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晶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8)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暴露了世界各国在生物防御建设领域的不足与缺陷，促使各国日益重视生物安全问题。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构建从小布什时期正式起步，至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报告，标志着美国生物防御战略正式形成。这一战略制定与实施的背后，智库的支持与辅助不容小觑。众所周知，美国是智库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其中许多智库已将触角伸向生物安全领域。但是，聚焦于生物安全和生物防御议题，具有较强专业性的生物安全智库却并不多见。其中，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Biodefense, 以下简称BCOB)就是其典型代表。

选择BCOB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大。BCOB于2015年发布了代表性成果——《国家生物防御蓝图：需要作出领导和重大改革》(A National Blueprint for Biodefense: Leadership and Major Reform Needed to Efforts，以下简称《国家生物防御蓝图》)，其中的许多政策建议均已融入到《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当中，就专业领域的思想引领力、与国会和政府高层的互动深度而言，该智库在美国战略界首屈一指[1]；其二，专业性较强。与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智库研究领域颇为宽泛不同，BCOB则以专业性著称，由生物安全领域的专业人士组建而成，重要成员之一的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是美国“炭疽事件”的亲历者，其本人就曾收到炭疽信件，在生物防御建设领域深耕多年，BCOB的研究议题更是高度聚焦，主攻生物防御与生物安全领域。因此，梳理BCOB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基本特点，解析其对美国生物安全政策的影响，对于中国同类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1 BCOB简介

1.1历史沿革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的前身为成立于2014年的“生物防御蓝带研究小组”(Blue Ribbon Study Panel On Biodefense)，由前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和前州长、首任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Tom Ridge)联合创建，2019年9月17日正式更改为现有名称[2]。该智库是在埃博拉疫情、寨卡病毒全球肆虐蔓延，美国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却对其“束手无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任务宗旨在于全面评估美国生物防御建设运行状况，提出促进变革的有效建议，诸多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前政府官员、州和地方代表、思想领袖和专家齐聚BCOB，为当前生物防御建设“建言献策”。

1.2资金来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是智库赖以发展的“生命线”，其融资渠道包括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会员会费、市场化运作收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委托研究等不一而足[3]。BCOB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一部分由哈德逊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提供固定的财政支持，一部分来源于社会捐赠。现有捐助者如巴伐利亚北欧公司(Bavarian Nordic)、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开放慈善项目(Open Philanthropy Project)、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等。此外，路明克斯公司(Luminex Corporation)、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核威胁倡议组织(Th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NTI)、紧急生物解决方案公司(Emergent BioSolutions Inc.)、勃林格殷格翰公司(Boehringer Ingelheim)等也曾捐资于BCOB。同时，该智库也接受来自私人通过邮寄、网上支付的捐款。如在官网专辟捐助链接，捐赠人填写基本信息与金额即可完成[4]。可见，BCOB的资金来源渠道多元，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1.3人员构成BCOB成员出自多门，横跨政界、商界和法律界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智力”与权力的有效结合。例如，创始人之一的乔·利伯曼曾于2000年当选民主党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并兼任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主席，亦是武装部队委员会(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的重要成员。另一创建人汤姆·里奇曾是美国首位国土安全部部长，并两度当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目前还担任美国商会国家安全特别工作组(U.S. Chamber of Commerce’s National Security Task Force)主席一职。智库委员共四名，包括汤姆·达施勒、丽萨·默纳克(Lisa Monaco)、吉姆·格林伍德(Jim C. Greenwood)和肯·韦恩(Ken Wainstein)等人。汤姆·达施勒曾供职于众议院8年，并于1994年当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还是战略咨询公司——达施勒集团(Daschle Group)的创始人与首席执行官。丽萨·默纳克曾于2011年被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2013至2017年又担任总统国土安全与反恐助理(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Homeland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并兼任内阁级国土安全负责人委员会(Cabinet-Level Homeland Security Principals’ Committee)主席。吉姆·格林伍德为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 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还曾担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主席。肯·韦恩是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Davis Polk & Wardwell)律师事务所诉讼部合伙人，2001年当选美国检察官行政办公室主任，2004年荣升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2008年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国土安全顾问。执行主任阿莎·乔治(Asha M. George)是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专家，曾担任美国第110、111届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主任[5]。

