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鹏修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0 引言

发展经济通常伴随着破坏环境和消耗资源，因此绿色发展的呼声渐愈高涨，随着监管层、社会大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也逐日俱增，据Wind数据资讯显示，A股2019年因环保问题被处罚的上市公司近50家。作为参与社会生产的主体，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逐年改善，披露环境信息已经成为向股东、债权人等传递环境信息管理的重要渠道，环境信息披露已经成为环境会计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将重点梳理现有文献中关于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研究以期对后续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1 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1.1 内部因素

1.1.1 公司特征

公司特征中对环境信息披露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所处行业的差异性及公司规模等。公司所处行业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不同行业所需要承担的环境责任的差异。王建明（2008）认为行业特征应该纳入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中，其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高，进一步研究认为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面对的环保监管压力更大。

国内外学者已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规模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现有可以解释两者关系的主要是合法性理论，Gordon等（2001）基于合法性理论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越多。Dumontier等（2014）研究了在IFRS框架下的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IFRS框架下企业规模显著提高了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我国学者侯涛等（2010）通过分析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披露的 CSR报告内容并构建指数量化评价企业环境责任信息，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受其规模的显著影响。

除上述公司特征外，现有文献也讨论了企业业绩对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Lang等（1993）研究发现企业业绩与其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Freedman等（1982）通过实证研究却表明企业绩效越高，其披露的环境信息越不透明，即披露的水平越低。

1.1.2 内部治理

与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相关性的内部公司治理方面的因素很多，针对股权结构来说，Brammer等（2010）研究指出股权结构越分散的企业倾向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而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尚存在争议，周春娜等（2012）以所属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股权分散程度及两权分离度对该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影响不显著。

在董事会特征方面，Barako（2006）研究表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水平与独立董事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关系。Du et al（2013）发现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受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特征（道德信仰等）的影响。我国学者毕茜等（2012）从独立董事规模、董事会规模及是否两职合一等几个方面验证了董事会特征对制度对该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具有调节作用。任月君和张凯华（2016）选取重污染行业特定行业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环境成本支出正相关。

监事会在公司治理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角色，其有权监督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并有义务对相关信息披露行为加以规范。目前，讨论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与监事会特征的文献仍然少见，沈洪涛（2010）通过研究发现，监事会规模和企业CSR报告中披露的信息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监事会规模能够显著改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左永彦等（2012）研究同样表明监事会规模可以显著改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整体水平。

作为企业信息披露的管理者，管理层对本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具有较高的自由选择权，Clarkson等（2008）在研究公司环境绩效与其环境信息披露时提出公司做出环境信息披露的决策可能与高管自我认知有关。李强和马波（2015）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与高管非货币性股权激励正相关，但与货币薪酬短期激励负相关。

1.2 外部驱动因素

1.2.1 政府监管

政府监管影响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方式是其颁布的政策法规对环境信息披露责任予以规范，Alciatore（2006）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加大对重污染行业的监管是导致该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整体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Orsato（2006）研究发现环保成本高昂使得企业缺乏环保动机，迫于政治压力，公司会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Mohamed等（2014）利用小样本，基于合法性理论，发现政府出台监管政策可以促使企业遵守环保法律，以确保组织的合法性。Dobler等（2016）研究表明，企业面对的政府监管压力越大，其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即政府监管较为有效地改善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在我国，马杰等（2012）以政治学中的相关理论为基础，选取典型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讨了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动机，研究表明政府监管是主要动机之一而且政府监管强度越大，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肖华等（2013）研究认为相对于传统的文化压力，上市公司所面对的制度压力更能显著提高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监管方式方面，毕茜（2012）认为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市场主体在成本效益内选择性地披露环境信息，只有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直接干预，或者采用征税等方式才能消除外部性。倪娟（2016）等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与信贷决策之间的关系，发现监管部门推出的“绿色信贷”等一系列政策可以有效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

1.2.2 舆论压力

目前关于舆论压力对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对媒体报道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变化的研究。Brown等（2012）实证检验了舆论压力与环境信息自愿披露质量（VED）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自愿披露质量（VED）与消极舆论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媒体的消极舆论显著改善了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为了引导舆论导向而主动选择披露更多环境信息或由于舆论压力而被动选择披露环境信息。但马默坤等（2016）选取A股典型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监管压力、公众压力及市场压力三方面研究了多重外部压力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叠加影响，研究表明监管压力和市场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并未发现公众压力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许杨杨等（2016）以沪市A股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新的指标衡量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研究发现公众对环境问题越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1.2.3 其他外部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影响公司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因素众多，Schneider（2011）研究发现环境绩效是影响债券定价的重要依据，债权人通过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判断企业环境绩效，因此公司面临的债权人压力是其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

2 评述

目前相关学者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十分充分，但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衡量与评价存在过于主观且评价体系不一致等问题，由此造成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未来需要引入全面统一的环境信息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数据库以便后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