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玲 赵丽梅

（湘南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郴州 423000）

由于对“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培养的强调以及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局限性，“译”这另一项基本技能的培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导致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应用能力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翻译”题型由单句汉译英调整为段落汉译英，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逐渐受到重视。但由于大多数大学英语教材里都没有专门介绍翻译知识的独立单元，另外，教师为了保持教学进度，没有时间给学生讲授翻译知识，很多教师只是在课后的汉译英或英译汉翻译练习中讲授零星的翻译知识或技巧，可是这种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翻译知识讲解并不能真正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为顺应时代及学生的实际需求，不少高校开设了英汉互译选修课。英汉互译选修课不仅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供了可能，也为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提供了机会。笔者所执教的湘南学院已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英汉互译选修课五六年了，每次选课学生人数都超出上限，这也可以看出提高翻译能力已成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迫切需求。然而，在现实翻译教学中，笔者和其他讲授此课的教师发现，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和翻译的复杂性，学校选用的英汉互译教材所提供的翻译技巧讲解过于单一，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并且学生也觉得在翻译实践中很难真正把握。为此，笔者一直在探索，试图寻找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而涵盖了认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语用理论体系——顺应论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开拓了新视野。目前，依据知网数据，将顺应论应用到翻译教学中的研究论文也就寥寥十几篇。如李捷在《顺应理论对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启示》中指出，在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将英语专业生的注意力导向语境顺应和语言结构顺应，并倡导学生在翻译时善于结合语境筛选出更好的译文[1]176-178。 张戈在《基于语境顺应论的英语翻译教学研究》中指出，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训练和培养学生在言语交际中的语境顺应意识[2]117-120。成汹涌通过实证考察我国英语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英汉互译活动中实施双语顺应的具体情况，在《Verschueren语言顺应论在英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实证研究》中指出，教师应有意识地将顺应思想贯穿课堂内外，鼓励学生亲身体会双语转换、选择过程中的动态顺应经历，帮其在翻译时做出正确顺应[3]85-92。这些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证实了顺应论用于指导翻译教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语境顺应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而对于语言结构顺应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只是蜻蜓点水，论述过于笼统，缺乏全面、深层次的分析。另外，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英语基础较好的英语专业学生所展开的，而针对英语基础相对薄弱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所进行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因此，本文拟从语用顺应论全面、深入探讨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一、语用顺应理论概述

1999年，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Verschueren）提出了语用顺应论。他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在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可以做出各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三个重要特征[4]55-56。变异性指语言随着交际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按某种固定模式做出，而是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经过商讨来完成；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能顺应不同交际语境，从而达到交际目的。顺应性是这三个特征的核心[4]59-63。维索尔伦从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四个方面对顺应性进行了阐述。语境关系的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一定要顺应不断变化的语境。语境可划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也称“信道”（lingusitic channel）,指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不同的语言手段。交际语境主要包括言语交际者所处的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4]87-108。语境关系的顺应和语言结构的顺应是语言使用过程中制约语言选择的各种语言内外部因素的总和，规定了语言选择顺应的范围；而动态性是语言选择顺应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顺应的意识程度则反映了在语言使用中语言使用者做出语言选择顺应时的意识状态。语言顺应的这四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简而言之，语言使用过程是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为满足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语言选择，在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做出动态顺应的过程。

二、语用顺应理论对翻译及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语用顺应论不仅从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乃至篇章结构以及风格语体，还从认知、社会、文化等语境方面对影响语言选择的各种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了综合考察，从全新的视角对语言使用进行了诠释，为语言实践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5]3。翻译涉及两种语言转换，也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不断选择顺应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进行语码、语体乃至篇章结构即语言内部因素的选择，另一方面，译者的语言选择还受到认知、社会、文化等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为顺利达到交际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影响语言选择的各种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并对这些语言内外部因素做出恰当的顺应。从本质上说，成功的译文是一个译者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在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做出动态顺应的结果。

鉴于语用顺应论对翻译过程有着强大的阐释力，它完全可以被拿来指导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受语用顺应理论启发，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就是教师指导学生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为满足交际需要而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在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做出动态顺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顺应”是关键，将直接影响到译文的优劣。因此，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将顺应意识深入教学理念，更要把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作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任务。

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学生的顺应意识培养

语用顺应论给翻译带来了新启示，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也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依据语用顺应论给翻译带来的启示，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影响其语言选择的语言内部因素如语音、词汇、语法乃至篇章结构等和外部因素如认知、社会、文化等，在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做出动态顺应。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教师要有目的地将学生的语言选择导向语言结构顺应和语境关系顺应。换而言之，在语用顺应论的指导下，教师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应重点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语言结构和语境顺应意识来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