1.4管理模式不同于欧美大部分智库普遍采用理事会或董事会的管理机制，BCOB的管理模式为委员会制。由两名联合主席、四名委员、一名执行主任及若干研究人员组成。其中，联合主席和委员统领全局，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如任命负责人、确定BCOB发展方向与大政方针、筹措资金与提升影响力等；执行主任带领研究人员负责具体实施，如频频到国会参加听证会、开展日常研究、组织召开会议等。

委员会制的管理模式减少了联合主席、委员与执行主任、研究人员之间的距离，中间层级减少，权力逐步下放，研究效率显著提升。从BCOB近几年发布研究报告、举办会议、参加听证会的数量之多、频次之快就可见一斑。六年来，共发布了6份研究报告、参加了15次听证会、举办了40场专题会议。可见，此种管理模式是BCOB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

2 研究内容与偏好

智库是独立性、非盈利性组织，主要依靠专业知识与思想获取社会认可，并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进程[6]。BCOB也不例外，2015至2020年期间共陆续发布了6份研究报告，皆成为美国生物防御战略构建与实施的主要参照物。

2.1对生物防御建设整体蓝图的勾勒2015年10月，BCOB发布《国家生物防御蓝图》报告，对美国生物防御体系进行全面、细致地勾勒与规划，为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构建与实施奠定重要基础。报告开篇直指美国对生物威胁的准备工作不足，敌对国家持有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以及自然暴发的传染病等生物威胁依然存在。美国虽在生物防御建设方面小有成就，但仍易受生物事件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高层缺乏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对此，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副总统直接负责，并成立白宫生物防御协调委员会(White House Biodefense Coordination Council)加以解决。

在联邦层面，BCOB建议提高生物环境监测能力、强化数据收集和共享系统、提供财政资金支持、提升生物技术创新能力等。具体共列出33项政策建议以供政府参考，包括由副总统直接领导生物防御建设进程，赋予其管辖权和预算权，成立白宫生物防御协调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统一财政预算，完善情报系统，加强对人畜共患疾病暴发的监测与监管，提供各类应急资源，强化与州、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共享，重申美国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的“领导”地位，加强生物防御军民合作，推动诊断检测迅速发展，领导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应对机制等内容[7]。

2.2评估联邦政府生物防御政策成效2016年12月，BCOB发布《生物防御指标》(Biodefense Indicators)报告，指出美国在抵御疫情暴发和生物防御建设方面存在短板，如未能预先确定供资优先次序；无法迅速制定、批准和实施医疗对策以及实际对策软弱无力。在《生物防御蓝图》发表一年的契机下，《生物防御指标》的出炉旨在详细评估政府过去一年的相关工作，对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构建趋向进行捕捉与判断。评估的最终结果是尚在运行的46个项目中，17个取得部分进展，真正完成的仅有2个。因此，美国对危险生物事件的准备工作依然不足。基于此，该报告敦促国会制定联合监督体系，消除对生物防御监督的司法障碍。此外，人畜共患疾病的检测与应对、农业安全、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转化等均应列入新一届政府的议事日程[8]。

2.3关于农业和动物防御研究2017年10月，BCOB发布《保护动物和农业》(Defense of Animal Agriculture)报告，指出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提升，恶意威胁粮食和农业安全的企图依然存在。因此，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合力保障粮食供应与农业安全至关重要，是整个生物防御任务的关键环节。首先，由副总统领衔农业防御体系的构建，积极应对威胁，保障粮食安全；其次，农业部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加强协调，制定与完善预防和应对措施，开展对农业犯罪和恐怖主义调查工作；再次，联邦、州、地方政府之间在早期预警、生物监测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制定质量监测标准；最后，引入更加先进、尖端的实验技术，提出更具创新性的应对方案，以有效推动农业和动物防御建设[9]。

