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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研究综述

2021-01-02钱方圆

全国流通经济 2021年5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

钱方圆

(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上海 201514)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正进入新人口红利的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由数量的追求转变为质量的提升,这就使各市场主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近些年企业“用工荒”、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日益严峻,而这一问题所反映的实质是“技工荒”,解决农民工“技能弱”问题迫在眉睫,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思考。本文选取2010年至2020年间有关学术界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性的探究。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界定

近些年,农民工群体内出现了代际更替的现象:老一代农民工逐渐返回农村,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建设的主力军,更多的学者和企业开始关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一词也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并提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

在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也逐渐趋于统一。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王春光就认识到农民工开始更新换代的变化趋势,他是我国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学者。王春光等(2003)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两种内涵:一是年龄在25周岁以下,在20世纪90年代出去打工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务工经验更丰富;二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因为他们不是跟随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务工中出生长大的,而是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过度性质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这之后,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探讨,并且指出不同的概念解读。比如,邓文勇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在15岁以上且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其户籍仍属于农村的劳动者;谭明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务工者;全国总工会的专题研究报告的观点认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外地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户籍人口。综合各学者观点,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拥有农村户籍且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在城市就业并寻求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进城务工者。

二、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发展历程

1.农民工培训研究探索期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现象已开始出现,但在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制约下,农民进城务工的难度加大。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放宽对进城务工农民的限制政策,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工潮”随之涌现,农民工在经济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由于农民工自身专业技能不强,满足不了现在用工企业的要求。基于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农民工技能提升问题,因此对于农民工培训的研究初现端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繆文英发表的《谈谈对民工技术培训的重要性》,但其研究更多的涉及自己对农民工认识的总结方面,对农民工培训方面的研究少之甚少。

2.农民工培训研究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于农民工培训问题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刘华学在《中国培训》中指出培训教育农民工不容忽视;冯桂林、朱玲怡在《武汉市农民工就业培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提出对农民工培训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刘中郎在《农民工上岗前培训不容忽视》文章中强调岗前培训对农民工技能提升起到积极影响。但学者们更多侧重对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研究,有关农民工培训的对策没有涉及,而且在此阶段,没有正式的国家文件就有关农民工培训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3.农民工培训研究成长期

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规模不断壮大,农民工问题层出不穷,其中农民工培训问题尤为突出,这便吸引各个领域学者重视起来,因此“农民工培训”问题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领域。由于农民工代际更替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提出使之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问题也随之重视起来。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关于农民工培训的文章,而且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农民工培训问题,2003年9月,国家六部委联合制定并由国务院转发《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2006年,国务院发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督促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的重视。这些举措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在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广泛关注,更激发人们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新的思考,农民工培训得以迅速发展。

三、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研究的现状

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要取得出色的进展,不仅要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要,适应企业用工需要;而且要有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因此,笔者以“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2010-2020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研究状况的变化,为后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参考借鉴。

1.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重要性的研究

相关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必要性首先源于农民工自身技能不足,无法达到城市工作的要求;其次来自企业用工的需求,很多企业出现“招技工难”的问题;由此可知对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姜鑫磊(2013)认为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将是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表现[3];吴琼(2018)指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认识、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4];孙金锋(2011)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有利于实现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5]。因此,从以上学者研究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培训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感,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

2.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的研究

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研究的较多,涉及的方面较全。比如在培训内容和需求脱节方面,孙正林(2011)认为当前大多数培训机构看重学历教育而忽略技能教育,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脱离市场对农民工的真是要求,因此新生代农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足[6];培训观念方面,孔全新、康和平(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面临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认识不到位,制度保障不完善,培训资源过于分散等困境[7]。在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究,储宇奇(2016)认为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模式主要包括自发模式、政府主导模式、职业院校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不同的培训模式有各自的优势,但具体实施中仍存在资金监管不到位、宣传乏力,资金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8];在农民工培训经费管理机制,雷世平、姜群英(2005)指出必须建立三元主体即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同时吸引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9];付薇,李旭(2014)认为,农民工作为主要培训主体和直接受益者,本着“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农民工应该承担大部分的经费投入[10]。但笔者认为农民工实际薪资水平偏低,自身投入尽力不足,因此应建立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三元主体的经费分摊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取得高质高效的成果。

3.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影响因素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方面原因,勒伟(2016)谈到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培训持积极态度,但其对就业培训认知较为片面,导致培训收效甚微;曾嘉懿(2018)认为农民工在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缺乏清晰的目标,而且其大部分时间在工作上,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技能培训[12];吕闽,韩丽莎(2014)指出农民工经济能力有限导致培训没有动力[13];刘汝元(2011)指出农民工在企业用工需求方面存在认知偏差,导致盲目选训问题[11]。政府和企业方面原因,王华轲(2016)认为政府与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角色定位不准确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缺乏失效的主要原因;李贵成(2014)认为在职业技能培训专业设置上没有针对性,与企业岗位需求严重脱节[14],此外张兰凤、肖学文(2015)指出企业参与程度较低[16],侯新颖(2019)也提出企业对农民工培训意愿较低;因此需要明确政府和企业在培训中的角色定位[15]。劳动力市场方面原因,王华玲等(2011)农民工供给与市场需求口径不一,导致农民工供给结构不合理,社会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关注度不高[17],霍玉文(2012)认为宣传力度不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重要障碍之一[1]。

4.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

在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中,学者们把重点放在职业技能培训取得的成效方面。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具有明显积极影响[2];赵蒙成,李丹阳(2016)对SZ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和职业培训状况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培训满意度不高,参与职业培训的次数少、时间短,认为培训内容实用性不高[18];刘奉越,花月(2013)认为政府、培训机构和企业三大培训组织者应紧紧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加强信息沟通,密切合作,才能保证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创新性,不断提高培训质量[19];袁旭、张晖(2019)等通过Binary logistic模型的建立,实证分析得出学历、培训时长、培训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效果有正向影响。由此可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效果的因素,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也包括政府、企业和培训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重视程度。

樊茜(2018)等基于全国 11 个省(直辖市)4030 个样本的实证分析中得出农民工培训效果影响就业质量,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选择、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培训,如何确定培训效果的衡量指标,李子杰(2003)指出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效果保障存在两个关键点,分别为准入环节和考核环节,换言之一是要筛选农民工与培训机构的准入资格,二是规范参加培训农民工的考核标准。

在已有的研究中,农民工自身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和实证分析的研究相对少,对于农民工培训的研究仍缺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我国目前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期,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探究对象,更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四、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的简评和展望

根据已有文献分析可知,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学者们从两个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方面,对培训参与者(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培训机构、政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对农民工培训的影响因素(培训方式、培训制度、培训费用等)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虽丰富,但笔者认为现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文献更多涉及宏观层面,培训问题解决措施不具体,在实证研究方面较缺乏,主要体现在研究形式单一,量化研究很少;而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质量问题进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培训机构在农民工培训方面应当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从而突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企业“用工难”的困境。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更要注重其培训的质量,它不仅能够反映农民工就业质量,而且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质量研究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全新课题,此项研究方向会对当前备受各界关注的农民工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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