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平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29)

Reexamination of Sun Tzu's Theory of Using Spy

Xiong Jianp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Sun Tzu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carefully combed the theory of spy use in his bookYongJianPian, which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ncient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form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histo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reat Sun Tzu's theory correctly and sum up its gains and losses.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theory of using spy and discusses its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py warfare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people, so as to find out its shortcomings.[Result/Conclusion]Sun Tzu's theory of spy use has set up a towering peak in ancient China,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efects, such as too simple discussion on failure, rough classification of spies, rare harm between words and usages, etc.

Keywords: intelligence theory；history of intelligence; theory of using spy;SunTzu

孙子在《用间篇》集中讨论了间谍使用之法。这是13篇的最后一篇，虽说只有500余字，却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古典谍报理论。诸如间谍的分类和使用、间谍活动的组织领导、情报活动的地位作用等论题，该篇都有程度不同的讨论。针对《用间篇》的研究，历史上代有其人，并在当代渐入佳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似有必要总结阶段性成果，以便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先贤留给我们的遗产。

1 学术史回顾

从银雀山出土竹简可知，《孙子》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备受瞩目并有注解文字流传[1]。汉简本《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这样的衍文，当为注解文字窜入正文[2]，而且开启了研究孙子用间理论的先河。在这之后，汉末著名军事家曹操撰写《孙子略解》(或称《魏武帝注孙子》)，对孙子的用间理论也有研究和阐发。比如，在注释“五间俱起”一语时，曹操强调了“因时”：“因时任用五间也”[3]291，认为实施间谍活动应抓住时机，或根据不同时机灵活运用。此后，历代都有不少学者和军事家透入地研究《孙子》，并对孙子的用间理论有所关注。他们的研究心得散佚较多，但也有不少保留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南宋之前的代表性注解作品，因为这一汇解本而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以宋代注解为多。他们在深入研究孙子兵学理论的同时，也对其用间理论有所关注，梅尧臣、何氏、王皙等都是其中杰出代表。比如对“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一句，梅尧臣注曰“或以伪事绐之，或以厚利啖之”[3]293，丰富了反间的运用方法。郑友贤则揭示了用间理论在孙子兵学体系构建中的作用，认为“先知”系13篇主线并贯穿终始。有关这方面情况，笔者曾撰文初步予以总结，可以参阅[4]。

宋降注家有不少都延续了上述研究风格，其中著名者有赵本学[5]、刘寅[6]、李贽[7]等人，都曾撰述注解作品传世。清代朱逢甲著作《间书》，从总体上看仍是《用间篇》的注解文字，而且形成了对古典谍报理论的总结[8]508。到了民国时期，蒋百里[9]、李浴日[10]等学者已开始借助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尝试对孙子的用间理论进行全新考察，但仍是以诠释为主，诠释派，在历史上相对可称主流。

与上述诠释派相比，历史上也有不少人对孙子的用间理论间或提出批评和质疑。中国古代长期以儒学立国，儒家则对兵家的“尚诈”颇有微词，不免有苛责之嫌。战国时期儒家大师荀子就曾批评孙子“尚诈而轻义”，并主张兴“仁者之兵”(《荀子·议兵》)。此后，类似批评一直在延续，南宋高似孙的“兵流于毒，始于孙武”(《子略》卷3)评语则更是辛辣。使用间谍是孙子军事谋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堪称“尚诈”的代表，由此而受到更多批评[11]。也有兵家对孙子的用间理论提出批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根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说明“孙子用间最为下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此论得到宋明学者的积极响应。宋代苏洵将用间视为诡诈之术：“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权书·用间》)在他看来，这种诡诈之术因为违背了圣人之道，因而并不值得提倡。明代何守法等人继承了这种批判态度，对孙子的用间理论继续批判，认为间谍当属“可用而不可恃”，反对过分依靠用间。

