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平

倫敦博物館前的書環

花園般的大學城裏，我在尋覓。尋覓什麽？尋覓一間書店。

不，不是那種堆滿考研指南、六級習題的書店。我尋覓的是一間可以站在那裏，捧起書本，就可以和孔子、佛陀、柏拉圖對話的書店，尋覓一個可以與一起思考、交談、辯論的朋友頷首擦肩、相逢一笑的空間，有一面張貼著壁報、海報、書訊、漫畫甚至塗鴉的牆壁，一排排映著穿梭的身影，既讓人沉静，也讓人焦慮，既讓人快樂，也讓人痛苦，既讓人嚴肅，也讓人輕鬆的書架。

在有著高聳入雲的圖書館大樓的校園，在互聯網時代，在遠離鬧市的大學裏，還需要書店或者書屋嗎？我想反過來問，圖書館、互聯網就已經具備你所需要的那些東西了嗎？

我是在天津“五大道”長大的。少年和青年前期最懷念的地方，就是老河北大學(今天津外國語大學所在地)的那間新華書店。那是一排平房的第一間，後面的平房就是理髮室、水房什麽的。書店不大，燈光也不明亮。我常常擠在大學生中間，一站就是半天。讀的除了《十萬個爲什麽》《知識就是力量》之類的科技類圖書之外，就是中外名著了。也就是在這裏，我知道了趙樹理、羅廣斌、曲波、楊沫，知道了保爾·柯察金、葉甫根尼·奥涅金、奥賽羅、邦斯舅舅……讀書，原來是那麽舒心的事情。大學書店，受惠的首先是大學生們，但又不僅僅是大學生們。

長大了再讀那些書，已是1973年。那時大學裏正在猛“反回潮”，中國書、外國書又大都不讓看了。好在我們的班主任申建中老師，看重的就是查原文、摳原著、讀全集。他一趟一趟跑圖書館，請求集體借閲，供批判用。全班就以這個名義，從圖書館借了一批外國名著。條件是集體借出，月内全還，不准聲張，不准外傳，不准超期。讀外國名著，就跟“地下工作”似的。想讀嗎？你從晚上8點到12點，我從12點到6點，人歇書不歇；宿舍熄燈，就打手電在被窩裏讀；排隊打飯，課間十分鐘，都成了搶讀時間。奔跑着去與約翰·克里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對話。現在電視神劇的編劇，誰能編出這樣的“讀書傳奇”？

孔子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就是志向，心之所向；奪，就是强行改變。三軍之帥，可以隨時撤换，可人的志向就不是説讓變就變得了的。讀書，也是一種志吧。在大港油田試油隊的工棚裏，在後山白毛雪風狂吹的冬夜，在“深挖洞”的深深坑道裏，“我要讀書！”四個字一次一次從内心深處蹦出來，字字如春草，燒也燒不盡，凍死又復生，讓我黯然神傷，夜不能寐。

我上的那所小學，原來叫五區中心小學，後來叫新華區中心小學。現在知道，那就是胡佛的故居，在馬場道的東頭。後來上的二十中，也在旁邊，那是解放前的英國文法學校所在地，是愛潑斯坦(1915—2005)的母校。家搬到馬場道234號河北大學宿舍以後，每天上下學穿越五大道，在中外文化交融的氛圍中行走。

一直到今天，每當走這一條路，我都要在馬場道108號前停下來，多站上一會兒。因爲在這裏，我曾經多次拜訪過我最初的學術引路人，已故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家詹鍈(1916—1998)先生。

1958年以前，我大姐王恩東與詹鍈先生同在教育系心理學教研室。那時，在天津師範大學(後來的河北大學)和平樓二樓，常見到可敬可親的詹鍈先生。我當然不明白，爲什麽詹先生在當了教授之後，還要到美國留學，又爲什麽在美國拿到心理學博士學位之後，又要放棄在那裏任教的機會，回到祖國來。可後來聽到的消息就越來越糟，心理學成了“唯心主義”，心理學教研室散了，聽説詹先生去中文系教古代文學去了。

因爲有詹先生，108號成了我心中的一盞燈。更多的接觸是在我1973年上了大學之後。每一次回津，我都要去拜訪108號的詹鍈先生，跟他談我讀到的書。那時“左的錦標賽”尚未收場，記得我説起，讀到有些特會“跟風”的論文，覺得作者伸手就能抓來時髦的帽子，却看不出文章裏有什麽發現，我學不會這樣做，又不知該怎麽辦。對我列舉的那些“大作”，先生只輕聲説了三個字“瞎扯淡”。先生的“不徵不信”，讓我深爲嘆服。晚年詹先生腿脚不好，每次告别，他都把我送到院子門口。

後來讀的書多了，到國外轉了十來年，我好像漸漸悟出他出國與歸國兩次選擇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冥冥中，好像跟着先生的路在走。我想，如果孔子、朱熹、王念孫生在20世紀，他們有機會的話，也會出去看一看外邊世界，而不會只關起門來做學問的。

