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风

作家、紫砂文化学者。现居陶都宜兴。著有长篇小说《国壶》、长篇散文《一壶乾坤》、长篇传记《布衣壶宗》《花非花》等。曾荣获“2015中国好书”、《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冰心散文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钟山》文学奖等。

江南一壶一茶一寺的风物，一碑一谣一人的世情，流转千年化为文脉，士农工商的文化价值观延续至今。隐于历史与山河之间，是从春秋经六朝，沿唐宋至明清，文人往来，进士频出；是田垄村落，碑坊祠堂，乡规民约维护文字尊严，家族传薪秉持耕读传统，时代变迁印刻乡村面貌。

本书作者长居江南，经年累月，遍访乡野桑梓，爬梳典籍方志，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梳理人文江南的脉络源流；撷取历史上命运攸关时刻的人与事件，讲述嬗变中的坚守与繁荒。“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三部曲层层递进，对江南地域的文化现象细作检点，对隐藏于民间的风土、情怀、侠义、肝胆、宽厚、仁爱等传统精神深加描摹，最终，留给现实的迷路人和未来的还乡者一份永不磨灭的江南精神版图。

光绪三十一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弃。彼时江南的乡村教育，已经有了盘根错节的网络体系。不再选拔举人进士，固然给太多的读书人带来困顿与迷茫，但铁律一般的民间价值观，水银般浇注在这片山河土地上，丝毫不会减弱人们对读书的热情。一些有实力的开明绅士站出来，出钱办教育，把原先的那些书院牌子，换成了师范讲习所。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便是乡村教育的后继之人。原先的士子晋升图是秀才—举人—进士，现在是小学—中学—大学—出国留洋。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像江南太湖之滨这样的地方，虽然偏安一隅，但从来并不闭塞。一个出紫砂壶的县邑，早在 16世纪，那些茶壶就跟着茶叶，由东印度公司的邮轮远渡到阿姆斯特丹的港口。紫砂壶引来的文人很多，有的留下不走了。教书是他们的首選。你别看一个简陋的乡村学校，走出来的先生可能就是一个学问家。包括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这样的乡村画家，画过传世之作《荆溪十景》，早年就是附近乡村学校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再比如东坡书院这样的老牌子，自然要被县里收编，改为高等小学堂后，附近的大户人家都把孩子送到这里；原先有实力的乡村宗祠塾学，也相机改为小学和初级中学。太湖之畔芳桥镇有个前清秀才周文伯，出资将村上周姓祠产充作学校，名“作人小学”。周文伯是个开明绅士，他要求村上的孩子，不管家庭贫富，必须念书识字。每天他都要拄着拐杖，站在村东头的小学校边，听一会儿孩子们的读书声，这于他，是一种莫大享受。穷人的孩子没钱交学费怎么办？他另捐出30亩地，作为学田之用。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周培源从这里的乡村小学读到县城中学然后出去读大学，会一直读到出国留洋，最终成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校长。

江南荆溪西部太华山区，看起来要比四通八达的水乡闭塞一些，但我们从一份《北川张氏宗谱·学校津贴条例》里可以看到，一条割不断的脉理，从科举延续到当下，维系着这个农民宗族未来走向。

曩昔国家以科举取士，我张氏代有英彦。尝取青紫掇巍科光宠宗族。故订有宾兴条例……现今科举罢废，学校代兴，名虽异，其实则同，我族子弟，有志愿响应者，仍本斯旨薄事津贴，以初中为始，至高中、大学而留学，惟小学不预焉。条例附左：

初中 每学期津贴白米壹市石

高中 每学期津贴白米贰市石

师范及专科视高中

大学 每学期津贴白米弎市石

出国留学另议。

当时的一石白米是150斤。如果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他每个学期能够得到450斤大米的津贴。这在民国江南乡村早期的“上学族”里，也是够奢侈的生活了。供养他的，是整个宗祠的劳力，你不能保证私底下没有一句怨言，但因为他是宗祠的希望，谁都必须尽一份义务。

也并不是每一个乡村都有既殷实又开明的绅士来捐助办学。太湖边的西桥村，要说风景，那是典型江南水乡的明净与清丽。但这地方并没有一掷千金的大佬，村上大都是穷苦的种田人。不过村里有一个名叫承国英的识字青年，利用自家的房子，帮助村上的穷苦孩子读书识字，赢得大家的赞誉。有一次他在无锡的一家书店，买到一本陶行知所著的《中国教育改革》。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他读到了这样一些滚烫的句子：

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从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轻视劳动，坐吃山空……