进入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间，孙子的用间理论受到更多关注，陆续诞生了不少研究论文。因为有军地学者的共同关注，使得这一论题成为孙子情报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汪育俊探讨了孙子用间理论的源头，认为孙子是从伊尹和吕尚这些个案出发，总结出系统而精辟的用间理论[12]。孙建民则认为，考察孙子用间理论的形成，需在关注早期战争实践之外，还注意早期兵学发展等因素[13]。李如龙、李璐对孙子用间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释，并对其历史影响进行了揭示[14]。彭刚虎、胡芳蕾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典型间谍案例，揭示孙子用间理论的重要价值[15]。于敬民、李彦霖认为，孙子已通过《用间篇》对形形色色的间谍实现了分类，而且“五间说”是唯物的完整的军事侦察方法[16]。彭刚虎等在总结《用间篇》的情报思想之外，还探讨了其所中蕴含的哲学思想[17]。此外，裘锡圭研究了《用间篇》的误书情况，认为“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中的“爱”当为“受”[18]。就国外的研究状况，也有论文进行了探讨。如张兆端初步梳理了国外对孙子用间理论的研究现状[19]，熊剑平重点总结了日本对《用间篇》的研究与运用[20]。

更多研究论文重点探索孙子用间理论的现代价值。杜农一揭示了“五间俱起”的谍报术对于情报印证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上智为间”对于情报人员所提出的素质要求[21]。高金虎指出，用间理论是孙子情报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诡道用兵的重要手段[22]。孙建民在总结孙子“无所不用间”的主要内涵之外，还探讨了其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及战场运用价值等[23]。与此同时，还揭示了其在信息时代实现信息制胜的启示意义[24],认为用间是孙子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之一[25]。李如龙重点讨论了孙子用间思想在当今的运用价值，对于指导当前隐蔽斗争的意义[26]，也就此提出了应对现实隐蔽斗争的建议与对策[27]。屈健从情报观、情报搜集等方面总结了《用间篇》对于军事情报工作的启示价值[28]。吴荣证认为间谍术是搜集敌情的重要手段，只有圣智之人才会重用间谍并充分发挥其潜能，更好地利用“五间”搜集情报[29]。吴隆升尝试总结孙子的用间思想对于当今公安情报系统建设的启示价值[30]。陈宏斌探讨了其对公安机关获取和处理情报信息工作的启示[31]。陈明揭示“无所不用间”理论在反恐情报工作中的运用价值[32]。武洋重点揭示了“反间”的内涵及其在反情报领域的运用[33]。除此之外，孙子用间理论在企业经营方面的借鉴意义也有若干论文揭示，如王金水[34]。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张晓军先生主编《<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该书结合现代情报学理论对包括《孙子》在内的重要兵典进行了集中的梳理和总结，自然也对《用间篇》有深入解析[35]。

20年前，张晓军曾指出，古代兵典蕴含的情报理论是一座积淀丰厚且亟待开发的荒地[35]1。如今孙子情报思想和用间理论研究均呈蒸蒸日上之势，希望是顺张先生所指方向继续前进。应该看到，学界在阐释孙子用间理论内涵和挖掘其启示意义等方面，均已取得不小进步，但也有提高空间。比如，就孙子用间理论的内涵挖掘而言，还需结合现代情报学理论进一步深化。有不少专论只是在讨论孙子情报理论时附带提及用间，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尚且鲜见。不少学者只将《用间篇》视为情报搜集手段，是古代社会重视人力情报的传统使然，对《用间篇》涉及的诸如情报观、情报分析和反情报等，则鲜有论及。除此之外，对于孙子用间理论也有褒奖过度的倾向，甚至视为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在情报理论研究取得飞速进步的今天，理应对孙子用间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2 功在“五间”之外：《用间篇》对于古典情报理论的贡献

