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权壮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毛泽东曾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鲁迅所锻造的这种品格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独特的“立人”思想存在内在关联。要揭示鲁迅思想中的革命属性和文化旨归就不能绕开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而且要对这一思想形态追本溯源。实际上，早在留学时代，鲁迅即已初步构建起自己的“立人”思想，并由此探索“立国”之路。回国之后，鲁迅的身份及思想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立人”却是执着一生的。着眼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使命，借鉴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及其他相关思想资源，对青年鲁迅的人性观作深入分析，揭示其由“立人”而“立国”之路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分离出至今仍不失时代价值的重要思想启示。

一、青年鲁迅所设想的“人”与“国”

青年鲁迅有感于晚清的历史教训，认为当时国人所推崇的应用技术、工商贸易与民主政治等对于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都不是至关重要的，在西方也不是什么“新事物”，而对于社会的根本问题即“人”的精神启蒙问题却被忽视了；没有“人”的独立自觉，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难以产生积极的效果。他主张先改造国民性格即“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2]57其早期“立人”思想主要反映在留学日本期间所写的文言论文中①本文所涉及的鲁迅前期作品包括论文《说鈤》（1903）、《中国地质略论》（1903）、《人之历史》（1907）、《摩罗诗力说》（1907）、《科学史教篇》（1907）、《文化偏至论》（1907）、《破恶声论》（1908）以及诗作《自题小像》（1903）和带有翻译性质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1903）。。

（一）所立之“人”的人格结构

对于所要树立的“人”应具备的特点，鲁迅做过很多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是：（1）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鲁迅被革命派思想点燃，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3]423的誓言；面对日渐加深的民族危机，他高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4]4（2）有科学精神。鲁迅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发展和革新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高度赞赏西方科学家的求真精神。（3）有信仰。鲁迅将宗教与迷信区别对待，认为迷信是虚妄，而宗教对于下层民众而言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4]27（4）真诚且有同情心。鲁迅小时候因家庭困顿而降身社会底层，体会到劳动群众的艰辛，对他们抱有深切的同情；青年时经常与友人讨论“国民性”话题，认为国人缺少“诚与爱”[5]。（5）刚健进取。鲁迅批评过分尚柔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一履战地，不胜则死”[3]10的“斯巴达之魂”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2]82的拜伦式战斗精神。（6）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有批判，也有惋惜，既认为其总体已无法适应现代需求，又对传统民间民俗及其所蕴含的和谐观念颇为怀恋。（7）有世界视野和发展眼光。鲁迅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2]65，因为知己知彼，才能客观比较，知耻后勇，发愤图强。鲁迅赞赏西方的“向前看”的历史观，批评老子的“向后看”的历史观。

以上特点注入到国民性格中便铸成鲁迅所谓的“人”，可称之为“新人”。在鲁迅看来，他所立之“人”是健全的而不是片面的。因为它蕴含着对个人与他人、与民族、与人类之关系以及现代与传统、与未来之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些又内化为知、情、意相统一的人格结构中。鲁迅认为，要塑造这种“理想之人格”[2]54就必须抨击物欲而张扬精神，任凭个性发展而拒斥群体干预，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2]46。虽然鲁迅强调其所立之“人”是“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2]53，并将此冠名为“个人主义”，实际上却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而是被民族精神、爱国热诚以及各种人性品质溶解了的“个人主义”，目的是让个人“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2]55-56，所以能挺立于狂风怒浪之中，开辟出新生路。他亦自辩：“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2]50就实质来说，鲁迅的“个人主义”“一开始就是通向集体主义的”[6]。

（二）从“立人”到“立国”的道路设计

鲁迅“立人”的最终目标是“立国”。他早期论文每篇的开头和结尾无不感时忧国，旨归于谋求民族独立与复兴。不过，不同的人对于“国”的设想各有各的不同，而鲁迅的“国”既不是指民主共和国，也不是指君主立宪国，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国家都不是最重要的，但必定是“人国”，这里的“人”正是他所要立的“人”。他认为，国家强不强大，关键看那个国家里的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2]56-57即便推翻满清建立了独立国家，可是如果国民还是昏昏欲睡、缺乏主体意识，那么说到底还是没有建成“人国”，跟那些已经走在前列、受过启蒙精神洗礼、具有独立个性的他国人民相比，我们还是落后；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里，中华民族还是免不了被压迫被奴役乃至被灭亡的命运。所以，他不仅着眼于民族的独立，更是放眼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为民族筹划长远的未来。

