行即位典礼，不策书告诸侯，所以名不正。名分不正，故不书即位。然书正月，是为端正诸侯的肇始，为诸侯大夫在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的行事正名。因此，名与礼之间有密切联系，两者均对社会秩序具有规范作用。名还规定了宗法成员中的等级秩序。郑昭公是嫡长子，理应继承君位，然桓公数次会师诸侯国讨伐郑昭公，帮助庶子郑厉公复位，法坤宏阐释此种行为是“伐正辅不正”，可见其对名正的突出。

再者，他注意违背常礼之事，侧面表达了对礼制的重视。如隐公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賵。”[2]410一是天子之丧，诸侯理应主动送赙，讥讽隐公不备臣礼；二是平王在丧未葬，周王派人来求赙是违礼之事。因此，他认为孔子以示讥讽而载录，故曰“书来求以志变礼”。他还注重祭祀典礼之变，如桓公八年“春正月，已卯，烝”[2]420一句，总结出因不合常礼而书的三条原因：失礼、非时、灾异。他认为孔子记载灾异现象，一是为了表现对典礼的重视，二是为了志不合常礼之事，这种认识符合儒家对鬼神灾异现象的态度。此外，还表达了对礼崩乐坏的悲恸。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2]408的阐释中，他提及会盟虽结信义行事，然仅存于名义上：鲁与邾国盟，七年秋却伐邾国；鲁与宋结盟，十年夏却伐宋。可见，盟礼遭到了严重破坏，从而发出“信义安在”的沉痛之问。

可知，孔子所讲之礼，不仅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程式和规章，更具有政治伦理方面的内涵。法坤宏阐释时，偏重礼制于伦理政治一体化中的作用，更加接近孔子笔削《春秋》的本意。

（二）重五伦

“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125（《滕文公章句上》）这就是古代所讲的五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要求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夫外妇内，兄友弟恭，为友诚信。法坤宏释义时常常以人伦关系为准则，来评判探析经文所蕴含的褒贬之义。

他以孝悌之伦来解释兄弟互相争权。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2]408按《春秋》记事法则，杀嫡长子及同母所生之弟者以爵号相称，所以称郑伯以示讥讽。共叔段是郑庄公之弟，不言弟是为郑庄公讨贼正名。郑庄公没有尽到对弟弟的教诲之责，共叔段对兄长有失尊敬，以致发展到兵戎相见，这是人伦的大变。无疑，法坤宏是从兄该友，弟应恭的角度来阐述的。再如郑庄公两个儿子争权一事，法坤宏认为记载郑伯突出逃奔走蔡国、郑世子忽重归本国及郑伯突入住栎，是为了彰显兄弟争国的罪恶。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6]30，孔子所讲君臣之伦，并非是单方面要求臣对君尽忠，也要求君王依礼来使用臣子，而且把臣对君王的忠诚看作君臣人伦和谐的前提基础。法坤宏对君臣人伦关系的认识正是出自孔子，特别强调诸侯国对周王的忠诚。如桓公元年“滕子来朝。”[2]416他认为这显然是在讥讽滕子朝拜桓公一事。桓公弑君篡位，私自继立成王，诸侯国不仅不讨伐这种无义无王的行为，还相继前来朝拜，可谓无王太甚。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忽视对君王的人伦规范。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2]408法坤宏认为记载益师卒事，是为了表明君王依礼敬臣之义。

（三）明尊卑

为了使混乱无序的社会得以恢复原有的井然秩序，孔子在笔削鲁国史书时，特别强调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以期从思想上扭转现有局面，维护先王之道。因此，法坤宏对经文所体现的尊卑等级多有阐发。如：

僖公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録伯功也。称来盟，史内词，《春秋》之法，内中国，外四夷。屈完称名，乃比之外臣。来盟我国之例，不称使，比之荆人来聘之例。称于师，我在师也。称召陵，齐桓退舍以礼，楚使明非于陉也不曰及屈完盟，而曰盟于召陵，外楚也，犹曰诸侯盟而完来受盟云尔。[2]441

依据法坤宏的阐释，“来盟”是为了彰显中原诸侯国之尊与蛮夷小国之卑，使者称名而不称官职是依外臣之礼，“不曰及屈完盟”是为了显示本国之尊。可见，他完全是从内外有别、内尊外卑的角度来阐释此条经文的。

他对尊卑等级的重视还体现在批判讥讽违反礼乐等级之事。如僖公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2]444一句，依周制，周天子和各诸侯国是等级从属关系，诸侯国不得随意朝拜，必须要依照相关礼制或应天子要求。齐桓公成就霸业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挟持周天子，号令诸侯国。这种僭越等级制度的行为，各诸侯国本应群起而伐之，僖公却听从齐桓公的诏令，前来朝拜。因此，法坤宏指出孔子两次记载僖公到齐国，却不载明何事，是为了讥讽朝拜霸主、颠倒尊卑的行为。

综上所述，法坤宏认为历代解《春秋》著作，文辞繁缛，高深难明，初学之士难以披寻，故所著《春秋取义测》行文简练，专注释义，经义简明。他主张以经解经，既利用本经前后互证，又兼采三传，于三家无所偏主，并广采自汉迄至明清的诸家学说，最后断以己意，以明孔子作《春秋》之义，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他不全盘否定义例说经，也推崇文事备而义自明，综合运用义例与史事，使《春秋》义理以史事自明，有规章可循。他主张恢复原始儒学，以孔孟学说为本书的指导思想，论述三代之直道。可见，他的解经方法既具有清初学者治《春秋》的共同治学特点，又寄寓个人的学术倾向，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