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教育精准扶贫受众获得感测评

2020-12-29刘盛峰朱祖林郭允建汤诗华毕磊

中国远程教育 2020年12期

刘盛峰朱祖林郭允建汤诗华毕磊

【摘要】为探讨远程教育精准扶贫受众获得感水平，本研究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对安徽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地区进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受众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和总体的获得感水平均较高;地域文化、经济水平、年龄段、致贫原因等不同的受众其获得感存在显著差异;家庭人口数、学历层次等不同的受众在获得感的精神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型的进程中，远程教育精准扶贫实践对防止返贫、提升受众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振兴路径选择应契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振兴策略设计应适应受众差别化需求。

【关键词】获得感;精准扶贫;远程教育;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农村教育;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20）12-0011-07

一、引言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已经成为汇聚改革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意与必然之举。2015年，习近平（2015， p.102）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0次会议上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一次提出“获得感”的概念;2016年，在第21次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新华网， 2016），将获得感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这之后，这个蕴含民生情怀、带着贴心温度的词汇在全国范围、在不同领域引起热情关注和热烈讨论。可以说，获得感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新词，也是一个传播范围和传播面极广的流行词。

作为一个新概念，获得感虽然引起了民众热议，但在学界尚未形成细致剖析基础上的统一界定。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一般认为获得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客观享有与主观感受的综合衡量，其实质是人们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少和对于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丁元竹， 2016），具体表现为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可以长久维持的满足感（张品， 2016）。对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主张（曹現强，等， 2017; 郑风田，等， 2017; 文宏，等， 2018）。

改革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获得”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领域的学者将各自的研究兴趣投射到对获得感的理解中，形成了包含多领域多对象群体的获得感下位概念。在中国知网以“获得感”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检索日期：2020-8-31）：在有明确对象群体的研究中，除了大量围绕“人民”“群众”“老百姓”等宏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之外，微观层面的对象群体主要包括贫困人群、农民、学生、市民、公务员、流动人口、中小学教师、科研人员、失独者、老年人、基层干部、高校辅导员等。主要讨论的议题包括获得感的内涵、内容、价值、特征、影响因素、现状、与其他社会心理现象的关联、提升途径等。主要研究方法为理论思辨和经验探讨，鲜见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未见针对精准扶贫受众获得感水平的测评研究。

精准扶贫受众属于弱势群体，其获得感的维系和保障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和重要体现，对其获得感的学术关照也是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远程教育对扶贫具有无可比拟的显著优势，相关机构、人员也早已深度参与到精准扶贫的研究和实践中。成立于1980年12月的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全国建立五级办学体系，先后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信息化手段，面向农民开展教育培训（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 2020）。清华大学利用远程学习方式，对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群众进行教育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证明了远程教育扶贫是可行的教育扶贫方式（张忠义，等， 2018）。颜井平等（2018）解析了现代远程教育开展智力扶贫中存在的认识、动力、制度方面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策略。毛汉硕（2015）在分析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开展智力扶贫的可行性基础上，尝试构建了现代远程教育支持下的智力扶贫模式等。

当前远程教育精准扶贫受众（以下简称“受众”）获得感水平如何？怎样进一步提升和优化？这些是需要密切关注的研究问题。本研究针对既有研究的薄弱点，以受众为对象，聚焦受众获得感的内在结构，编制测评量表并施测，探索受众获得感水平在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等层面的差异，并据此提出建议与策略。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

为探索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等因素与受众获得感的相关性，采用目的抽样、分层抽样、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于2019年11月从安徽淮河、皖江、徽州等文化地区各遴选3个贫困县（朱祖林，等， 2009）。这9个县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利用远程教育开展种养技术、科技知识、扶贫政策、卫生健康、市场营销等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邦博尔职教网， 2020; 方和忠， 1990）。按照抽样入框的村镇建档立卡贫困户100户以下填写50%、100～1000户填写20%～50%的比例（袁方， 1997， p.21），确定样本量，开展入户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614份，其中有效问卷376份。

