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波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喀什 844006）

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有“万山之祖”的美誉，地位显赫。从地理上看，昆仑山西起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帕米尔高原，山脉全长约2500 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 米，宽130～200 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50 多万平方公里，可分为西、中、东三段，地势西高东低，横跨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四省，最高峰是位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境内的公格尔峰（海拔约7649 米，距离喀什市140 公里左右）。喀什地区辖十二县市，三面环山，北有天山南脉，西有帕米尔高原，南部是喀喇昆仑山，东部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喀什市北面是天山山脉，南面、西面为昆仑山脉所围绕。可以说喀什地区是中国境内西昆仑山的起点。

喀什与昆仑文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早期文化典籍中，记录有昆仑山、昆仑文化的主要体现在关于周穆王的记载和《山海经》的记录中。《竹书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1]记录了周穆王与昆仑山地区的首领西王母的交往。

《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鸟兽。”[2]42“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2]45《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2]258-260以上内容向我们描述了昆仑山的位置、环境、周边情况。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2]344被“神话”的西王母出现在了“万物尽有”昆仑山上，这些描写显然是昆仑神话的开端。

昆仑山、昆仑文化见于较早时期的史书记载的有《尚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司马迁发出感慨：“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司马迁记录了汉代确定的“河出昆仑”的史实，但他不能确定昆仑山的具体位置。在《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3]再次提出了“河出昆仑”与“河出葱岭”，余太山等人认为此处“南山”就是指昆仑山。

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昆仑山、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历史中显然具有重中之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支撑

“昆仑”之见于典籍，除以上所引以外，其他还可多见于其他在《穆天子传》《尚书·禹贡》《楚辞》《庄子》《淮南子》《搜神记》等典籍中。关于昆仑山地望的考证就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例如清代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总结出关于昆仑的位置有七种说法：“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4]《艺文类聚》中援引了12 个材料说明昆仑，《太平御览》中引用说明昆仑的书籍达到了27 种。清代史学家万斯同写有《昆仑辩》一文，提炼出关于“昆仑”的观点十余家。法国人费琅在解释“昆仑”这一概念时引证中文记载42 个，引证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记载12 个。[5]由于“昆仑”概念的历史性、多元性、模糊性，昆仑文化的概念也一直存在争论。现代以来茅盾、吴晗、顾颉刚、丁山、黄文弼等学者都对昆仑文化多有研究。当代学者赵宗福先生曾经从“昆仑神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神话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祖居地”“西王母是昆仑神话中的女主神”等十个方面论证归纳了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6]，肯定了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价值。叶舒宪更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以四重证据法为方法，对玉帛之路、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等问题进行探讨。可以说，昆仑文化是由昆仑神话、河源信仰、玉石文化等多个文化基因链条聚合共生、融合而成的复合型文化形态，昆仑文化的形成过程、传播过程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的重要见证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昆仑神话构成了昆仑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内容，蕴含着早期中华民族先民们的原始意识、思想、哲学与社会制度。《山海经》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记录昆仑神话最早也是最丰富的一本书，记录到昆仑山的地方约14处。女娲造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禹鲧治水、黄帝蚩尤之战的神话故事都出现在《山海经》中，同时昆仑山以“其光熊熊”“其气魂魂”的“帝之下都”的庄严气象、宏伟气魄出现在《山海经》中，发生在昆仑山及其周边的诸神故事形成了中华民族古代神话体系最重要的“昆仑神话”，也是构成昆仑文化最重要的基因链。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7]。以昆仑神话为起点，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并一直绵延在后世的文化传承中。

昆仑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基因链是“河源信仰”。河源信仰与昆仑山的密切关系说明了昆仑山不仅是“万山之祖”，也是“万水之源”，同饮一江水的“河源信仰”丰富了昆仑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而玉石文化关联着中华民族早期部族中的“白玉崇拜”，玉石文化以昆山美玉作为人格象征，丰富了昆仑文化中的“人”的因素，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统一于昆仑文化之中。

当代昆仑文化研究多从地域划分的角度，将昆仑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种，而从历代对昆仑神话、河出昆仑等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更倾向于将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史中一支重要的源头，将这个源头过于执着地确定为某一地点很可能会削弱昆仑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为昆仑文化在历史上和其他文化形态一起共同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形成，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二、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喀什是昆仑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重要的汇集点和交流枢纽

