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珍

（河南省濮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彩超室， 河南 濮阳 457100）

0 前言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是由肺动脉血管、 胸廓或肺组织的慢性病变诱发的肺组织功能及结构异常变化所致， 可增加肺血管阻力， 提高肺动脉压， 促使右心肥大和扩张， 伴或者不伴右心衰竭［1］。 目前，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诊断主要依赖于临床症状、病史及影像学辅助检查， 心电图 （ECG） 是临床常用的心血管疾病诊断手段， 具有操作简单、 无创、 价格低廉等特点， 可获取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并发的心肌缺血、 心律失常等征象， 但其敏感度不佳［2］。 超声心动图 （UCG） 是利用超声特殊物理学特性检查大血管及心脏功能和解剖结构的无创性技术， 可清晰显示肺动脉高压引发的右肺动脉扩张、 右室心肌肥厚、 右室扩大， 对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 探讨超声心动图（UCG） 联合心电图 （ECG） 的诊断价值，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 98 例作为观察组： 男 53 例， 女 45 例；年龄 25 ～ 79 岁， 平均年龄 （50.12 ± 9.33） 岁； 病程 0.5 ～ 6.0年， 平均病程 （3.42 ± 1.11） 年； 病情程度： 轻度 36 例， 中度42 例， 重度 20 例； 原发病： 支气管哮喘 17 例， 慢性支气管炎49 例， 肺结核 12 例， 慢性肺栓塞9 例， 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结核11 例。 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74 例作为对照组： 男40 例，女 34 例； 年龄 22 ～ 82 岁， 平均年龄 （52.32 ± 9.58） 岁。 两组的性别、 年龄均衡可比 （P ＞0.05）。

1.2 入选标准纳入标准： 观察组患者均符合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相关诊断标准［3］， 存在慢性肺源性疾病史， 结合心导管检查确诊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知情并签订研究同意书。 排除标准： 合并先天性心脏病、 风湿性心脏病、 慢性缩窄性心包炎者； 严重心律失常者； 肝肾功能不全者； 严重急慢性疾病者；存在检查禁忌者； 精神疾病者； 难以配合检查者。

1.3 方法①UCG 检查：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IE Elite 型，Philips 公司）， 静息状态下分别从胸骨旁左室长轴与心尖四腔心切面对右房前后径、 左室舒张内径、 三尖瓣反流压差、 三尖瓣反流速度、 右室横径进行测量； 剑突下下腔静脉长轴对下腔静脉内径 （IVC） 进行测量， 大动脉短轴切面对肺动脉瓣舒张末期反流压差及反流速度、 主肺动脉横径进行测量； 指导被检者自然屏气， 采集肺动脉反流和三尖瓣频谱， 测量3 次取平均值， 记录心率、 下腔静脉塌陷率， 并根据IVC、 塌陷率确定右心房压 （RAP）； 参照检查 Bernoulli 方程， 并结合三尖瓣收缩期反流峰值进一步估测肺动脉收缩压 （SPAP）、 肺动脉平均压（MPAP）， 其中 SPAP≥40 mm Hg 为肺动脉高压， 存在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②ECG 检查： 采用多功能心电图仪 （MAC1200型， 美国 GE）， 电压为 10 mm／mV， 纸速为 25 mm／s， 平卧位，连接胸前、 肢体导联体， 详细记录12 导联及心电图数据， P 波顶峰角＜70°， Doll-Bilger 指数＜1， V1 导联 P 波终末负电势≤-0.3 mm／s 则可诊断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1.4 观察指标①比较两组的检查指标， 包括右室内径、 右房内径、 肺动脉内径、 MPAP、 SPAP； ②比较 UCG、 ECG 单独与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1.5 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24.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 多组间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行 LSD-t 检验； 计数资料 ［n （%）］ 行 χ2检验； 检验标准 α ＝ 0.05。

2 结果

2.1 检查指标观察组的右室内径、 右房内径、 肺动脉内径、MPAP、 SPAP 均高于对照组 （P ＜0.05）， 并随病情加重而升高，见表1。

表1 两组的检查指标比较 （）

表1 两组的检查指标比较 （）

SPAP（mmHg）观察组轻度 36 24.23±3.56 36.20±2.11 25.30±3.25 28.36±4.58 43.52±10.25中度 42 28.98±4.96 40.10±3.56 28.69±3.98 33.48±4.20 56.35±12.14重度 20 34.25±4.74 45.63±3.85 35.65±4.11 42.32±5.10 82.10±18.74对照组 74 20.22±3.11 32.10±2.85 21.10±2.85 20.10±3.58 21.25±8.12 F 88.460 131.772 113.615 193.337 192.04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组别 n 右室内径（mm）右房内径（mm）肺动脉内径 （mm）MPAP（mmHg）

2.2 诊断效能UCG + ECG 诊断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敏感度、准确度高于 UCG、 ECG 单独检测 （P ＜0.05）， 但特异度与UCG、 ECG 单独检测相比无显著差异 （P ＞0.05）， 见表 2。

表 2 UCG、 ECG 单独与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比较 ［% （n／n）］

3 讨论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是肺动脉高压所致心脏病类型， 病情进展可导致心室结构变化、 心肺功能衰竭及其他器官损害征象，威胁患者生命［4］。 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的右室内径、 右房内径、 肺动脉内径、 MPAP、 SPAP 均高于对照组， 并随病情加重而升高。 研究［5］表明，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普遍伴随肺动脉高压， 造成肺远端血管内皮细胞变化， 增加肺血管阻力，引起肺动脉高压， 引起右心室扩大、 心室结构及功能改变。

近年来， 心导管检查是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诊断金标准，但其属于有创性检查， 检查禁忌及并发症多， 临床广泛应用受到限制［6］。 ECG、 UCG 是当前心脏病辅助检查的常用方式， 具有操作简单、 无创性、 可重复性等特点， 得到广大医患认可，且患者检查依从性高。 ECG 是一项利用心电图机从被检者体表记录心脏每个心动周期产生的电活动变化图形的技术， 对心律失常、 心肌损害、 心室肥大等症状具有较高的辅助诊断价值，但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普遍存在心脏结构改变， 心电向量随之变化， 心电图难以获取该特异性改变， 临床诊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7-8］。 UCG 是利用超声测距原理， 通过脉冲超声波穿透软组织、 胸壁对被检者心室、 瓣膜、 心壁等结构周期性活动进行测量， 显示心脏结构变化特点、 心室及心房内径， 并通过Bernoulli 方程， 估测SPAP， 有助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诊断，并可有效弥补ECG 难以获取心脏结构改变的心电向量的缺点，有助于提高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伴心脏结构变化患者的检出率。本研究结果显示， UCG + ECG 诊断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敏感度、 准确度高于UCG、 ECG 单独检测， 可见二者联合可弥补单独检测的不足， 综合UCG 清晰显示解剖结构、 功能状态以及ECG 记录心脏每一心动周期电活动等特点， 显著提高诊断效能。

综上所述，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存在右室结构及功能状态异常， UCG 联合ECG 能显著提高诊断效能， 评估病情程度，为临床诊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影像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