（一）语言结构顺应意识的培养

依据语用顺应论，语言结构顺应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从多层面对语言结构做出恰当的选择。它不仅包括语言、语码、语体的选择，还包括话语的构建成分和构建原则选择。话语构建成分选择涉及语音结构、词素、词汇等的选择；话语构建原则选择则涉及到语篇衔接、连贯等原则的选择。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即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语系不同直接导致了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层次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两种语言在结构层次上的差异，并指导他们在翻译时不仅要在词素词汇、分句主句等语言结构层次上进行恰当地选择顺应，还应遵循语篇衔接、连贯等话语构建原则。具体来说，翻译过程中的语言结构顺应意识的培养可从词汇顺应、句法顺应和语篇顺应三个方面来实现。

1.词汇顺应

引导学生注意英汉词汇层面的差异，在词汇层面做出恰当顺应是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点之一。英汉词汇层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分类差异、词汇形态变化差异和词汇意义差异三个方面。首先，让学生了解英汉词汇分类差异对于在词汇层面做出恰当的顺应是非常有必要的。英汉词汇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介词、助词等共有的词性，同时也有不交叉的词性，如英语所特有的冠词和汉语所特有的量词。针对这一差异，教师可指导学生在英汉互译中运用增译法、减译法或词类转换法对目的语词汇做出恰当的顺应。如“a flower（一朵花）”“a tree（一棵树）”“a table（一张桌子）”等就是通过词类转换翻译技巧来顺应汉词汇分类存在量词的典型例子。另外，在词汇层面做出恰当顺应还需教师提醒学生注意英语词汇有形态变化，而汉语没有。英语词汇形态变化涉及到人称、数、时态、语态、情态等变化；有些词汇还有通过添加词缀改变词性和词义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形态变化表示英语句子语言意义和逻辑关系，而汉语却基本没有形态变化，它主要靠词义和词序来表达逻辑关系和语言意义。因此，在英译汉中，教师应跟学生强调汉语可通过加词或变换说法的方法来表示英语词汇的形态变化，如表示英语时态时可以加“正在”“已经”“将要”等词语。汉译英时则应通过英语词汇的形态变化来表示汉语的时态、语态、情态等。例如：“我爸爸在看报纸。”被译成英文时应通过添加助词“is”和改变动词“read”的形态来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看”，即“My father is reading newspaper.”。又如在汉译“I have had my dinner.”时，可添加“已经”来表示英文中的现在完成时，即“我已经吃过晚饭了！”。再者，为了能在词汇层面做出恰当的顺应，注意英汉词汇意义差异也是教师在翻译教学中应该强调的一点。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英语词义一般较具体，而汉语词义较笼统。如汉语“车来了！”中的“车”可以指“公共汽车（bus）”，也可以指“出租车（taxi）”，还可以指“卡车（truck）”等。用英文表达“车来了！”则必须选用具体词汇，即“The bus is coming！”。

2.句法顺应

引导学生注意英汉句法层面的差异并对这些句法差异做出恰当的顺应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美国著名翻译学家奈达在其著作《翻译意义》（Translating Meaning）中指出：“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6]16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是英汉在句法层面最显著的一个差异。形合是指句子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用各种语言形式手段如连词、关系词、介词等连接起来，表达句子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意合则是指句子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不靠语言形式手段连接来体现，而是通过词汇或分句的内在含义来表达。针对这一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语言选择要做出恰当的顺应才能产生优质的译文。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汉译英时适当增补一些语言形式手段来表达句子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而在英译汉中可依据汉语表达习惯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语言形式手段，通过词汇和分句的内在含义来实现句子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例如：在英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时，教师可引导学生依据该句的功能和意义增加恰当的连词“if”或“unless”来顺应目的语英语的形合特点。该句可翻译为“We will not attack unless we are attacked.”。又如在汉译“The many colors of a rainbow range from red on the outside to violet on the inside.”时，教师可提醒学生应顺应汉语的意合特点，省去一些不必要的介词连接手段。该句可翻译为“彩虹有多种颜色，外圈红，内圈紫”。另外，英语句子呈静态和汉语句子呈动态的句法差异也是教师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应提醒学生做出恰当顺应的一点。英语倾向于多用名词来表述事件，因此叙述呈静态；而汉语倾向于多使用动词，从而让叙述之物呈现动态[7]104。例如：在“The sight and sound of our jet plane filled me with special longing.（看到我国的喷气式飞机，听见隆隆的飞机声，令我特别神往。）”中，英语原文使用了大量的名词来叙事，而被译成汉语后，这些名词全转化成了动词，非常符合汉语多用动词的动态特点。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注意到英语偏静态和汉语偏动态的差异，并培养学生在英汉互译中对此差异做出恰当顺应的意识，从而译出更地道的英语或汉语句子。最后，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在句法层面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时还需引导学生注意英语多用被动句而汉语多用主动句的句法差异。被动句在英语中使用特别广泛，尤其在科技、新闻、法律等正式文体中，体现了陈述的客观性。在汉语中，被动句使用频率比英语要低很多，而且很多时候汉语直接用主动句或无主句来表示被动意义。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使用语态转换法来顺应这一差异。在英汉翻译中，英语的被动句大多数可转换为主动句或无主句；在汉英翻译中则往往要把汉语无主句译为英语的被动句。例如：在汉译英语被动句“The village is populated by about 13,000 farmers.”时，教师可以通过强调译语要顺应汉语句子多用主动句的表达习惯来引导学生将其译成汉语主动句“这个村子里住着大约一万三千名农民”。又如在英译汉语无主句“通常6点半开灯”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其直接译成英语被动句“The lights are usually turned on at 6:30.”来顺应英语多用被动语句来规避动作执行者的表达习惯。