（一）喀什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概念，得到了各国学者的普遍认可，此后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是成果斐然。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各种路线分类较多，其基本线路是从西安出发，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分不同线路。南道出阳关，沿塔里木盆地以南，到和田、皮山，过莎车，到达疏勒（喀什）；北道（有学者称为中线）过罗布泊、焉耆、库车到达疏勒（喀什）。喀什作为丝绸之路的中转和节点城市，在东西交流、交通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也确定了其在古代丝绸之路研究和昆仑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域价值。《汉书·西域传》记录“疏勒”时说，疏勒“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有市列”。据该书记载来看，疏勒并不是人口大区，靠近疏勒的莎车有2339 户，姑墨3500 户，于阗3300 户，但却专门言及疏勒“有市列”，这在《汉书·西域传》中各地的记录中是少见的，因为除疏勒外，仅在记录罽宾、乌弋山离这些所谓“不属都护”的“大国”时谈到有“市列”，可见疏勒（喀什）在天山南路、西昆仑山、塔里木盆地南路的独特地位，以及作为商业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重要地位——作为商业、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的喀什与昆仑以西的南亚、中亚或来自更遥远西部的文化形态很早就开始了各种交流。

（二）“穆王西征”中的昆仑与喀什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 年)出土的《竹书纪年》中有六卷本的《穆天子传》，记录了周穆王巡游之事，西晋时郭璞就开始注释《穆天子传》，后世多有人对此进行研究，民国时期对其研究逐渐深入。对《穆天子传》研究分歧较大的就是对周穆王西巡线路的理解，顾实、丁谦、刘师培、岑仲勉、顾颉刚、小川琢治、常征等人多有讨论。对周穆王西巡最西点的考证，相对保守的看法是到达河西走廊西部，最为开放的观点认为周穆王西巡最西到达现在欧洲的波兰华沙。《穆天子传》中有两个方面涉及昆仑与喀什。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皇帝之宫”“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珠泽之人乃献白玉石”“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庚辰，济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车。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黄金之鹿，白银之麕，贝带四十，朱四百裹。戏乃膜拜而受。”以上文字记录了周穆王到达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后与当地部落首领之间的交往。学者基本认同舂山大致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附近。顾实认为“洋水”就是新疆疏勒府，即今日喀什市或疏勒县周边的喀什噶尔河，上游是乌兰乌苏河、玛尔堪苏河。[8]岑仲勉认为，“洋水”应为叶尔羌河西源的泽普勒善河，顾实的说法违背现实。[9]对于“曹奴”，顾实解释为就是疏勒，并以“洋水”是喀什噶尔河为佐证。不论顾实、岑仲勉先生的分歧如何，或者其他学者对周穆王到达昆仑山持何种怀疑态度，各种古籍校注中对周穆王西巡到昆仑山一带都没有拿出完全否定的证据。不论洋水是喀什噶尔河，还是泽普勒善河，河水流域的涵盖之地都与喀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学界都肯定，穆王西征进一步加强了疆域内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联系，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不同区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很可能在现存能发现的文字记载前就已经存在了。

1.“河出昆仑”与喀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也一直在寻找黄河之源。在中国古籍中经常将黄河称为“河”，这也说明了黄河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唯一性。《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曾经派人“穷河源”，并在这个过程中确定“河源出于阗”，从而将黄河之源与昆仑山的关系以官方的方式确定下来。《史记·大宛列传》是司马迁根据张骞出使西域后的描述而写成，书中有言：“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个观点中于阗和葱岭都与“河源”产生了关联。还有一个相近的观点——“河出伏流”，始见于《淮南子·地形训》“河出积石”，东汉高诱注云：“河源出昆仑，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导而通之，故出积石。”三种说法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南宋僧人志磐所绘《汉西域诸国图》中，黄河东流的源头标为“葱岭”和“疏勒”。[10]其实，无论是“河出昆仑”“河源潜流”还是“河出伏流”，这些分歧都说明自汉武帝起，就开始将神话中的昆仑确定为文化意义的昆仑和地理学意义上的昆仑，认定黄河起源于新疆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一带，体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昆仑与中原中央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后，历代统治者反复论证黄河的源头就是昆仑山，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清代，林则徐到达新疆时也依然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新疆。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一开篇第一句就说：“罗布淖尔者，黄河初源所停滀也。”徐松认为罗布淖尔的水源地之一就在所谓的“昆仑之虚”。[11]将黄河的源头定于新疆南部的昆仑山，虽然与现在科学勘测认定的黄河的源头相差了很多，但可以说这是古人在寻找民族源头的努力中形成的共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祖国版图的一部分。著名学者叶舒宪先生认为：“河源问题关系到华夏国家版图方面的意义，具有文化认同上的重要功能”，并断言“河出昆仑”是上古华夏所信奉的神话教义，具有国家认同的标的意义。[12]“河出昆仑”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所谓“错误的”地理学论断，而且是构成昆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关于国家版图认同的文化论断，它在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中以神话想象的方式和确定地理坐标的形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版图认同观念的重要源头。