既有研究成果中，有不少都结合“五间俱起”对孙子用间理论进行剖析，并认为这是《用间篇》给予谍报史的最大贡献。此论固然在理，但该篇所论其他内容被有意无意忽视，多少存有遗珠之憾。在笔者看来，《用间篇》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情报搜集，不只是“五间俱起”，而是就情报观、情报分析和反情报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依照现代情报学理论来考察，《用间篇》也成浑然一体，理论体系非常完整。

首先，就情报观而言，孙子在《用间篇》更加明确地将“先知”，即情报先行，视为战争决策的基本理念。孙子在13篇兵法中构建了以“知论”为核心的情报理论，并构成孙子兵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知”，既包括“全知”，即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同时也包括“先知”。具体何为“先知”，“先知”为何重要，孙子都在《用间篇》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揭示。

在《计篇》，孙子已经较为明确地确定了“先计而后战”(也可称“先察而后为”)的战争决策理念，并推出以“五事七计”为核心的“庙算”理论[36]。“先知”也在《军争篇》予以强调：“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孙子认为，两军相争必须要做到“先知”。经过这样的铺垫之后，在《用间篇》中孙子先是对“先知”的重要性进行揭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用间篇》)在孙子看来，“先知”是明君贤将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基本保障，是“动而胜人”的重要前提。孙子指出，战争行为固然消耗巨大，但也可以通过“先知”来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如果国君和将帅因为不愿投入经费使用间谍，进而造成更大规模的人财物的损失，那就是“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孙子·用间篇》)。也就是说，“先知”是战争获胜的重要手段，是“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篇》)。为强调“先知”的重要性，孙子以伊尹和吕尚这两位上古时期的名人进行论证：“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孙子·用间篇》)孙子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伊尹和吕尚曾有担负间谍、搜集情报的经历。伊尹刺探夏桀一方的情报，这在《史记》等典籍中有较为明确记录，吕尚的间谍活动经历则相对模糊。古史专家王玉哲说：“周人大概为了牵制纣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入商内部的间谍吕尚，入东夷为之鼓动叛商。”[37]484丁山也认为，“东夷叛商与吕尚有关”[38]191。东夷的叛乱与姬周的西线作战遥相呼应，得商纣不得兼顾，故而落败。此外，吕尚长期行间，确实搜集到了大量扎实可靠的情报，夯实了灭商的基础。简本《孙子》另外还提及两名间谍，其一为师，史籍无考，其二为苏秦，至今仍家喻户晓，学界大多认为此系衍文[39-41]。有学者认为，传本中“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一句也是衍文，与13篇“舍事而言理”的风格相悖[42]77。前文说过，这也许是先秦时期人们研究孙子用间理论的历史遗存。不管这些文字是非孙子所写，后在强调先知重要性方面，与孙子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这之后，孙子又对“先知”的内涵进行了诠释。孙子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用间篇》)也就是说，“先知”就是“知敌之情”，而且主要是依靠人的主动作为，依靠间谍的积极行动来努力获取和四处搜集，而不是依靠鬼神和占卜，不是依靠主观臆测等。

既然如此，孙子接下来就会围绕间谍的使用大做文章。这是孙子论情报搜集的重要内容。孙子重视“知己”，也重视“知彼”，并对“知彼”投入了更多精力进行探讨，用间是其主要内容。使用间谍，今称人力情报，因为特殊时代背景而在古代社会成为情报搜集的最重要和最主要手段。这一套理论也因孙子之力，首次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和阐发。

在《用间篇》中，孙子花费了大量笔墨具体探讨和总结间谍使用之法。在派出间谍之前，一定要先找准方向：“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孙子·用间篇》)在孙子看来，守将、左右等，都是身处关键岗位的重要人物，因而也是刺探情报和拉拢策反的重点对象。接下来，孙子强调的是“五间俱起”：“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孙子·用间篇》)如前所述，关于“五间俱起”，学界已有不少专论，此处不多赘述。在笔者看来，孙子所谓“俱起”，既可能是强调间谍派出时间上的协同，也可能是要求多途出击，受领任务的间谍必须多样化。总之，“五间俱起”是孙子用间的重要原则，不仅是对情报搜集渠道的拓展，也可对派出间谍所获情报进行相互验证[21]，从而有效防止外派间谍通过炮制假情报邀功求赏，对己方战争决策起到负面影响。