这个承国英是个有心人。他从报端了解到陶行知先生为劳苦民众办教育、办学校，并在上海开办山海工学团的消息，便与两名同伴给陶行知写了封信，向他求教工学团的性质、内涵、开办方法等。没想到陶先生很快复信，支持并鼓励他们开办乡村学校。承国英和同伴很激动，决心办一所像样的乡村学校，附近失学的儿童都能读书。西桥的农民们听说承国英要办学校，都很支持，有的出一担稻，有的出半担米。承国英还说服新婚的妻子卖了戒指，给学校添置了风琴和时钟。而陶行知先生从上海派陆静山等人带着一批书和30元大洋来到西桥，协助筹办学校。1934年元旦，西桥召开村民大会，会上宣读了陶行知先生致西桥小学董事会的信，信中写道：国英先生系中国最有希望之青年，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但自去年七月十五日起，我们时常通信，他在五个月当中，给我写过十万字的信。这十万字的信，乃十万滴热血，十万斤力量。西桥得一国英，胜得百万黄金，这是最可恭贺的一件事，他办儿童工学团是一定会成功的。

为什么学校叫工学团？按陶行知先生的概念解释，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因为陶先生知道中国的国情，太多的人念不起书；学即学习，学以明生，只有学习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才能明白学习的道理；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只有抱团取暖，学习的目标才能达成。

于是，一所新型的乡村学校——西桥工学团，1934年1月在太湖之畔的一座乡村得以开办。它吸纳周边16座村子的100多个孩子来上学，可谓功德一件。后来陶行知到过这所学校面授指导，他很喜欢吃这里的太湖三鲜：白鱼、白虾、银鱼。高兴之余还给学校写过一首词：“西桥，西桥，你像冬天的阳光，向大地照耀。你像旱天的雨露，滋润田间禾苗。愿你抚养新生命，为穷人解决温饱，让你掌握新扫帚，将文盲腐朽清扫……”陶行知的这些押韵的通俗文字风靡一时。主要还是不识字的人多，没钱念书的人更多，朴实的文字容易记住，易于传播。

到了抗战的岁月，到处打仗，天天死人。按理，江南的乡村教育不说遭受重创，也应该偃旗息鼓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以江南阳羡一地为例，各类学校从抗战前的225所，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反而增加到382所。也不是这里的老百姓不逃难，也不是到了这里的日本兵不杀人，而是此地的文脉兴旺，地理位置独特，在其南部丘陵山区，群山连绵，接通苏浙皖三省。山路四通八达，但日本人就是不敢进山，因为有新四军在这一带活动。青山的天然屏障，不光吸引了许多学校搬迁到此，在大山的怀抱里讲学读书，倒也苦中作乐。还有比如镇江、常熟、武进、无锡、吴江、吴县、昆山、句容、丹阳、金坛等县的县长们，战争一来，哪里还有昔日的威风？还是偏安一隅的张渚山里安稳，各自先后流亡到张渚山镇办公。日本人枪声一响，他们夹起皮包就往山里跑。一时热闹非凡。然后逃难的人群里有很多各地的名教师，他们到这里后一看风土人情不错，山里又特别清静，就合计着留下来教书，本事大的，几个人合起来办一所临时的学校。因为他们原来就有名气，像浙江金华中学的高中化学名教师芮仲吕、武进县中学的名校长徐槐青、省苏州女师附小的语文名教师蒋品珍，都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家。招牌一挂，学生争先恐后。战争虽然残酷，但始终没有摧毁几千年延续的文脉。就是汪伪政权在宜兴驻扎之后，为了安抚民心，也只能把教育挂在嘴边。城里有钱的绅士赶紧把钱花在办学校上，学生都来上课，也给社会维持了起码的安定，这样日本人和汪伪政权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一些省内的高校，比如颜文梁先生主持的苏州美专，日军占领苏州后，该校实际已解散，但有两名太湖边长大的学生不甘心，在征得颜先生同意后，居然在紧靠太湖的周铁古镇的一座古庙里，开办了该校的分校。当时的省第五临时中学和第六临时中学，为了避难也迁到了宜南山区，反正哪个山旮旯里，冷不防就冒出一块名字响当当的学校牌子来。如果你哪天去山里，翻过一座岭，你突然听到一阵山涛般的连绵不断的声浪，然后你停下脚步细细谛听，时而隐隐约约，时而霹雳雷霆，是学生们在读书吗？“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是的，你见不到一个人，这是每一座山、每一棵树、每一棵草发出的声音，在中国的江南，这读书的声音是与日月天地交融的，无论古往今来，无论朝代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