2.“玉石之路”与喀什

《山海经》中有“黄帝食玉”“西王母献白环”的传说，开启了古代先民们“白玉崇拜”的记载。喀什，又称“喀什噶尔”，自古以来的典籍中多有记载。早在《汉书》《魏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等书中称为“疏勒”，之后史书中还有“佉沙”“竭叉”“伽 师袛 离”“可 失哈耳”“哈实 哈儿”等称谓。关于喀什的地名考释，中外史学家做过很多讨论，对“喀什”的语义学阐释也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喀什（Qash）在《突厥语大辞典》中解释为是一种透明的石头，有白色和黑色。至今维吾尔语中Qash 还有“玉”的含义，喀什应该就是远古时期玉石的集散地与贸易中心。[13]

“玉石之路”的再发现与重新审视，在历史考据与实证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昆仑文化就已经与昆仑山脉之东的各族群、部落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交流，共同构建起远古时代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作为20 世纪中国考古界100 个重大发现之首，公元前12 世纪商朝妇好墓的发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玉石之路”的注意。1976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时，出土了大量玉器，经专家对其中的300 件进行鉴别，认为大部分玉器的原料是透闪石软玉，并由此确定这些玉石来自新疆和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玉石之路”的研究在国内兴盛起来，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电视台首次对“玉石之路”进行了联合科学考察，证明了公元前2200 年至公元前1600 年的齐家文化与和田玉之间的关联，也证明远在西域的昆仑文化很早就与中原文化开始了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2014—2016 年进行了十次玉帛之路田野考察。根据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和玉器情况，学者们基本可以判定“玉石之路”在公元前12 世纪以前已经形成。和田玉的产地西起帕米尔，经莎车、和田、若羌，覆盖昆仑山西段、中段。经过研究和考察，叶舒宪先生认为：“中国西部透闪石玉矿资源的总体情况是，在新疆的南疆地区昆仑山至喀喇昆仑山一带，属于密集分布……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的划定情况，略述如下：其西界在中国新疆喀什地区的国境线，东经74 度；其东界在甘肃临洮马衔山玉矿一带，即东经103 度。东西长达两千多公里。其北界以新疆玛纳斯玉矿为界，北纬45 度，其南界以临洮马衔山为界，北纬35 度。南北宽度为1100 公里。”[14]“玉石之路”的西玉东输之路分别向西、向东分几条线路打开东西交流的通道，将东西文化联系起来。经过考察，叶舒宪团队认为“以昆仑山下的和田为西端起点，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形成南路的和田—民丰—且末—若羌—敦煌线路，和北路的和田—叶城—喀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吐鲁番—哈密线路”[15]。深度的实地考察证明了喀什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同时也是远古时期玉石之路的交通要冲，丝绸之路与玉石之路在喀什形成了一个交点，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喀什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的价值内涵。可以说“玉石之路”的确定和研究进一步明晰了早期昆仑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交流的神秘面纱，也是早期新疆地区居民，包括羌人、塞人、月氏人等与昆仑山脉以东民族、部落进行交流、交往、交融的明证，借助于“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喀什作为昆仑文化的一个地区代表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的交流的确是源远流长。

三、结语

昆仑文化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内涵和深广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应该在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民族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喀什作为中国国家版图中的“西极”，以独特的文化意象活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并以国家版图认同的地域属性确定了其形象蕴藉中的政治文化意义。喀什作为“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节点城市，不仅起到了连接世界古代文明的作用，同时给自身也打上了多元文化的烙印。作为昆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喀什形象是昆仑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载体。昆仑文化绝不是某一座山、某一条河、某一个大泽的文化代称，相反，它是多个文化基因链条聚合共生、融合而成的复合型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史中一支重要的源头。喀什作为这个源头的组成部分，昆仑文化赋予了喀什形象更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