孙子所云“五间”分别是：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其中，“因间”即“乡间”[3]292。“五间”之内涵，孙子也分别进行了诠释：“因(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孙子·用间篇》)总体来看，这“五间”之中只“死间”稍费解。制造假情报并大肆宣扬，再通过潜伏敌人内部的我方间谍传给敌间，在这一“诳事于外”的过程中，敌间甚至敌方将帅想必也可知悉，怕是无需惊动我方间谍完成传递。相比之下，日本樱田本关于“死间”的定义相对简明可信：“死间者，委敌也。”这与中国传本中“生间”之定义相对成文，似乎相对合理一些。中国流传各本中关于“死间”的定义，可能系旁注文字衍入[43]111。

与“五间俱起”相呼应，孙子还对间谍领导层和各类间谍人员都有具体要求和政策主张。对于间谍，孙子力主“重奖重罚”。他积极主张给予间谍“厚赏”之类待遇，所谓“赏莫厚于间”。这当然是基于人性好利的特点，防止己方间谍因为不满待遇问题而被对方策反，甚至是主动投敌。与此同时，孙子也主张重罚，甚至不惜杀戮：“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孙子·用间篇》)

此外，在智力方面也有相应要求，即“上智”：“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孙子·用间篇》)领导间谍之人，则要求“圣智”和“仁义”：“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孙子·用间篇》)

在《用间篇》中，孙子也就情报分析提出了较为明晰的原则主张。在笔者看来，从《计篇》到《形篇》，再到《用间篇》，孙子已初步完成情报分析理论的维度建构[36]。孙子不仅提出了基于实力的情报分析方法，还进一步在《用间篇》中对情报分析原则有所总结，即：“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孙子·用间篇》)这几句话不仅适用于情报搜集，也可视为情报分析的基本原则。“不可取于鬼神”是与兵阴阳彻底地划清界限，“不可象于事”则反对简单的类比推理，“不可验于度”则反对根据简单的数量关系进行推断。如果将“度”视为兵阴阳术语，则与“不可取于鬼神”呼应，充满了唯物精神。“必取于人”则是终极要求，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总之，这段话既反对形而上学，又反对经验主义，更与阴阳术数和神鬼思想划清了界限，即便放在今天也值得重视和称道[36]。

最后，就反情报而言，孙子虽在《虚实篇》《九地篇》等处有所论及，但着墨最多的仍数《用间篇》[43]。比如，就情报活动的组织领导，孙子既有“莫密于间”(《孙子·用间篇》)的原则要求，强调了谍报活动的保密，同时还主张“莫亲于间”(《孙子·用间篇》)，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通过垂直领导来降低泄密风险[44]。一旦间谍行动计划出现泄露情况，孙子主张采用杀戮之法来及时堵塞漏洞：“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孙子·用间篇》)孙子要求将所有的知情人员一律处死，处罚极其严厉。虽说极其冷酷无情，但就反情报工作的组织实施而言，其中也有相对合理之处。孙子于“五间”之中，最重视“反间”：“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间，故反间不得不厚也。”(《孙子·用间篇》)与此同时，孙子还对反间的组织实施有较为详细的设计：“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之。”(《孙子·用间篇》)孙子提出这些设计方案，是因为他看到了敌间在反情报工作中能起到特殊作用。积极使用反间，可视为积极的反情报行动[33]。如能对敌间成功进行拉拢和策反，不仅可以有效破坏敌方的情报活动，还可以从间谍口中获取其他富有价值的情报[44]。

总上，依据现代情报学理论考察，孙子在《用间篇》中对情报观、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和反情报等多个理论板块均有不同程度的讨论，堪称古典情报学专论，洵非“五间俱起”数言所能概括。“五间俱起”单论情报搜集，无法总括《用间篇》的全部内容。

