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忘记一件事：作为由人类活动构成的组织、公司乃至任何企事业单位，其实都是一个有机体，因而也和任何有机体一样，都有着生老病死的生命历程——不健康、无法适应环境动态变化的组织很容易走向衰亡，而那些自我调适能力强的组织则可以在“进化”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很多国内企业都迷恋规模，但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大而不能倒”，因为庞大的规模与组织生命力不是一回事。在人类史上，帝国可算是最复杂的社会组织之一了，但美国学者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研究了数百个文明崩溃的案例之后得出结论：组织的复杂庞大并不一定能确保它在竞争中胜出，往往反倒是那些灵活性较大的新兴边缘组织（如威尼斯共和国）表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组织演进的趋势并不是规模，而取决于其进化能力带来的生命力，否则统治地球的就不应该是我们人类而是恐龙了。

连帝国都是如此，那企业就更不用说了。杰弗里·韦斯特在《规模》一书中得出结论：美国上市公司的半衰期仅为10.5年，换句话说，约一半的上市公司会在差不多十年内消失。这对市场这个大系统而言或许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不断有竞争力更强的“新物种”冒出来，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也逼迫曾经走在前列的公司不断升级换代，但对组织本身而言，却意味着巨大的进化压力，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无情的淘汰。

确实，商业组织需要面对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没有谁敢说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尤其在一个风险社会，真正能对抗风险，将危机转化为契机的，不是规模和资源，而是內在于组织的适应能力。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既然不能通过垄断来压制其他竞争者，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时诊断组织的健康状况，永远保持组织生命力。

要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在商业的逻辑中引入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视角，而不单单将组织看作是达成商业目标的一个工具、一架机器。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公司、一个家庭，复杂有机体的进化最终都取决于充分发挥个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因为组织的竞争力，说到底在于它内部各单元如何有效协同，通过力量的有机组合，激发出创造性。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首先意味着组织内部的所有人必须转变思想，将组织看作是一个复杂生态。虽然近年来许多企业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了构建组织生态的重要性，但有必要指出的是，“生态”并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完成，而需要放手让它自发“生长”和“进化”，这意味着充分释放成员的创造性，同时对未来的变革始终保持开放心态，而并不只是沿着确定的目标航行。

到了如今的后疫情时代，组织生命力的问题变得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和严峻。因为面临着不确定性增加的大环境，越来越多的公司将重点从扩张、增长转向了稳健、安全。但是，正如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谈到大型组织间竞争时曾感叹过的，“扩张能力消失之时，灾难中复苏的本领也会消失” 。这正是最考验领导力的时刻，不仅因为任何一个引领性的组织，需要的并不只是“活下去”，还需要“活得更好”，还因为当你丧失“活得更好”的能力时，很可能也将无法“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