2.4关于生物防御预算改革研究2018年2月，BCOB发布《生物防御预算改革：需要综合预算以提升投资回报率》(Budget Reform for Biodefense: Integrated Budget Needed to Increase Return on Investment)报告，指出美国生物防御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类项目的财政预算与资金分配，建议白宫制定一项综合生物防御预算计划，主要囊括预算交叉点、项目活动绩效产出以及五年预算计划等内容，并再次重申副总统统一负责与领导的重要性，还呼吁国会设立两院、两党生物防御工作组(Biodefense Working Group, BWG)，以确定生物防御监督结构与程序。生物防御工作组应就预防、威慑、准备、探测、响应、溯源、缓解等防御举措，以及预算与拨款决议提出改革对策与建议。此外，报告还敦促国会授权设立“未来年度生物防御预算计划”(Future Years Biodefense Budget Program)，要求提前估算至少未来五年的财政支出与拟议拨款[10]。

2.5关于联邦与地方政府应对生物威胁联动关系研究2018年10月，BCOB发布《坚守生物防御防线》(Holding the Line on Biodefense)报告，指出联邦、州、地方各级政府应将生物防御作为优先考量事项，地方政府应与联邦政府分担大规模生物事件的准备、应对和恢复工作，加强联防联控，具体表现为设立新的国家紧急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System)；增加国家基本医疗用品、设备库存量；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健康医疗服务；授权各类实验室测试生物制剂；加强与提升生物监测水平与能力；在生物危机爆发前预先分配应急资金；将生物防御作为官员选拔的重要考核标准等内容[11]。

2.6关于生物防御系统的诊断与完善2020年11月10日，BCOB发布《生物防御诊断：盲目飞行，无计划着陆》(Diagnostics for Biodefense: Flying Blind with No Plan to Land)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暴露了美国生物防御系统的脆弱性，由于诊断检测能力有限，防护设备、试剂等资源短缺，预算资金严重不足，导致无法跟踪和控制疾病的传播。为此，该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提升诊断检测能力，推出新的检测方法，以有效应对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及未来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其中，为行政部门提供的建议包括：购买可行的诊断方案、充分满足诊断研发需求、积极利用国防研究领域的专业知识等；向立法部门提供的建议包括：敦促国会修订《2020年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of 2020, CARES)，制定诊断与检测新冠疫情的国家计划、加大对诊断检测的报销力度以及对可能造成大规模传染的疾病展开排查、为诊断研发提供长期财力资助、敦促国会修订《生物盾牌法案》(Project BioShield Act of 2004)，将国防专业知识引入诊断检测技术当中等[12]。

从研究内容来看，BCOB既关注全局，又聚焦重点，遵循“从总体到局部”的原则为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构建“献计献策”。首份报告从总体上进行考量与布局，描绘了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基本蓝图，第二至第五份报告分别对评估体系、动物与农业防御、预算改革、联邦与各级政府关系等议题进行重点关照，进一步盘点与细化，为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报告奠定重要基础，在生物威胁范畴、机构设置、预算改革等方面，特朗普总统基本都采纳了该智库的建议[13]。基于新冠疫情在美国肆虐的现实背景，新出炉的第六份报告对美国生物防御系统暴露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加强诊断检测才是控制疫情传播、维护生物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发布研究报告，BCOB还通过参加听证会、举办会议等形式开展研究活动。

3 基本特点

自成立以来，BCOB与政府部门密切互动，在特定的生物防御领域为政府“献计献策”，影响政府相关决策，表现不俗，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

3.1议题聚焦化有别于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美国主流智库，其研究范畴较为宽泛，关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研究方向“大而全”；而BCOB则将研究议题牢牢聚焦在生物防御战略构建与应对生物威胁方面。发布的6份报告都紧紧围绕这一专业方向，全方位探讨“蓝图规划和制度构建”“预算改革”“评估与总结”“动物农业防御”“联邦与地方政府关系”“诊断与检测”等问题。