詹先生交給我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任務，就是和杭州大學的陳植鍔一起翻譯松浦友久的《唐詩語彙意象論》。他介紹我與早稻田大學松浦友久教授(1935—2002)相識。這是我第一次從事學術翻譯，松浦友久也成爲我深度接觸的第一位日本漢學家。那本書也是我在中華書局出的第一本書。多年以後，在松浦友久東京都三鷹市家裏的二樓書齋，聽他談起詹鍈先生的學問，敬佩與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我們相對默坐，沉浸在對這位師長共同的想念中。在我求學時代，親眼看到詹鍈先生怎樣將海外漢學帶進《文心雕龍》和李白研究中，是多麽幸運。他用他的隱忍，用他的堅韌，用他默默的耕耘，用最後的生命，爲文學的學術交流架起了一座橋。

没等聽到新千年的鐘聲，詹鍈先生就駕鶴西去了。他或許不會想到，20年後的今天，憑着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從理論上説，我們就幾乎可以隨時與世界每一個角落的學者朋友交换資料，交談學術問題。也正因爲如此，我們更應該緊緊追隨國際交流的新脚步，也更應該記住那些給大橋橋墩打好第一樁的人們，與世界的漢學家和關注中國文化的人們携手前行，同步記録，跟進思考。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嗎？》説：“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我想，如果説在20世紀還有這一類人的後裔的話，當中就有一些像詹鍈先生那樣的人，也就是魯迅所説的“知識者”。他們的境遇像翻燒餅似的，冷也罷熱也罷，但那追求真話、真知、真理、真情、真相的“志”，不曾死亡過。也許他們不過是識字的“匹夫”，却因爲有了“志”的支撑，生命從來不缺乏光耀。

誠然，人各有志。在書裏、在書店裏，我們却總能與那些在精神家園“修橋”“鋪路”“造高鐵”的人們相遇。他們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架橋工”。

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我們已經有了《中國文學在國外》《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中外文學交流史》三套大型學術叢書。那麽，爲什麽文化交流，還需要“志傳”呢？我們的《中外文學交流志傳》，就是想要爲這樣的知識者畫一畫像。中外文學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能有新高度、新樣態、新滋味，并由此而贏得新讀者，都是我們樂見的。那種將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和跨文化現象量化、簡單化、標籤化的文字，恐怕很少有人真心愛讀。

托馬斯·卡萊爾説：“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結晶。”史傳是正史中的人物傳。志傳，方志中的人物傳(或稱人物志)和獨立成書的各類傳記，稍晚於史傳出現。史傳和志傳無疑是傳記的正體。我們的交流史志傳，重要是人物志、學人傳。在學人的生涯中，有文化與文化的邂逅，語言與語言的肉搏，精神與精神的對撞，靈魂與靈魂的對話。

我國史書，被譽爲“史家之絶唱，無韵之離騷”的《史記》，紀傳部分那些生動的人物故事，不僅影響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士人，而且爲周邊國家的史書提供了典範。朝鮮半島的《三國史記》、安南的《大越史記》和日本的《日本書紀》等史書，無不記下了許多難忘的民族文化英雄的足迹。除了官修史書之外，日本還有《大鏡》等“物語風”史書，朝鮮半島和越南也有漢文民間史書、野史筆記，記述鄉賢民人的事迹。這些都是漢字文化圈可以共享的文化遺産，也是包括學術史在内的史學遺産。

20世紀的中外文學交流，爲我們留下了數不清的生動故事。我知道，在五大道，還發生過這樣的故事。在那個無學可上的時代，有兩位高中生，貿然敲開一家大門，提出了一個讓主人驚愕的請求： 請屋裏的老先生教他們外語。原來在他們正苦於無學無師的時候，路過這家門口，看到了貼在牆上的大字報，知道裏面住着一位留過洋的“學術權威”，就决定以感動上帝的韌勁“强行”拜師。經不起他們一次又一次的登門求告，老先生終於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一個“地下學習班”就這樣誕生了。雖然這種高風險的學習没能堅持多久，只讓求學者學會了發音，然而這也足以成爲他們一輩子激勵自己的青春物語，或許亦可作爲中國人好學傳統的一個小小注脚。當然，它僅僅是不見於“五大道博物館”的衆多故事中的一個。那個時候，馬場道的每個窗口，或許都有一個風雨彩虹相互切换的故事埋入心底。

文化交流的動力所在是人心，其效力終歸也在人心。有人有心，才能講好故事。我們把這些故事講得有料(史料、資料)、有情、有味，有看頭，有温度，就要擺脱自恃高深的“學報腔”。視野宜寬，材料宜富，叙事宜巧，道情宜精，議論宜深，如章學誠所説的“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

賴山東教育出版社知識者的遠見，我們的計劃得以啓動。我們希望見到的是這樣的書： 情理相彰，文情并茂，適當配以圖表。一册在手，有關某一文化現象的傳播、翻譯、交往、研究的全貌便能大體了然於心。不必面面精到，但閃光點能給人印象深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學智慧，用我們的文字，讓他們牽起手來，不再只是“在水一方”，“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

魯迅在《門外文談》中説：“由歷史所示，凡有改革，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但這些知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却不是騙人；他利導，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婁羅。他只是大衆中的一人。我想，這才是可以做大衆的事業。”我們的大學，應該多出些這樣的知識者。讓這樣的知識者喜歡的書，一定是好書。我們能不能尋覓到這樣的書呢？讓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