3.语篇顺应

翻译过程中的语言选择还会受语篇因素的制约。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从全局出发，培养学生的语篇顺应意识。一般来说，语篇是指一个逻辑连贯、有意义、传达一个完整信息的有机语言整体。英语和汉语的语篇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不少差异。前面提到的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直接导致了英汉语篇上面的差异，即汉语语篇侧重依靠词汇和分句的内在含义衔接上下文，而英语语篇则侧重依靠语言形式手段衔接上下文。因此，为顺应这种语篇衔接差异，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结合具体实例给予详细的指导，让学生做出恰当的语言选择。例如：“他买了台电脑，花了6000元，妈妈嫌太贵了，让他退了回去。”有可能会被一些学生翻译为“He bought a computer.It cost him 6000 yuan.His mother thought it was too expensive.She asked him to return it.”由于汉语依靠词汇和分句的意义衔接上下文，汉语原文全是短句，没有一个衔接词，但是整个上下文却逻辑通顺，语义连贯。再来看译文，单从语法角度分析并没有原则性错误，但是此译文是按照汉语语篇模式翻译的，并不符合英语语篇侧重依靠语言形式手段衔接上下文的特点。这种没有任何衔接词的短句机械堆砌使译文上下文语义不连贯，缺乏逻辑上的衔接，完全不符合英语的语篇特点。为顺应英语语篇特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增添衔接词“which”“but”和“and” 来让译文上下文语意连贯，逻辑通顺。此例中的汉语原文建议改译为“He bought a computer which cost him 6000 yuan. But his mother thought it was too expensive and she asked him to return it.”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举类似的实例来突出英汉语篇差异，强调语篇顺应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二）语境顺应意识的培养

依据语用顺应论，语境顺应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相顺应。语境产生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是由不断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这些语境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因此，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还需引导学生自主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来顺应翻译实践中的各种语境因素，培养学生的语境顺应意识。维索尔伦在语用顺应论中指出，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交际语境主要是指交际者所处的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由于语言语境与上文的语言结构有着直接联系，故此处不再重复讨论，而将重点放在教师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应如何引导学生通过语言选择去顺应言语交际中的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

1.社交世界顺应

依据语用顺应论，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在言语交际中，社会世界同样也制约着语言选择[4]91-94。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翻译是一种跨社会、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语言选择还会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深入了解英汉两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提醒学生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对影响语言选择的社交世界做出恰当顺应。如英语里的“dog”和汉语里的“狗”虽然所指意义相同，但它们的社会文化内涵意义却不同。在英语文化中，“dog”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褒义内涵，象征“忠诚”“友好”“坚定”等，像“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每个人总有出头之日。）”“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 ”等与“dog”相关的表达足以看出西方人对狗的偏爱。然而，“狗”在汉语文化中却往往具有贬义内涵，象征“卑微”“低贱”等，像“走狗”“狗腿子”“痛打落水狗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等与“狗”相关的表达就是很好的佐证。如果不了解英语中“dog”的文化内涵意义，类似例句“I’m too old a dog that can’t play new tricks.”很有可能就会被直译为“我这条老狗玩不了新花招了”。在英语文化中，“old dog”是指“老手”或“年事已高且经验丰富的人”，没有任何贬义，而汉语里的“老狗”却是骂人的话，是贬义词。很明显，出现这样不恰当的译文“我这条老狗玩不了新花招了”是由于译者没有深入了解“狗”在英汉两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内涵意义差异，没有对影响其语言选择的社交世界因素做出恰当的顺应。依据“dog（狗）”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的文化内涵意义差异，该例句应译为“我太老了，学不会新鲜玩艺了”。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通过举类似的实例向学生强调注意英汉社会文化背景差异的重要性，并建议学生通过扩大课外阅读量来积累相关的英汉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影响其语言选择的社交世界做出恰当顺应，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

