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件绝可注意的事件，那就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地球上的四大古文明区（印度、中国、古希腊地区，还有包括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小亚细亚文明区），突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歌来了。它们唱的歌和早先不同，其内容都是诗。这些诗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史诗，一种是抒情诗。在印度和古希腊是以史诗为主;在小亚细亚一带是抒情诗为主，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旧约》全书里面的“雅歌”，本身就是非常美妙的抒情诗，和中国的《诗经》很相似，特别是和《诗经》中的“风”很相似，可以看作是小亚细亚的“诗经”。我们中国的《诗经》主要是抒情诗形态，叫做“诗言志”，而不是“诗叙事”。虽然也有叙事诗，但不是《诗经》的主体，《诗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言志”。言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志”是指内心的感动、感情，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志气”“志向”。如果要翻译出来的话，它相当于英文的will，也就是“意愿”的意思。所以中国古人说《诗经》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如果你要问我“诗歌有什么用处”，我确实也说不清楚。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诗歌也许是没有什么用。也许没有诗，粮食还是会有的，钢铁也是会有的，肚皮还是会吃饱的，但就是没有灵魂上的趣味。一个人是不是经过诗歌的陶冶，他在气质上是绝对不同的。所谓气质，似乎也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你和一个人交谈，不到三分钟就一定能感觉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气质。这就是诗歌的用处。

诗歌最大的用处，就是使你自己快乐，包括两种快乐：一是你自己写出一首好诗，你会感到快乐;还有就是你读到一首好诗的时候，也会感到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不可替代的。我最厌恶一种流行的比喻，是说什么“流沙河老师这几天给我们讲诗，送来了一道丰盛的晚宴”。天哪！那个晚宴算个什么嘛——它吃完了就全都排泄出去了！诗歌艺术不是什么“晚宴”，不可能让你吃饱。诗歌这个东西，是所有自我娱乐活动中最高级的，它可以让你进入一种不可替代的心境和感受之中。实际上，诗是对我们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任何一首诗，都很难收到什么现场效果，不是说读了哪一首诗，你的觉悟就提高了，突然就懂得了很多东西。诗是慢慢浸润你，慢慢地改变你的灵魂，使你变得有趣味，变得高雅起来。诗歌的价值就在这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场搞体力劳动，有时挑的东西很重，一边挑，一边就在心中默读一些诗歌（因为不敢读出声来，读出来就是“封资修”，马上就要挨批判），这样可以减轻痛苦，其作用就相当于毒品一样，只不过这种“毒品”不害人，也不害己。至于诗歌是不是有其他的什么伟大作用，什么革命要不要诗歌，这些问题都和诗歌无关。诗歌就是一种娱乐，一种高尚的自我娱乐，在自我娱乐的同时，也可以娱乐他人，这种娱乐不是什么其他的“亚文化”可以代替的。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诗教”，孔夫子也好，孟夫子也好，他们在教学生的时候，都经常引用《诗经》上面的话，孔子说是“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言”，当然是指你说的话比较文雅，也比较有趣味，显得有根据，能表现出你这个人有比较好的文化背景。孔子说诗歌有四种作用，叫“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就是起兴，用来引发大家的某种兴致;“观”是观察，就是你可以通过诗去了解种种社会现象;“群”是亲和力，可以用诗来吸引、唤起那些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思想感情的人;“怨”就是抱怨、发牢骚，通过诗来诉说自己的痛苦。无论“诗言志”也好，“不学《诗》，无以言”也好，“兴、观、群、怨”也好，都说明远古的中国人，对诗歌的态度还是比较现实、比较功利主义的。到了隋唐以后，中国诗歌就超越了这种视角，更加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注重意境，注重音韵之美和语言之美。

大家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秦始皇时代不是曾经焚书吗，这些诗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是的，《史记》上对秦始皇焚书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秦始皇采纳了他的丞相李斯的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他第一个要烧的就是《诗》。你别看他是个暴君，他是很敏感的，就是不让人们去读诗，因为人读了诗，趣味就会变雅，而秦始皇不要你的什么“雅”，他要的是炮灰，是为他卖命的战士，所以他坚决要烧诗。你们看一下那些秦始皇兵马俑，全部是那种“武棒槌”，一帮凶狠之徒！不知各位的观感如何？反正我绝不认同。

为什么烧了之后还有诗呢？你们是不是在诽谤我们的秦始皇同志呢？不是的。当时的法律确实非常严厉，规定各家各户都必须交出来，你要是不交，查出来就要被惩处，《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写得很清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但是有些东西，是杀不死、烧不掉的。而且，诗歌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背诵，能够吟唱，你把写在竹简上、木条上的烧了，它还可以记在脑袋里面。汉初甚至有一个叫“伏生”的老大爷，济南人，九十多岁了，还可以用古音背诵《尚书》，汉朝政府就派人去请他教授，然后记录下来。《诗》不仅可以背诵，也还有一些底稿被人们偷偷保留下来，秦朝亡了以后，到了汉代，政府一鼓励献书，各地都有人把自家原来悄悄藏起来的书拿出来了。最初被献出来的《诗经》，就是齐、鲁、韩三家偷偷收藏的版本，它们系统不同，互有出入，而且解释也不同。后来出现得最晚的，是北海郡太守毛亨拿出来的版本，大概他是根據他的家族中流传下来的版本整理的，这个版本就被称为“毛诗”。后来大家开会鉴定，把四个版本的诗一比较，发现最好的版本就是“毛诗”，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固然都是孔夫子修订过、删改过的，但是这个版本是毛亨的版本，也就是我们后来通称的“毛诗”。

《诗经》原来不叫“诗经”，在最早的时候，就叫“诗”。当我们说“诗言志”的时候，“诗”是专有所指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中的这些作品。因为这些诗最早有很多，经过多次编辑、删减，才成为“诗三百”，就是现在流传的“毛诗”三百零五篇，它是由孔夫子整理、润色，编出来教授弟子的。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汉朝的官方利用“诗三百”来贯彻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把它称为“经”——经者，常也，意即永恒不变的道理——就是由官方把它定为讲大道理的经典。“诗经”由此得名。从这个时候开始，汉儒——就是汉代的那些经师们，就支配了《诗经》的解释权。汉代的这些经师，包括很有名的郑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讲诗的时候，不是首先把诗当作诗，而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推行礼教的手段，给诗附加了很多解释，而那些解释不是这些诗本身的内容。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宋代。以朱熹为首的宋代儒生们，虽然对汉代的一些解释做出了修正，但他们仍然没有跳出利用诗歌来推行教化的这个框框，因此仍然忽略了诗的本意，尤其是朱熹，他把很多一般的爱情诗都认为是“淫乱之作”。所以，宋儒们的解释很多也是不可取的。

（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流沙河讲<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