（二）工具

1. 维度和题项设计

根据文献研究、专家访谈，设计受众获得感测评量表的维度和题项。题项描述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增强贫困户对题项初始语义的准确理解。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不能割裂的基本原理，将受众获得感划分为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其中物质维度8题，精神维度9题，另在精神维度设置了1道同一问题的反向题，用以甄别有效问卷。物质维度题项主要涉及“两不愁三保障”，精神维度题项主要涉及尊严、公平公正、梦想与追求等。量表采用Likert五等级，在设计好的量表基础上加上指导语、人口统计特征形成调查问卷，并在本单位定点帮扶村选取50名贫困村民进行小范围的试调查。在试调查和对驻村干部进行回访的基础上，再次对问卷进行修订完善。

2. 确定正式量表

将376份有效样本按照各50%的比例，采用SPSS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n=196），另一组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n=180），以确定正式量表的结构及具体题项。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887，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P<0.001），说明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吴明隆， 2010a， p.208）。经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题项15个，其中物质维度6题、精神维度9题，累计解释总方差的62.417%。采用AMOS对前述15个题项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df<5，RMSEA<0.08，GFI、NFI、RFI、IFI、TLI、CFI等指标值均大于0.90，AGFI的值非常接近0.9。根据相关判断标准（侯杰泰，等， 2004， pp.162-165; 吴明隆， 2009， pp.236-237），各项拟合度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问卷结构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3. 信度与效度

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总體、物质维度、精神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932、0.904、0.898，均大于0.80，说明问卷及其各维度均具有比较理想的测量信度（吴明隆， 2010b， p.244）。相关分析显示，总分与物质维度、精神维度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9和0.928，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25，总分与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均明显高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邹敏，等， 2014）。

三、结果与分析

（一）受众的基本特征

1. 人口统计特征

通过描述性统计对376份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2. 收入来源、学习渠道等分布特征

通过多重响应分析了解扶贫受众在收入来源、可从事的行业、农业科技知识学习渠道、医疗健康知识学习渠道、购买的保险五个方面的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通过互联网、电视、手机、远程教学站学习健康、医疗保健知识的受众达57.6%，扶贫受众购买的保险中新农合保险占比最高（49%），购买种植和养殖业保险的受众只有8.8%，购买意外险的受众仅占6.4%。分析认为，健康、医疗保健、保险等知识传授也是受众的知识需求。另外，从事种植和养殖业的受众达50.5%，通过互联网、电视、手机、远程教学站学习农业科技、病虫害防治等知识的受众达57.4%。因此，技能培训符合受众发展需求。

（二）受众获得感水平

采用描述性统计对受众获得感的一般水平进行分析。表3呈现了获得感总体及各维度的得分情况，评分值域为1～5分，得分越高表示获得感的水平越高，中等临界值为3分。

（三）受众获得感差异比较

根据样本分组和样本大小，分别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和非参数检验等技术对数据进行差异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表5。

表4、表5显示：

1. 不同地域文化的受众其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及总体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具体表现为：淮河文化地区受众的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及总体上均显著低于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地区（P<0.001），皖江文化与徽州文化地区受众的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及总体上均无显著性差异。浸润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群体形成了不同的性格特征，相对而言，淮河文化地区受众仗义豪爽，徽州文化地区受众含蓄内敛，皖江文化地区受众性情温和（高欣， 2019）。两相对比，徽州、皖江文化地区相对接近，与淮河文化地区差异较大，因此表现在受众获得感水平上也存在相应差异。

2. 不同经济竞争力水平县域的受众其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及总体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具体表现为：县域经济竞争力全省30强地区的受众其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及总体上均显著低于县域经济竞争力非30强的地区（P<0.001）。由于县域经济竞争力较强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一般要高于较弱地区，导致其受众的现实获得与其内心期待的基准水平之间的差距也相应较高。