BCOB还瞄准了应对自然暴发的传染病、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生物技术滥用等议题，利用各种场合，频频举办各种论坛和会议，不断扩大影响面。如2015年11月3日，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举行题为“防御生物恐怖主义：美国多么脆弱？”(Defending Against Bioterrorism:How Vulnerable is America?)听证会，利伯曼和里奇受邀出席，强调生物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巨大威胁、评估美国生物防御计划的运行状况以及提供提升生物防御能力的意见建议[14]。2017年10月3日，BCOB召开题为“生物犯罪、恐怖主义和战争归因：挑战和解决方案”(Attribution of Biological Crime, Terrorism, and Warfar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会议，指出生物犯罪、持有生物武器的国家可能威胁国土安全，但美国尚未具备应对能力。因此，与会者建议在识别病原体源头，探寻生物犯罪、生物恐怖主义肇事者，提升生物威胁归因与溯源能力等方面下功夫[15]。2018年4月25日，该智库举行“跨国生物威胁与全球安全”(Transnational Biological Threats and Global Security)会议，指出美国面临的生物威胁不断增加，包括可能在全球蔓延的新发突发传染病、恐怖分子寻求生物武器、民族国家欲重建旧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等多种类型[16]。2019年2月5日，BCOB举办题为“对抗下一场战争：防御生物武器”(Fighting the Next War: Defense Against Biological Weapons)会议，与会者就应对生物武器威胁、国防部在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讨论[17]。7月11日，该智库又在纽约举行公开会议，集中讨论生物防御曼哈顿计划(A Manhattan Project for Biodefense)，即旨在保护美国免受生物威胁(包括生物战、生物恐怖主义和传染病大流行)的国家级研发项目[18]。11月7日，智库执行主任阿莎·乔治参加并主持了《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年会，指出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社会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合成生物学、网络生物学、微生物学等的滥用风险，敦促国家对其高度重视[19]。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BCOB立即着手开展密集性研究，并积极参与国会听证。如2020年2月10日，BCOB与哈德逊研究所举行联合会议，就新冠疫情暴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联邦政府危机处理的方式、下一次大流行疾病暴发的准备工作等议题展开讨论[20]。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题为“我们准备好了吗？保护美国免受全球流行病的危害”(Are We Prepared? Protecting the U.S. from Global Pandemics)圆桌听证会，就美国当前新冠病毒和未来大流行病的防范水平与能力展开评估。阿莎·乔治受邀参加此次听证[21]。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7月21日，智库召开题为“新冠病毒的复杂性：威胁集聚、资源断裂”(COVID Complexities: Converging Threats, Fractured Resources)的会议，集中讨论了新冠病毒威胁、疾病追踪与溯源、医疗准备、应急管理等议题[22]。

3.2人员专业化作为专门从事思想创新的知识密集型组织，智库无疑依赖于一支高素质的专家队伍。智库在决策咨询中能否发挥作用，与智库专家是否产出高质量、专业化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23]。同样地，BCOB秉承“兼容并包”原则，打破学科背景与行业限制，网罗专业人才作为支撑，形成了涵盖国土安全、反恐、生物防御领域政府官员、企业商界负责人、科研学者等多领域、跨学科的强大人才梯队。据悉，乔·利伯曼、汤姆·里奇、肯·韦恩均是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门高官；唐纳·沙拉拉(Donna Shalala)曾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丽萨·默纳克曾任总统反恐助理；吉姆·格林伍德为生物防御组织负责人；约纳·亚历山大(Yonah Alexander)、雷切尔·莱文森(Rachel Levinson)分别为波多马克政策研究所校际恐怖主义研究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Terrorism Studies,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主任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家研究计划(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主任。这些人员大都与美国政府盘根错节，在为其提供咨政建言方面分量较足。