2.心理世界顺应

依据语用顺应论，心理世界涉及到交际双方的认知和情感因素如个性、情绪、愿望、意图等[1]88-90。在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对语言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4]88-90。因此，在同样作为言语交际活动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语言选择还受交际双方的心理因素影响。这也意味着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还应培养学生的心理世界顺应意识，让学生的语言选择在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心理因素基础上对目的语读者的心理世界做出恰当的顺应。例如，由于民族文化背景差异，英语中“dragon”与汉语中“龙”在人们心中所呈现的形象完全不一致，其象征意义大相径庭。在英语文化中，“dragon”被视作凶猛残暴的怪兽，是“邪恶”的象征。而“龙”在汉语文化中却象征“权势”“高贵”“尊荣”等，在过去还是“帝王”的象征。在汉语里，凡是与“龙”相关的事物都带有神圣吉祥色彩，以“龙”字构成的词语像“龙马精神”“生龙活虎”“龙凤呈祥”等都具有褒义。中国人对龙有着普通西方人无法领悟的特殊情感。为此，一些品牌为产生好的广告效应都喜欢以“龙”字命名，如“龙须面”“龙井茶”“龙牌”等。但是如果这些品牌的“龙”字被英译成“dragon”的话，其广告效应会大打折扣。一方面，译者没有注意到“dragon（龙）”与“dog（狗）”一样在英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义，其语言选择没有对言语交际中的社交世界做出恰当的顺应；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没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心理感受，其语言选择也没有对言语交际者的心理世界做出恰当的顺应。所以这些把“龙”译成“dragon”的品牌不仅不能吸引西方顾客，反而还会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反感情绪。又如藕粉作为中国特产很受西方顾客的欢迎，但是它却曾被英译成“Lotus Root Starch”。译者选择英语“starch（淀粉）”来对应汉语“粉”其实并不妥。因为在西方人眼里，“starch”是一种会让人容易长胖的物质，而长胖是大部分西方人都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事。所以鉴于“Lotus Root Starch”会让西方顾客在心理上产生讨厌的情绪并拒绝购买该产品，“starch”建议用“powder”替换。显而易见，以上这些例子都很好地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目的语读者的心理因素对语言选择的制约是译者不可忽视的一点。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举更多类似的典型例子来提醒学生在做出语言选择时有必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心理因素，从而译出顺应目的语读者心理世界的恰当译文。

3.物理世界顺应

依据语用顺应论，物理世界涉及到时间指称关系和空间指称关系。时间指称主要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说话的时间和指称时间。空间指称可划分为绝对空间关系，比如东南西北这样的维度和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空间关系。在言语交际中，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应顺应物理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指称关系[4]95-100。受语用顺应论启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语言选择也要顺应物理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指称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教师还应培养学生的物理世界顺应意识。在英语中，时间指称可反映在英语的各种时态中，而时态又是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来体现。在汉语中，时间指称则是通过具体的时间指称来体现，动词没有任何变化[8]62。在翻译教学中，教师要提醒学生注意这种英汉时间指称差异，并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使其语言选择顺应目的语的时间指称方式。这一点在前面词汇顺应中提过，也有举例说明，所以此处就不再做过多的解释。另外，空间指称往往和某一视角相联系，这种视角可以是发话人空间，也可以是指称空间。通常情况下，为了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发话人可以使自己的视角和释/受话人的视角一致，或完全抛弃自己的视角而采用释/受话人的视角[4]99。例如：某旅游景点一则介绍一湿地公园的公示语英译本这样写道：Its total land is 2000 mu...（湿地总用地2000亩……）。暂且不讨论此英译本表达是否地道，很明显，此英译本中的“mu”就是汉语里测量土地面积单位“亩”的汉语拼音。对于不熟悉汉语土地面积测量单位“亩”的目的语英语读者来说，“mu”根本就无法向他们传达准确的土地面积信息。因此，为更好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准确的信息，译者在翻译此湿地公园面积时应该抛弃自己的视角，即汉语里特有的土地面积测量单位“亩”，采用目的语读者的视角，即英语里的土地面积测量单位“square meter”。通过采用目的语视角并经过换算后，修改后的译文“It covers an area of about 1333200 square meters...”就很好地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物理世界，并且准确地把湿地公园面积信息传递给了目的语读者。又如“东南”“西北”“西南”和“西北”英译成“southeast”“northeast”“southwest”和“northwest”都是译者采用释话人，即目的语读者的视角来达到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目的的典型例子。因此，让学生注意英汉时间指称和空间指称差异，通过恰当的语言选择对目的语读者的物理世界做出恰当顺应也是教师在翻译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四、结语

语用顺应论给翻译带来了新启示，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也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过程，就是教师指导学生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为满足交际需要而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在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做出动态顺应的过程。语用顺应论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供的最重要的教学理念就是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引导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语言选择顺应言语交际中的语言结构和语境是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教学目标，也是提高学生翻译能力的有效途径。语用顺应论为提高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质量，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水平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