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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的人们啊

2020-12-30金姬

新民周刊 2020年46期
关键词:三湾苏州河棚户区

金姬

当年在苏州河边休憩的人们。摄影/陆元敏

如果说黄浦江是城市会客厅,那么苏州河则是魔都亭子间。上海中心城区的苏州河,从外白渡桥至外环线,蜿蜒曲折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的百年往事,两岸的点点滴滴则是上海人的无限回忆。

黄金水道见证民族兴亡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的研究,苏州河两岸的老地名,富有浓郁的乡村气息,有些是村落名,有些是河流名,有些是古桥名,有的还是当地的庙宇名。在上海开埠以前,这里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

上海史学者郑祖安指出,开埠后的英美列强敏锐地发现,苏州河一带是贸易和水路航运的最佳港区和地域。

1899年英美租界大扩张后,处于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东、南面为租界所夹,面临着西方列强继续侵及的严重威胁,上海、宝山两县的中国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立即组织机构,在境内兴建桥梁、修筑道路、开辟商场,用加速地方繁荣的办法来抵制租界的向北、向西推进。

一时间,这里集聚了一批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商人物。

正如华东师大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在《醉上海》一书中写道,苏州河畔,第一批中国实业家创办的工厂棋布两岸,在租界外商洋行的夹缝中,将农耕大国拽入工业文明,让“洋布”、“洋面粉”逐渐淡出中国百姓的日常。

“三湾一弄”的华丽转身

见证了上海城市发展与民族工业兴起的苏州河,同样也是这座城市苦难与重生的亲历者。

根据薛理勇的《潮起潮落苏州河》一书,现在普陀区境内的朱家湾、潭子湾和潘家湾,再加上小沙渡南岸的“药水弄”,合称“三湾一弄”,这里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棚户区、贫民窟。

上海的棚户区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底,在黄浦江两岸各码头,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棚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些工业区附近的荒地、废墟、坟场上,包括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三湾一弄”大致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当时的主要居民大多是附近的码头工人。

眼中的拖船和耳畔的汽笛陪伴了一代代上海人。摄影/陆元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棚户区,尤其是从上海周边的江浙等地坐船而来的贫民,很多选择在“三湾一弄”登陆,在这片棚户区里安家立命。

作家许成章1937年出生在药水弄,后来又全家迁至朱家湾。在他根据回忆写就的《三湾一弄之朱家湾速写》中,提到最早的棚户区居民,清一色是外地人,有的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有的因灾荒而背井离乡,更多的是因贫困而来上海谋生。

清晨,宁静的棚户区被一声“拎出来”吼叫声惊醒,门户洞开,每家拎出一只只马桶放至门前,随后劈引火材板,生煤球炉,霎时弄堂里烟雾弥漫,倒马桶车过后,烟雾中,“哗啦啦啦”刷马桶声响此起彼落。那年代有首流行歌曲,开头两句:“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人儿跟着它起。”倒是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作家李其纲出生在“三湾一弄”附近的平江村,他对于棚户区的生活深有感触。经过他的观察,发现这里的人也分为三六九等——“上档次”的是民办小学的教师,中药房配药的药工,人力三轮车工会的干部,苏州河对岸的纱厂、面粉厂、啤酒厂、制鞋厂等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工人。接下来是集体企业的工人,比国企工人差一些,算是二等;三轮车夫、拉橡皮塌车的车夫、码头搬运工、马路清洁工等卖苦力维生的,属于第三等;最底层的是那些没有单位、没有劳保、没有固定工资的人:街头擦皮鞋的、磨剪刀的、卖爆米花的、菜场里刮鱼鳞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湾一弄”的棚户区,除少数为砖瓦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棚、简屋。另外还有极为出名的“滚地龙”——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插入地里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棚,挂个草帘当作门,弯腰才能进出。没有窗,没有水电,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水坑,瘟疫时常发生。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水电通上了,“滚地龙”消失了,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瓦房。然而,这里仍是出名的“下只角”。

“三湾一弄”的大变样,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劳动人民地位提高了,手头闲钱多了,棚户区的居民想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善住房。“滚地龙”逐渐消失了,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瓦房,还有人家开始建造二层楼房。不过,由于都是各自为政,这一阶段的住房改建大多为“违章搭建”,房屋和房屋之间显得格外拥挤。因此,“三湾一弄”的住房条件仍然十分落后。“房间里,放一张钢丝床,一个五斗橱,就塞满了,基本没法走路了”。于是,很多居民到了夏天,就拿张躺椅到苏州河边找个地方睡一晚。

与此同时,由于苏州河两岸的居民和来往船只将垃圾、废物掷弃于河内、堆积于河边,苏州河上经常可见大量的污物随河漂浮,流向各处。更为严重的是,沿岸的工厂向苏州河排放大量的废水、废物、废气,终致河水发黑变臭。

