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星

在中国古代农民的心目中，“平均”这个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历代农民大起义中都多少提及了“均平”“均田赋”等思想，其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土地集中严重、田赋不均。近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在其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中提出了“无处不均匀”“有田同耕”等原则，是对中国古代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旗帜鲜明的反封建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小农平均主义思想既是太平天国兴起的催化剂，又是其政权覆亡的加速器，本文就《制度》中关于土地分配方面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以述拙见。

一、《制度》中“均田”思想是千百年来农民起义斗争的产物

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泉。”因此，农民倘若失去土地而无法进行生产活动，也就无法生存下去。纵观中国历史，凡是王朝中出现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都有可能造成农民大起义从而严重威胁统治阶级的统治，如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句著名口号，矛头直指当时社会上贫富、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诸如“等贵贱，均贫富”“天补平均大将军”等此类的口号或称号，不胜枚举，其中心思想就是“平均”，明确要求平均分配社会上的土地与财富。

千百年来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达到了顶峰，洪秀全在其制定的《制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处处平均”的人间天国，在土地分配方面提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等平分土地的原则；在财富分配方面，主要实行“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圣库制度，蕴含着深厚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一些优秀知识分子也看出了“均平”对于安抚民众、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性，他们在其著作中反复告诫统治者努力做到这一点。《荀子·王霸篇》明确提倡“天下莫不平均”；宋人李樗、黄檩在《毛诗李黄集解》中云：“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则虽征役之重，不以为怨。若有不均之心，则虽征役未甚劳苦，而人亦将怨矣。”明确道出了统治阶级应存“均平之心”，否则就会“民怨沸腾”了。

自鸦片战争以后，农民除要继续忍受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和向封建统治者缴纳繁重的田赋外，还要遭受资本主义工业化产品的冲击。由于受到封建主义、外国列强的双重压迫，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以致不得不“背井离乡”。另一方面，清政府由于对外战争屡遭失败而造成巨额的战争赔款，自然也要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承担，繁重的徭役、赋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在《制度》中“无处不均匀”“耕者有其田”的号召下，加入太平天国、推翻清政府统治，从而分得土地、改变田赋不均现状，也就成了大多数农民的必然选择。

二、太平天国在“均田”思想指导下土地分配的实施情况

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农民所受封建土地兼并之害甚深。据统计，当时“60%～90%的农民无地可种”，而《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的原则，第一次把农民“平分田、均贫富”的要求纲领化，这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否定，蕴含着农民所要求的平均主义思想，反映了农民大众千百年来反封建斗争的热切愿望，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值得肯定。

本着打倒地主阶级，按照《制度》中所指示的“无处不均匀”“有田同耕”原则，在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田产而将其分配给农民的革命场面，其中以安徽、湖北等地最为典型。安徽桐城人方宗诚在其著作《柏堂集》中记载道：太平军占领桐城后，这里的寺院“田地、租税皆归贼收”，即使僧侣集团“有跪于贼酋者”，但仍然是“得半留”。另外，《制度》中规定的“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好丑各一半”显示出了历史进步性，因为它明确指出妇女也有同男子一样获得土地的权利，把被囚禁在“闺房”达千年之久的广大妇女解放出来，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

从另一方面来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随着加入太平军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初对地主富户的“打草谷”并不能满足声势浩大的太平军需要了，解决吃饭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制度》中所保护的大多数农民，恰是交粮纳税的主力军。鉴于此，杨秀清、石达开等太平军将领又先后在天京、南昌等地恢复了“按亩计税”的原则。此后“照旧缴粮纳税”实际上代替了《制度》中所说的给予农民减免赋税、平分土地等原则。

太平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完全否定地主阶级，仍允许其“将功补过”，如太平军在1856年攻克江西安义时，“下令捕捉绅富充伪官”。《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胁田亩多者充伪乡官，而以贫户充伍卒”。可以看出，太平军并未认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而将其分配给农民，也未彻底贯彻“无处不均匀、有田同耕”的原则。

三、对《制度》中“均田”思想的思考

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而《制度》中的土地分配却处处透露着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既闪耀着农民阶级反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思想的光辉，又有着小农平均主义思想旧时代的阴影。

在封建社会，获得土地进行生产是亿万农民千百年以来的梦想，而太平天国号召“耕者有其田”正与农民此愿望遥相呼应。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天下人同耕天下田”“无处不均匀”“无论男妇，好丑各一半”等小农平均主义思想，激励了广大农民参与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反映了其作为小生产者的愿望，表达了他们彻底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决心和毅力；着重强调土地分配制度中的一个“均”字，也明确显示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论语·季氏》所表述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正是对经历了鸦片战争后，面临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列强双重压迫的贫苦农民的真实写照，那么加入太平军，正是实现“平分田、均贫富”的康庄大道，从而梦想着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制度》颁布时，中国大地上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在持续发展。马克思说：“事物一直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中，而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并不是作为新事物产生的，而是千百年以来就有的“旧事物”，绝对平分土地则反映了农民阶级如何“不自觉地、顽强地抵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继而违背了历史潮流，偶尔出现一两个如洪仁玕那样的人，也宛若流星。在革命史上，农民无疑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其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从“照旧缴粮纳税”（实际上否认了《制度》）和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允许地主阶级存在、甚至蜕化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就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最终败亡成了必然。事实证明：农民阶级只有依靠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发挥出其巨大的革命作用，才能真正获得应有的土地，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千古名言，只有真正了解历史，才能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从而为后世之社会出现类似问题提供参考与解决办法。受时代的影响，今日中国之土地制度改革中也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立足实际、加深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最终一定可以正确处理好土地制度改革中“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