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怀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29)

0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全面推进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情报工作是大国重器，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是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哨兵[1]。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安全情报的支撑作用。同时，国家战略层面对国家安全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加快了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步伐[2]。近年来，国内相关学者已经就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本文将在对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进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现阶段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定位、推进要点等问题进行论析，以期对新时代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1 研究进展

近年来，在国家的积极推动和学术界的研究自觉共同作用下，国内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相关政策法规和学术研究的回顾性总结，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1.1有利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推进的法律法规框架得以构建并不断完善2015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该法第51～54条就进一步做好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情报信息工作，进行了整体性的界定[3]。这为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安全情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2017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该法的具体条文中指出，制定本法的目的在于，“加强和保障国家情报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国家情报工作也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4]。这充分指出了在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情报研究的重要性。同时该法也对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做好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情报工作搭建了法理框架。

此外，近年来我国相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也都充分强调了情报信息对于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相关法律的出台，搭建起了有利于国家安全情报实践的法理基础，有助于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同时，2018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的发布，充分强调了要推进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建设[5]。此举也为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建设与之相应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奠定了政策支持基础。

1.2一系列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的重要论文和书籍相继出现在研究论文方面，由于国家安全情报学作为专门学科提出，是近期的事情，其早期研究分散在不同的领域之中。为加强文献梳理的全面性与代表性，我们以“国家安全情报”“军事情报”“公安情报”“国家情报”“反恐情报”等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核心中文文献的联合检索(检索时间：2020年11月6日，检索范围：2000-2020年)。同时，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对于重复文献、书评及会议综述等进行人工数据清洗，共得到对象学术论文249篇。对这249篇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首先，2013年及之后相关文献为156篇，占文献总量的63%。其中2017-2019年近三年的年度文献量均保持在20篇以上，2020年至今的文献量已经达到29篇，反映出这一主题的研究势头方兴未艾；从文献来源角度来看，《情报杂志》(126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1篇)以及《图书情报工作》(10篇)发文量排名前三，特别是《情报杂志》发文量占了总文献量的51%，对于推动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

从代表性论文成果方面来看，包昌火等的《我国国家情报工作的挑战、机遇和应对》认为为解决现阶段我国国家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应建立举国一致的国家情报体制机制,发展现代情报理论和技术,加快设立国家情报一级学科,激发社会/情报智库双轮驱动发展[6]。高金虎的《论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兼论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基本内涵及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彭知辉的《论基于大数据的公安情报搜集》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将成为公安情报搜集的主要对象。这要求我们在公安情报搜集的思想及方式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调整和变革[7]。赵冰峰的《论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中国现代情报体系与情报学科》对现代情报体系和现代情报学这两个重要但未有定论的学术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8]。王沙骋等的《基于WSR的军事情报分析》基于新军事革命下我军传统的军事情报分析面临的严峻挑战,从WSR的角度,对军事情报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分析[9]。此外，刘跃进、杨建英、谢晓专、李恒、商瀑等学者的相关文章也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构建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

在相关的专著方面，近年来也涌现出了一批研究国家安全情报的重点书籍，极大推动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深入发展。其中，高金虎的《军事情报学》在对军事情报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军事情报学的基本范畴，军事情报工作的基本流程、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10]。译著《国家安全与情报政策研究 美国安全体系的起源、思维和架构》重点介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和架构，以及作为国家安全基石的情报[11]。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美国情报支持国家安全工作的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赵冰峰的专著《情报学——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现代情报理论》在对中国情报思想方法的内涵与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现代情报理论[12]。谢海星的《美国国家情报一体化改革研究》研究了“9·11”后美国国家情报一体化的改革，总结提炼了此次改革的路径选择、取得的基本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13]。

另外，在相关的学术活动方面，《情报杂志》编辑部牵头主办的“华山情报论坛”也对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2019年“第六届华山情报论坛”就以“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议题”为主题，为相关学者加强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14]。

2 学科定位

自现代学科体系形成以来，学科就不仅是一种知识理论体系，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建制[15]。而从社会建制的角度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学科定位就是指一门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归属，也就是它的学科归属问题[16]。对于一个学科，特别是一门新兴学科而言，明确其自身的学科定位，对于该学科的长期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1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定位探索的三个阶段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安全情报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对其学科定位仍处于初探阶段。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的推进为结点，我们大致可以将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定位的探索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前。这个阶段，我国的情报理论成果零星地分布于历史、政治、军事、法学、公安、图书情报等学科领域[17]。而以情报学为支撑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也分散于公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以及竞争情报学等分支学科之中，处于各自平行发展的轨道之中。这一分散的情况，不利于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发展，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此后，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后至教育部出台意见支持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为止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国内相关学者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关注情报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1]。这一趋势将我国的情报学发展领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安全情报学的整体概念开始不断清晰，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第三阶段则是2018年教育部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意见出台以来。这个阶段，我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有了一个明确的政策性框架界定，就是要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进一步加强理论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情报学。