3. 不同家庭人口数的受众其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P<0.001）和总体（P<0.05）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1～2人家庭在物质维度的获得感水平显著高于3人以上的家庭（P<0.05）;1～2人家庭的获得感在总体上显著高于5人以上的家庭（P<0.05）。不同家庭人口数的受众在精神维度获得感水平上无显著差异（P>0.05）。家庭人口数较多的受众其在物质维度和总体上的获得感相对偏低，原因可能是人口数较多的家庭，年龄分层较多，由此带来的需求多样性和差异化也更明显。

4. 不同年龄段的受众其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及总体上均有显著差异（P<0.001）。30岁以下受众的精神获得感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这可能是由于30岁以下受众在家庭和工作等方面尚不稳定，缺少积累，对未来信心不足。

5. 不同学历层次的受众其获得感在物质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P<0.001），但在精神维度及获得感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学历层次的高低影响到受众对文化知识和致富技能的掌握，进而对其收入等物质方面有明显影响。不同学历层次的受众对幸福生活有与之相应的期望值，因而在精神维度及获得感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

6. 不同致贫原因的受众其获得感水平在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及总体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在众多致贫原因中，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致贫的占9.3%，仅次于因病因残致贫。交通条件的优劣与受众获得感的高低存在直接相关，“交通条件落后致贫”受众的精神获得感显著低于其他扶贫对象。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编制的受众获得感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既可以作为受众获得感的测评工具，也可以为评估扶贫成效、考核扶贫干部业绩提供参考。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受众获得感水平总体较高，主要表现在：①在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的基本保证（“两不愁”“三保障”），帮扶单位及社会力量的捐款捐物，交通、电力、电话网、互联网、生活饮用水等村村通工程的实施，让受众拥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获得感。②在精神方面，远程教育可以面向农村不同年龄段人群精准实施知识、能力、精神扶贫，如青少年的混合式教学，成年人的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老年人的健康教育，让受众增长知识、提高技能，产生内生动力，增强精神获得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获得感会提升物质获得感。

脱贫攻坚收官之时正是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之际。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相对贫困仍将继续存在。怎样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也可以说是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精准扶贫转为防止返贫后受众获得感该如何保持稳健提升的长效机制。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和边缘人口致贫，提升相对贫困人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获得感，这是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重大的时代命题和需要持续关注的公共话题。振兴路径选择应契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振兴策略设计需适应受众差别化需求。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契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远程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舞台。培养乡村振兴骨干人才与新型职业农民、丰富乡村精神生活有助于受众获得感的提升。

1. 延续本土化帮扶做法

教育扶贫作为重要的扶贫方式之一具有教育减贫的长效作用。相较于普通高校，远程教育能够“多快好省”地培养大批人才，在教育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进一步落实“四不摘”（罗欣竹， 2020），延续已经形成的本土化的帮扶做法，继续开展对口支援，加强对国家在扶贫、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民生政策和保险知识的宣讲，巩固农业种植与养殖、企业生产、行业服务等实用技术培训，实施“输血式”“造血式”扶贫，防止受众返贫。

2. 适应新业态，催生新动能

适应新农村建设、线上线下融合新业态（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0），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远程教育助力扶贫、防止返贫提供行动指南。围绕农村教育人群，紧扣人生重要阶段，远程教育全方位拓展受众发展通道，催生新发展动能。

在基础教育阶段，应顺应受众的知识、能力需求，利用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媒体积极发展在线教育。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到乡村教学站点，弥补乡村教师数量、质量之不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保障因贫失学儿童就近入学，促进学有所长，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郭允建，等， 2019）。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深度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推动农业从增产转向提质。就远程教育而言，应着力实施乡村振兴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着重传授先进科学技术，激发受众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为乡村振兴培养领军人才、骨干力量，培养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和致富带头人，使其能够科学劳作，种养结合，稳步提升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产能，提高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应，闲暇时能够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或创新创业，带头致富。

