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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黑人街区记忆

2020-12-31DLL

南方人物周刊 2020年38期
关键词:德隆树林白人

DLL

埃塞俄比亚裔导演梅拉维·杰里玛的处女作《残留》(2020)是一部元电影,展示了导演回到儿时社区、试图拍摄一部街区电影的过程。多年前,杰随着条件相对富裕的父母离开华盛顿一个欠发达的黑人社区,住进大房子,到加州学电影。现在他回到出发地,想打捞Q街区的文化记忆,也想与自己儿时最好的朋友狄米崔叙叙旧。

人们对他友好而警惕,拍拍他的肩膀寒暄:这小子长这么大了!又在他离去后冷着脸说,15年没回来,(一回来)就逮着人问,万一是条子呢。杰一方面困惑于旧友们的不坦诚,同时对街区文化被逐渐侵蚀深感愤怒:家里的电话经常响起,是替投资者购房的经纪人循循善诱劝他们搬走;每个月都有几户老邻居离开……顺着全片的视点——杰焦躁的眼神,我们打量着中产白人的生活,他们偶尔聊起道听途说的Q街区的过去,“又破又乱”,“还好现在不这样了”。

电影弥漫着一种“重过阊门万事非”的伤感。想要挖取素材的杰敲响每一个邻居的门,只换来愈发深重的质疑;没有人肯带他去找狄米崔,都敷衍说似乎搬去马里兰了。创作的焦虑和身份认同的焦虑融为一体。

“我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杰动情地说。

“带着你的破电影滚吧,”老友德隆蒂回答,“我们在拼命生活,你在加州过好日子……你以为电影可以拯救我们吗?”

这恐怕是非裔创作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近年,很多作品都在为这一族群“发出声音”,其中的佼佼者——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被許多评论抨击是赢在了“种族+性别平等”的议题;获得巨大商业成功、全非裔演员阵容的漫威电影《黑豹》被指借好莱坞的猎奇塑造了神秘的非洲。

电影真的可以为一个族裔发声吗?在讲述种族身份认同的电影里,《残留》因捕捉了黑人社区集体记忆的消逝,显得与众不同。

连结过去不是一件美妙的事,随着童年纯真记忆而来的,是失去记忆场所的痛苦。就在杰决定告别街区前,对他态度最友好的迈克在毒品交易中被抓捕、击毙。影片接近尾声,杰与他童年崇拜的大哥迪昂在树林里见面,接着传来“咚咚”的噪声——那是狱警不耐的催促,至此我们才知树林是杰对现实的涂抹想象。在这里,导演将现实与回忆、想象的影像交融得十分自然,迪昂的脸色在树林的阳光和牢狱的暗影中变化。一片静好中,迪昂踩着树叶与杰告别,看不见的手铐链条发出拖拽的声音。

电影以杰的失控结束。他没有拍出所谓的街区电影,而是在某一刻突然挥拳打翻两个闲聊的、无辜的白人。“这是我们的街道!”他对闯入者发出无人在意的悲鸣,对方拨打了911。

这是电影最悲伤之处,戏内,杰选择以他最不愿意的方式——暴力,唤醒了街区记忆。戏外,导演给了寻找记忆和认同的杰一个落魄的结局。杰的愤怒被悬置在不再属于他的街道。

“我们的街道”到底是怎样的?在仅有的几个轻飘的闪回镜头里,主创没有依靠怀旧的暖黄滤镜,而是使用低像素、重颗粒感的手持DV镜头展现了杰的记忆一角:和狄米崔、德隆蒂一起玩耍;迪昂教他打架;爸妈似乎在争执关于毒品的事……这些残留终究是破碎的,观众到最后也不知道杰想要拾回的记忆是什么。

片尾,导演短暂地将视点让渡给别人:高楼阳台上一对饮酒的白人男女目睹杰被一群警察追杀,看得津津有味,获得了平淡生活中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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