2.2定位为国家安全学下二级学科的国家安全情报学现阶段，在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定位逐步明确。就是要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之下，建设作为二级学科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在近年来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探讨中，国家安全情报学相关分支的设立就是题中之义。例如，马方认为，如果从传统国家安全学角度, 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学、国家安全法学、情报学等[18]。王秉等也认为，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国家安全情报学是第二层次的国家安全学基础学科之一[19]。刘跃进教授虽然认为国家安全学应该作为一门学科门类来进行建设，但其也认为情报学是国家安全学应有的归属学科之一[20]。可以看出，在国家安全学下打造国家安全情报学，基本已经形成了共识。在此背景下，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内涵与边界，准确定位国家安全学。

2.2.1 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内涵 国家安全情报学以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 在相关理论构建与升华的基础上，进而指导国家安全情报实践[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以及相关国家安全领域法律法规的出台，我们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范围及内涵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2015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指出，“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搜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有关军事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相关职权。”[3]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主要由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及军事机关来进行搜集。2017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中，这一界定再一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五条指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以下统称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按照职责分工，相互配合，做好情报工作、开展情报行动。”[4]所以说，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安全情报工作，而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主体已经通过《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界定清晰，就是国家安全机关等国家情报工作机构。而关于国家情报机构所开展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具体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二条也做出了界定，指出“国家情报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4]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重点就在于要“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因此，作为以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情报学，也要以此为依据，开展相关的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

这里面，我们也需要充分理解“国家安全情报”与“国家情报”之间的关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国家安全情报所涉及的实质内容也充分涵盖了会对国家整体福祉产生重大影响的发展领域情报。国家安全情报工作需要也必须为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全面而系统的情报支撑。因此，可以说现阶段国家安全情报的外延也在进一步拓展，是一种统筹了涉及国家重大“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总体情报。而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也越来越多的与国家情报工作的含义相趋同。现阶段，国家安全情报机构进行情报收集及汇总分析的对象也必须同时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情报和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不同领域发展情报，充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2.2.2 国家安全情报学与相关情报类专业的边界 在对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基本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理清国家安全情报学与相关情报类专业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明确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边界。

在现有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与国家安全情报学紧密相关的情报类专业主要是情报学(120502)、公安情报学(030606)以及军事情报学(110505)等三个分属于不同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情报学(120502)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通过对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情报学博士人才培养计划和专业课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现阶段两所学校情报学(120502)专业的人才培养会设置有竞争情报以及安全情报等与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课程[21-22]。但总体而言，直接相关的课程设置还相对有限。公安情报学(030606)为公安学(0306)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为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专业下设公安情报学和反恐怖两个专业方向。其中公安情报学专业方向着重培养学生胜任公安情报实际业务工作的能力，设置有公安情报学总论及公安情报管理与安全等课程[23]。可以发现，公安情报学相关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紧密围绕公安情报这一主题展开，重点是对公安情报这一对象的研究。军事情报学(110505)为军队指挥学(1105)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以国防科技大学为例，通过其2020年博士生招生简章可以看出，其军事情报学博士生培养设置在其校内的国际关系学院，其军事情报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于军事情报基础理论及联合作战情报保障等领域[24]。可以看出，军事情报学的相关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主要聚焦于军事情报这一主题，重点是对军事领域中情报运用的研究。

对比与国家安全情报学相近似的几个情报类二级学科，我们可以发现，情报学一级学科主要是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公安情报学则是聚焦于涉及公安领域情报的研究，与之相对应，军事情报则主要探讨情报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安全情报学与相近的情报类二级学科相比，聚焦的主要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同时，按照《国家情报法》的界定，国家安全情报学所研究的“国家安全情报”就是要为“国家重大决策”服务，为防范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支撑。当然，在公安情报领域和军事情报领域，如果涉及的风险和挑战没有上升为国家安全的高度，那么就依然属于公安情报和军事情报的研究范围。但如果这些风险和挑战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需要通过国家的重大决策来做出应对和部署，那么这种情况就归属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范围。这是区别国家安全情报与相关情报类学科之间边界的重要依据。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我们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边界的理解还受到了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一级学科下的情报学，体现的更多的是英语环境中“Information”的含义，即广义上的“信息”“资料”。这一理解受到了日本学者对西方情报概念转译的一定影响，是我国情报学发展中的一种重要观点[25]。但是这一理解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难以准确反映我们对情报的理解[26]。我们所研究的情报，实质上更应该理解为英语环境中的“Intelligence”，其具有鲜明的目的导向性，是为国家安全这一根本性目标服务的。所以，归属于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国家安全情报学”更加贴近于“情报学”这一概念的本源，是一种实质上的“情报学”。所以刘跃进教授就认为应该对“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的情报学进行更名，在国家安全学下建设更名副其实的情报学[27]。这一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情报学的本质与内涵。但是现阶段，在考虑到整体学科格局调整的难度和实际操作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的情报学命名为“国家安全情报学”。这既体现了不变动整体学科格局的现实考量，也更能够在国家安全学下充分建设更名副其实的情报学。