具体实施某项战略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精心策划，制定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做好培训课程体系建设与配套资源开发，以开阔受众眼界，帮助他们拓宽思路，增长才干。二要热心搭台，在受众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及时举办乡土人才专业技能大赛，让他们在赛前、赛中、赛后互学、互帮、互助，积累经验、激发斗志、提高技艺。三要用心服务，开展“订单式”“菜单式”培训，确保受众掌握多项劳动技能，增强应对灾害和自主就业能力;定期走访调研受众，深入了解他们的发展现状和需求，“扶上马”再“送一程”，让他们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提升获得感。

在受众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所占比例较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关心自身健康。可以利用融合远程教育特色和优势的社区教育学院、老年开放大学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以预防为主，加强医疗保健知识宣传，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实现预防与控制重大疾病，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期盼。二是前移健康关口，调动受众热爱健康、追求健康的积极性，推进在线体育与卫生健康结合，引领受众开展体育运动提升健康水平。三是让健康“触手可及”，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实现网上诊疗预约，远程诊疗、康复，药品网络销售，电子处方流转，提高卫生服务供给质量，让患者就近享受高水平的医疗、康复服务。

3. 适应新文化，丰富受众精神生活

文化是软实力，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源泉。应根据受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个性特征制定帮扶方案，从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入手，实施文化熏陶、心理干预，宣传勤劳致富先进事迹，引导受众放弃享乐文化，摒弃“等、靠、要”等思想，树立艰苦奋斗、“义”“利”均衡、理性消费等观念（李丹，等， 2018），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激发致富内生动力。

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脱贫之后，受眾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富足与高品质的生活。对此，一要多多开展知识类、娱乐类、竞赛类、艺术类文化活动，通过文化的滋养，培育受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受众养成好习惯。二要加大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整治宣传，推进环境卫生专项治理，促进乡村与自然和谐渗透、乡村美丽宜居。三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勤劳实干的传统美德，广泛宣传孝老爱亲、婚育新风等内容，用新乡村文化构筑受众新精神家园，让受众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乐观自信、生活惬意，享有更充实、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怎样巩固脱贫成果、缩小与先发地区的“发展落差”、防止返贫，需深入、持续开展研究。应研究解决集中作战式扶贫转为常态推进后的教育帮扶路径，做到帮扶单位与贫困村不脱钩，帮扶责任人定期不定期指导和帮助脱贫户的生产生活。在走访排查、数据分析、综合研判、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分类建立台账，通过健全综合保障体系、提升自我造血机能、对存在潜在返贫风险的受众实行动态预警监控等途径，不断建立与完善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帮扶单位优选的乡村“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无论是在脱贫攻坚时期还是在乡村振兴时期，都是一支撤不走的队伍，也是活跃在基层一线的新“特定人群”。应依托这支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发乡村、受众新发展活力，充分利用乡村振兴、新基建建设的契机，借鉴先发地区的成功经验，促进城乡资源有效互补与互换，合力解决受众“急难愁盼”问题，逐步推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步、农业全面升级。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适应受众差别化需求

获得感因年龄段、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等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这些差异可以为提升获得感提供策略依据。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对城镇更加明显，群众需求差别化现象更加突出。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不同领域广泛存在，农村贫困人群的需求也因人因境而异，随年龄、地域文化、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针对性满足这些差别化需求会激发并维持受众的获得感。因此，针对性满足受众的差别化需求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升受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差别化需求的满足水平直接关联获得感水平，“需求”导引了工作的方向。未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需，重点关注需求的差别化特征，据此制定更加适应不同需求的获得感提升策略。二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均衡发展，既让落后地区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又营造出相对公平的环境。三要激发内生动力，发挥远程教育技能培训优势，提升相对贫困人群的就业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四要加强民生保障，不断完善农村群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五要对受众进行先进文化需求培育，不断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领群众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新风貌（王凌宇，等， 2020）。相对贫困人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尚未被充分满足的合理需要，这要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将各项工作做细做实，针对不同情况做出更具针对性的策略设计，为相对贫困人群依靠自身力量满足合理需要提供有效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的差别化需求将随着发展不断趋向平衡和充分而走向消解，最终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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