3 得失平议：基于情报学术史的再考察

基于情报学术史或古代谍报理论的发展，也可对孙子的用间理论进行再考察，客观评价其中得失。我们首先需要看到孙子用间理论的不朽贡献和历史地位。当然，就这一论题而言，已有不少专论进行阐发[24,27]。笔者也曾有初步梳理[43]161，这里简要再进行一下总结和概括。

毋庸讳言的是，孙子所总结的这套用间理论，是极具操作性的间谍使用指南，在古代谍报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姑且抛却情报理论的构建不说，孙子也已在历史上首次系统地构建了关于间谍使用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产生，并非全系孙武独创，其实也有春秋之前，尤其是春秋乱世丰富的间谍活动实践作为支撑，此外也受到《周易》等经典著作中有关情报论的启示。而且，重视使用间谍，与孙子提倡“兵以诈立”(《孙子·军争篇》)的理念保持高度一致。因为一贯主张诡道用兵，追求战争效率，故而重视情报，提倡运用间谍搜集情报。这是上古时期兵学思想发展的结果，孙子非常敏锐地把握住这一脉搏，并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整理，既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也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第二，孙子在历史上首次冷峻而深刻地揭示了间谍与战争的关系。他不仅坚信间谍能够为战争获胜提供重要保证，明君贤将也可以通过巧妙用间而“必成大功”，同时也认为用间可以成功地降低战争损耗，避免付出“日费千金”和“相守数年”的巨大代价。这种计算战争成本的方式，因为道出了情报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把握住了战争的真谛，因而也受到历代兵家的称赞和接受。在情报搜集和情报分析方面的“三不可”原则，也因为充满唯物精神和智慧的光芒而受到普遍重视，至今仍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至于“用间必用死间”的主张，貌似冷酷，实则通彻，也是因为他对间谍与战争的关系所具有的深刻认识。使用间谍就可以实现情报先行，死间成为降低战争损耗的一种必然的牺牲。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孙子选择的是后者，这其中体现的是客观而又务实的精神。

第三，孙子的用间理论对中国古代情报史，乃至军事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孙子之后，优秀将领都非常重视情报工作，重视用间，不同程度受到孙子的影响。他们研习或袭用孙子的用间之策，就此成为战争的主宰者。明代茅元仪在总结孙子兵学的影响时提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序》)就中国古典谍报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在总体上符合这一特征。后世兵家讨论用间之策，鲜有不受孙子影响者，很难去除孙子的印记。中国古代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兵书，其中不少都忠实继承了孙子的用间理论，虽说也有发展和突破甚或是批评，但从总体上打量，仍然可视为孙子之余绪。

孙子初步构建了较为系统的谍报理论，历来受到广泛赞誉，但也并非完美无缺。这一点同样需要加以关注，切不可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良方。

a.孙子对用间可能遭遇的困难估计不足，应对失败的方法也有欠简单。孙子对自己所设计的用间之策颇为自得，以至于会发出“微哉，微哉”的感叹，但隐蔽战争的斗争往往会面临非常复杂的困局。孙子只指出过一种失败局面：“间事未发而先闻”，这其实是先期泄密，孙子给出的处理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杀人：“间与所告者皆死”。他主张将包括间谍在内的各类知情人员一律处死，这固不失为一种补救之策，但也显得过于简单。针对此类困局，实则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处置办法，比如将错就错，另外设计诱敌深入之计，想必会比简单杀人的办法更为高明。在电视剧《潜伏》中，发现翠萍暴露之后，余则成并没有采取简单杀人的办法，而是精心设计圈套，告诉别人窃听所得来的录音，也可能存在着造假行为，结果成功解救了翠萍。此时如果杀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陷入更大的被动。从总体上来看，孙子对于这一套用间之策颇为自负。受此影响，清代朱逢甲甚至也认为用间可以包办一切，就此走向一个极端[45]。历史上有个别军事家对用间可能面对的种种困难进行过较为深入讨论，显较孙子更为清醒。明代名兵书《投笔肤谈》指出，使用间谍刺探敌情并非易事：“敌情亦难得……敌不示我以情，亦犹我不以情示敌。”(《投笔肤谈·敌情》) 在军事斗争和隐蔽战线，敌我双方都会高度重视重要军事机密的保密工作，间谍再为高明，也必然会遇到对手种种反情报措施的掣肘。《投笔肤谈》的作者，较诸孙子和朱逢甲,显得更为客观和冷静。