3.3评估标准化研究成果是智库发展的重中之重，对其评估与审查能够避免智库研究中的行为不端、质量低下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24]。在质量评估方面，BCOB走在该领域前列，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与成果转化。2016年12月，BCOB发布《生物防御指标》报告，对美国生物防御建设实施效果予以评估，并制定行业标准作为重要依据，即将实施行动状态划分为完成、部分完成和并未完成三类，将执行期限分为少于一年的短期行动、一到三年的中期行动以及三到五年的长期行动。基于此，对2015年提出的33条建议逐一进行验证与比对。2018年11月14日，BCOB又召开题为“生物防御指标：国家生物防御蓝图实施进程的关键要素”(Biodefense Indicators: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Key Elements of the National Blueprint for Biodefense)会议，再次对执行部门实施《国家生物防御蓝图》(2015)进展情况展开评估，内容涵盖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制定与实施情况、当前生物监视和探测计划反馈情况、医疗对策应用情况以及情报、信息共享情况等多个层面。白宫方面也派出代表参加[25]。

4 对美国生物安全政策的影响

BCOB将主要受众和服务对象定位于政府和国会官员，指向性十分明显，致力于影响政府相关决策。对照美国生物安全政策的相关内容，我们发现BCOB发布的研究报告、召开会议的相关议题的确在战略构建与规划、政策目标设定、人员配备与机构设置以及预算改革与资金拨付等方面，为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发挥了重要作用。

4.1战略构建与整体规划方面BCOB在2015年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中呼吁，美国应制定和实施全面的生物防御战略与执行计划，建议从整理现有生物防御政策、法规与条约，确定现行政策需求，评估和确定预算拨款，剖析差距与短板，以及开展评估与审查等方面入手。次年11月30日，国会颁布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7)几乎完全采纳了BCOB的建议，敦促国防部部长、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和农业部部长共同制定一项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须包含对现有生物防御政策的审查与评估、生物威胁的种类、美国防止获取、扩散和使用生物武器的现行计划以及各执行机构的职责与功能等内容[26]。《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报告也采纳了《国家生物防御蓝图》的相关建议，于2018年9月正式出炉，标志着美国将生物防御与生物安全议题提升到了国家安全前所未有的高度。

4.2政策目标设定方面据悉，从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BCOB连续举办题为“树立威胁意识”“预防与保护”“监视与检测”“响应与恢复”研讨会，声称这四项议题应共同成为美国构建全方位、全谱系生物防御战略的核心目标，并指出生物战、生物恐怖主义、新发突发传染病以及实验室意外泄漏等均是美国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威胁。2018年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报告也指出，美国当前面临的生物威胁包括三类：第一类为自然生物威胁，主要指自然发生的新发突发传染病。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甲型H1N1流感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H7N9)、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自然因素引起的重大传染病及动植物疫情均属此类；第二类为偶然生物威胁，主要指生物实验室人员偶然泄漏病原微生物，导致自身或实验室以外人员的感染；第三类为“蓄意”生物威胁，主要包括生物武器扩散、生物恐怖主义潜在威胁以及生物技术滥用、谬用风险等。为应对这些生物威胁，该报告提出了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将要实现的五个目标：其一，增强风险意识，通过监视和检测活动鉴定和识别生物威胁并预测生物事件；其二，防止生物技术滥用，预防生物事故发生；其三，提前做好监测工作，规避生物事件爆发风险；其四，快速作出响应，最大限度地限制其负面影响；其五，增强生物事件爆发后迅速恢复的能力，以降低生物威胁风险[27]。由此可以看出，BCOB早在成立之初就通过举办一系列研讨会，为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构建确定了目标与方向，这些建议均成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报告的核心内容。

4.3人员配备与机构设置方面《国家生物防御蓝图》提出的头号建议就是美国在处理和协调生物防御建设方面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副总统应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新冠疫情发生后，特朗普指派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全权负责疫情应对工作，使这一提议从理论变为了现实。BCOB执行主任阿莎·乔治对此高度赞扬，并声称副总统将会在未来生物防御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8]。