3 推进要点

虽然现阶段，关于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定位等问题的探索仍需要进一步深化，但是通过对前辈学者们深度研究的系统梳理和学习，我们还是可以对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未来推进要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未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3.1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了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28]。现阶段，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也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一方面，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必须充分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内涵。国家安全情报能为国家安全提供决策依据、行动支持和效果评估，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9]。因此，如果对以国家安全情报的理论和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学进行效能评估，最关键的指标就是能否有效地实现维护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将我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能够为国家安全相关实践与研究的开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引。在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始终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全面认识不同层面国家安全的风险与挑战。继而通过情报工作的开展，为有效抵御国家安全的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状态提供有力支撑，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情报能力。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的开展，也要在充分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最终为我所用。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情报学相关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论述体系，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流派[30]。而以情报为支撑，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也较为深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情报学特别是国家安全情报范畴内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西方情报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关于国家安全情报的研究成果，也是基于其自身实践的产物。对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方向，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研究对中国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真正关键的核心问题，构建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情报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情报支撑国家安全的作用。

3.2要深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2019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指出，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必须要坚持国家目标导向，使其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31]。国家安全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其应用性特征十分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中必须深度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最大限度发挥学科对实践的支撑作用。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深刻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32]。在此过程中，情报水平对于能否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普鲁士战略家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情报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10]。国际格局出现的深层次变革要求我们全面提升情报工作水平，为国家安全的长期稳定实现提供坚实的支撑。

国家安全情报学重点研究国家安全情报的理论与实践，需要构建起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指导国家安全实践，进一步提升以情报支撑国家安全工作的效能。一方面，在大国竞争态势不断加剧的格局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必须加速构建起自身的理论分析体系，为相关实践的开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同时，十分关键的一点就是也要与国家的重大安全战略需求相结合。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安全风险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在推进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全面梳理、深刻剖析，找到国家安全情报学与国家安全实践中重大战略需求的结合点，通过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有效提升我国应对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能力，实现长治久安。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如何完善国家安全情报的收集、研判以及使用制度的研究，加强对如何搭建有效的情报信息工作协调机制的研究，以及加强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变革性技术条件下国家安全情报发展思路的研究。

3.3立足点在于加强本学科人才培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33]。国家安全情报学是一门专注于研究以情报工作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新兴学科。在推进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也一定要有效提升本学科的人才培养水平。

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对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加强人才培养的制度化建设。现阶段，我国的情报学领域人才培养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一些既存的问题也亟需解决。比如现阶段我国的情报学相关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硕博层次，本科阶段的相关专业推进仍有很大空间。除了相关的军警院校开设了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等专业外，普通高等院校中情报学相关的本科人才培养还相对有限。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国家安全情报为主要研究方向，开展涵盖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各阶段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完整的人才培养链条。特别是要推动普通高等院校加强情报学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力度和水平，为更好地以情报支撑国家安全提供有效的人才供给。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情报学领域的师资队伍建设。良好的师资力量是我们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情报学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我们需要大力支持国家安全情报学领域内相关专家学者发挥更大的带头作用，形成若干重要的团队，带动整个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发展，更好地推进各层次国家安全情报学人才培养。现阶段，我们也需要在加强各层次国家安全情报学人才培养的同时，着力于加强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后备师资力量的储备与培养，通过成熟学者对青年学者的传帮带，构建起科学合理，结构优化的师资队伍体系，保证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师资队伍的不断优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发展。

3.4更要不断充实学科内涵在一门新兴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充分的内涵建设，以捋顺学科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34]。现阶段，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的发展，基于领域内专家学者的长期实践，借着时代的东风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但是在学科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行稳致远，不断充实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内涵。

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中所经历的第一个环节，是科学结构的“起始范畴”，是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35]在一门新兴学科的内涵建设中，学科逻辑起点是根本性的问题。国家安全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进行学科内涵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思考其学科逻辑起点。现阶段，关于国家安全情报学逻辑起点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经有相关研究涉及这一问题，但相对而言，尚未形成广泛共识。逻辑起点的模糊，不利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长期内涵式发展。因此，未来，我们在推进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高度关注国家安全情报学逻辑起点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则要深筑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是指各学科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人文精神和浓厚的文化氛围[36]。学科文化是一门学科学科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在学科内涵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学科文化。近年来，在本领域相关学者、教学科研机构及学术期刊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文化初步形成。领域内专家学者通过一系列的理论研讨会、学术文章交流以及科研项目合作的开展，不断培育并优化着国家安全情报学的自身学科文化。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学术共同体的打造，借助相关学术研讨与专业学术期刊等平台开展互动交流，构建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文化。

4 小 结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关学者的长期耕耘下，我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适合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理论构建都在进一步成熟，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契机。与此同时，现阶段，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建设相应的国家安全情报学二级学科这一思路基本清晰。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相关国家安全领域法律法规的深度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也可以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深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加强本学科人才培养以及不断充实学科内涵等四个方面进一步着力。相信在前辈学者与国家安全情报学相关研究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一定能够行稳致远，为国家安全情报相关理论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