b.孙子对于间谍的分类尚显粗糙。如前所述，孙子对间谍作过五分法：“因(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但是如果细究起来，这五分法并不符合现代逻辑学的标准，因为其中采用了多个标准，也就此造成各子项内涵交叉的情况。比如，以“其”字为标志，这“五间”似可分为敌、我两方：有“其”的三者，是就敌方而言，无论是“乡间”“内间”还是“反间”，都从敌方拉拢或收买；没有“其”字的，无论是“死间”还是“生间”，都由己方派出。这其实只是分类标准之一。从“五间”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分类标准，比如“因(乡)间”和“内间”，包括“反间”，似就身份地位而分，“死间”和“生间”显然是依据间谍生存状况而分。再者，“反间”似乎也可以包含“乡间”和“内间”。虽说只有五分，但多重标准的出现，必然会造成各子项目之间的重叠和交叉。所以，我们认为，孙子的“五间”之分，只能说是一种粗浅的尝试，如果以现代逻辑学的分类标准绳之则非常值得商榷，更与论者盛赞的“科学”云云无涉。据《通典》，李靖曾将间谍分为八类：“间其君、间其亲、间其贤、间其能、间其助、间其邻好、间其左右、间其纵横者。”(《李卫公兵法》，见《通典》卷151)这种分类方法仅持单一标准——就用间对象而论，显然较孙子有很大进步。清代朱逢甲在撰写《间书》时，在分类方法上完全因袭孙子，故而所列间谍出现不少归类上的混乱[45]。这种混乱之源，其实是孙子的《用间篇》。孙子对《间书》造成了直接影响，被朱逢甲不加辨别地忠实继承。

c.孙子对于用间过于迷信，只言用间之利，罕及用间之害。孙子论兵，非常强调“杂于利害”，认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九变篇》)，遗憾的是，在讨论用间之策时，这一用兵原则被孙子所遗忘。从《用间篇》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子出于对用间术的自负，甚至发出“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之类的感慨。这种自得之情曾在《虚实篇》出现，而又贯穿于《用间篇》，该是孙子写作时真实心境的一种折射。孙子避谈用间之害，应该也是这种自得之情使然。孙子由此而受到后世军事理论家的批评。著名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基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曾对用间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用间也许可以取得成功：“或用间以成功”，但也会有带来危害：“或凭间以倾败”。作者甚至认为“孙子用间最为下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虽略显偏激，但在对待用间的态度上，反倒符合孙子“杂于利害”的辩证态度。宋代学者苏洵则认为“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权书·用间》)，并总结用间存有“三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权书·用间》)这一辩证态度，明显也比孙子更为客观。

从总体态势来看，学术史始终是在迈步向前发展。就情报理论的发展状况而言，也必定遵循如是之规律。因此，对于孙子用间理论的认识，也有必要秉持客观理性之态度，既需学习和汲取其中优长，同时也看到并商讨其中的不足和缺憾，大可不必认为其已达情报理论的顶峰并不可逾越。当然，春秋以降所有用间理论和谍报术设计等，莫不以《用间篇》为基点继续向前发展，也足可说明孙子之巨大贡献。随着时间推移，孙子的用间理论成功跨越大洋，对日本乃至西方情报理论形成巨大影响，也是我国古典兵学的非凡荣耀[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