李思源在《苏州河奏鸣曲》中回忆道,当1964年他跨过苏州河去一所中学报到时,“沿碎石铺就的光复西路一脚高一脚低地向中山北路走去,平行的苏州河上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毗邻工厂里哗哗排出的污水冲击着河上漂浮的瓜皮和垃圾。漆黑的河面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舢板和駁船,船上炊烟袅袅,婴儿的尿布和换洗的衣服像万国旗似的迎风招展”。

在当年,李思源的学生都来自苏州河畔的“三湾一弄”,学费是每学期12元,可每年一个班级里都有约四分之一的学生符合减免的标准,还有不少的学生符合分期缴纳的条件。“有一年一个学生的奶奶来找我:请我帮忙反映一下,把分二期改为分三期,白发苍苍的她向我拱着手嗫嚅低语眼里噙着泪花,而我却难过得号啕大哭了起来。”

从王家宅、建民村到后浜,李思源走访过上千个学生家庭,发现百分之七十的人家住的是自己搭建的板房、草屋。用数年的精力自己敲煤渣砖而盖起的小楼房都会引人羡慕,而棉纺系统“自建公助”的工房就相当于今天的别墅了。学生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家务:到水站去排队挑水,做煤饼、敲煤渣砖是极平常的事。

1998年,潭子湾、潘家湾和王家宅被称为“两湾一宅”的动迁改造终于启动。这是上个世纪末“365”旧区改造重大民生工程里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这里住有一万多户居民、147家企事业单位。1999年底,中远两湾城的兴建工程打下了第一根桩。

苏州河边早已大变样,长大了的孩子们如今在何方?摄影/陆元敏

薛理勇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远两湾城”保留了潭子湾、潘家湾的历史地名。不过,这里原来有的“潭子湾路”和“潘家湾路”被注销,新建设的一条路,重新取名为“清水湾路”。

至此,“三湾一弄”成为历史,曾经的苏州河棚户区居民也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角落。

心动苏州河

《心动苏州河》的作者潘真,和苏州河的缘分始于70年代初。当时她被父母放在北京东路432号景楼大楼顶层的幼儿园里上全托,每天都在苏州河的汽笛声中醒来和入睡。年幼的潘真无忧无虑,有的是时间趴在北边的窗台上,朝下面望野眼:城市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但看得到小小的轮船,很多时候还是一长串拖轮,“突突突突”慢慢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

随后若干年,潘真和苏州河的缘分淡了。直到2006年开始写作“心动苏州河”的专栏文章时,她才重拾儿时的记忆,并更加关注苏州河两岸的人的故事。

这里原来有的“潭子湾路”和“潘家湾路”被注销,新建设的一条路,重新取名为“清水湾路”。

潘真的“心动苏州河”专栏刊发在报纸的第七版,这本来是一个不太受人关注的版面,如果贴在读报栏里,往往也是被贴在背面。让潘真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这个专栏收获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手写信件的信纸是从32开硬面抄里撕下来的,密密麻麻写了整整4页。作者是一位姓凌的幼儿园退休女教师,她在信中写道:“我住慎余里有70年历史。抗日战争爆发,从南市区炮火连天中逃难出来,那时我9岁……”

苏州河两岸,除了“三湾一弄”,还有里弄房子,如悦来坊(1906年)、延吉里(1911年)、合康里(1911年)、协志里(1922年)、慎余里(1923年)、宝庆里(1928年)等多条里弄。

建于1923年的慎余里位于北苏州路天潼路,当年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畊莘、中国银行保险公司总经理过福云、著名学者薛慕桥、沪剧名角王盘声、现代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颜文樑等曾在此居住。

潘真好奇地拨通了留在信件地址旁边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独居的凌老师,两个人一聊就好几个小时。

苏州河岸边,是许多上海长大的小孩记忆中难忘之地。摄影/陆元敏

凌老师9岁那年跟着父母从南市区逃难到英租界,一家人东寻西找就进了慎余里。“感觉弄堂蛮宽敞蛮清洁蛮幽静的,可能因为当时住家少吧。”正是夏天,有小孩带了小矮凳在弄堂里乘凉,像太平盛世的光景。于是,一家人就租了房子,住下来。兄妹几个到附近开封路上的南洋女子中学读书。哥哥读高中进南洋中学。慢慢地,搬到弄堂里来的住家也一点点多起来,小朋友越玩越多了。

一转眼,凌老师就在这里住了70年。晚辈陆陆续续搬离了石库门,可老人们舍不得走啊!凌老师一个人住着前厢房、中厢房40多平方米的两间,虽然每月房租比别人家贵,但“每天太阳从早上晒到下午2点,冬暖夏凉的地板房,住惯了”。小小的遗憾是,在十几年前唯一的一次大修中,大门上漂亮的磚墙被偷工减料修低了,门口漂亮的地砖也被撬掉而代之以水泥地了。凌老师闲来无事还喜欢“穿弄堂,沿河浜边走走”。

2012年,慎余里也开始动拆迁了。正如潘真在2007年《慎余里来信》一文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苏州河边,这样的风景越来越少,许许多多的故事已被拆得无迹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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