BCOB还在《国家生物防御蓝图》中主张建立白宫生物防御协调委员会，以凝聚各部门、各州、各地方、各行业力量，指示相关部门和机构均应在该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就生物防御建设问题进行协商与沟通，对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开展定期评估。这一理念在特朗普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报告中也得以彰显，新成立的内阁级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Cabinet-level Biodefense Steering Committee)与白宫生物防御协调委员会的功能十分相似。内阁级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横跨政府15个部门，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担任主席，成员有国务卿、国防部长、总检察长、农业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以及环境保护署署长等，构成人员出自多门。主要任务是对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实施情况进行统筹协调，对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目标及实施效果展开评估，以更好地预防、准备、应对生物事件，并能够从生物威胁中迅速恢复[29]。

4.4预算改革与资金拨付方面在《国家生物防御蓝图》和《生物防御预算改革：需要综合预算以提升投资回报率》报告中均建议统一生物防御预算与拨款，使国会和政府了解整个生物防御系统的资金来源。在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美国卫生安全国家行动计划》(United States Health Security National Action Plan)以及《国家卫生安全战略2019-2022》(National Health Security Strategy 2019-2022)报告中，均指出应强化生物防御预算改革，敦促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制定综合性的生物防御预算方案，统一经费支出，有效提升投资回报率[30]。2020年2月24日，特朗普政府也采纳相关建议，向国会提交25亿美元预算拨款申请，专门用于疫苗开发、物资设备采购等，以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31]。但是，由于特朗普淡化新冠病毒威胁，应对方式毫无章法，导致美国疫情持续蔓延。

BCOB成立时长虽只有6年，但基于上述分析，已经在影响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制定、促进国家生物防御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作为美国智库中的“后起之秀”。自2014年成立以来，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参加听证会与举办会议“三驾马车”不断为美国生物防御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研究议题聚焦于该领域的整体性规划、预算改革、效果评估、应对威胁、诊断检测等多个层面。2018-2019年美国政府连续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美国卫生安全国家行动计划》以及《国家卫生安全战略2019-2022》等多份报告中，均强调提升预防、发现、评估、准备、减轻、应对生物威胁能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指出财政预算与效果评估是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关键环节等。而这些内容均与BCOB的研究成果与建议“不谋而合”。BCOB的研究成果以其专业性、实用性得到了政府的青睐，以至于潜移默化或被直接采纳，影响了政府决策，对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构建与实施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今，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生物安全议题受到高度重视，构建生物安全智库也显得尤为必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生物安全高端智库，以推动生物防御建设科学决策，把脉生物安全发展态势，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体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并提升参与国际生物安全事务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已然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全面总结和剖析BCOB的研究内容、基本特点及对生物安全政策的影响，对于中国构建生物安全智库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首先，以专业性的研究议题为基础，明确智库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就目前而言，我国军事科学院曾于2005年组建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于2011年下设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天津大学于2016年9月成立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但是，这些智库在战略定位、研究方向等方面还面临诸多亟待探索和不完善之处。对此，生物安全智库应明确研究的主攻方向，既注重生物安全战略整体性构建的研究，也关照生物安全概念、特征等局部性的研究议题，但总体上均应框定在生物安全这一专业性领域；其次，生物安全智库应紧扣政府决策需求，瞄准国际前沿，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集中相关专业对口人员攻坚克难，努力打造具有较高指向性、较强针对性的研究成果，规避研究成果与实际政策需求“两张皮”的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议方案，力图使智库成果与国家生物安全政策有效“对接”；最后，加强智库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建立“直通车”和“绿色通道”，注重研究成果的成功转化与落地实施。当前，我国生物安全智库研究成果出炉后，通常都面临“卡脖子”和“肠梗阻”的窘境，如何确保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成果“上下通达”，快速纳入国家决策和法治的轨道，是催生和繁荣中国生物安全智库建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