通常认为，从“立人”到“立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可以说千难万难，但是鲁迅认定，只要“人”立起来，“国”立是易如反掌的。不过，他十分强调跟普通民众或“庸众”相对而言的尼采式“超人”的作用：“惟超人出，世乃太平。”[2]52因为他并不认为当时的国民能够自动觉醒，他将这群人比喻为被牢牢困锁在“铁屋子”里“不久都要闷死”的“熟睡的人们”[2]419。 “超人”（鲁迅也称之为“天才”“摩罗”“明哲之士”等）除了具有“新人”的一切品质之外，还有以下特征：（1）先知先觉。鲁迅认为，旧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从而引出克服旧文明弊端的新文明，而这新旧之间的桥梁就是“天才”；他们眼光超群，立身于旧文明的地基，却“蚤识其弊而生愤叹”[2]49。（2）救国救民。在鲁迅看来，“超人”不是任性使气，故作傲慢之态、惊人之谈，而是看到社会和人类精神即将面临的危机，奋起拯救。（3）言为“心声”。鲁迅特别推崇“摩罗诗人”的诗作，认为它们是最典型的“心声”，不仅抚慰人心、净化灵魂、返归本心，还启人心智、动人性情、促人抗争。（4）反抗压制[2]51。鲁迅受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认为“超人”反抗阻碍个体人格独立和个性发扬的事物。可以说，“超人”是鲁迅所要立之“人”的最高范本。

《文化偏至论》的这段话集中表达了他的意思：“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2]56他所说的“明哲之士”，天赋异禀，贯通中西文化，明悟天下大势，洞见未来，对外施“拿来主义”，对内“取今复古”，从而“得其神明”“别立新宗”，然后“施之国中”，促使国民觉醒为“人”，而“沙聚之邦”亦因此质变为“人国”，同时赶上西方列强，乃至独占鳌头。

二、青年鲁迅“人国”难产之原因分析

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提出有其历史的针对性与合理性，对当时片面强调经济和政治的救国主张有所补正，其所设计的“人”也呈现出诸多可贵的人性光芒。但是，就总体思路来说，这种通过文化力量促成“立人”，随即“立国”，一步跨越晚期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构想，是不切实际的，并且以失败告终。其失败的根苗从对人性的抽象设定起就已经埋下。

（一）所立之“人”带有“抽象人性论”色彩

“人”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与有意识的存在物的统一，相应地，人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三者的统一[7]。其中，精神属性是以自然属性为基础并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本质来说也属于社会属性，包括知性、情感、意志等因素，其总体可称为“精神人格”。

首先，鲁迅所设计的“人”一开始便撇开了自然属性，直接抽出精神属性，其所谓“立人”，是指重塑国民的精神人格。由此观之，虽然鲁迅自称所设计的“人”是健全的，但实际上仍是片面的。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46《管子》亦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自然属性是人性的基础，自然需求是精神需求以及进一步形成的精神人格的前提。鲁迅将“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扬精神而抑物质，这使得他所设定的“人”从一开始就存在跟“现实的人”相分离的倾向。

其次，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它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形成，而社会关系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此，人的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也是多层次的。鲁迅所设想之“人”虽具备了多方面的内涵，却以“掊物质”和“排众数”的方式将最基本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以及精神人格中的经济素质与政治素质给忽略，仅根据抽象的“觉醒”程度将“人”划分为先知先觉的“超人”、后知后觉的“庸众”和觉醒的“新人”三类，而处于不同经济政治地位所造成的客观的阶级差别以及不同阶级的现实诉求、历史作用与革命态度等，均被鲁迅给淡化了。

最后，社会生活是实践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之“立”与“不立”的判断标准也表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社会历史性。具体地说，近现代中国国民之“立”与“不立”关键看能否承担起当时的历史使命，即推翻满清，抵御外侮，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如果“国”立了，即便民众在思想上还带着浓重的封建意识，人民的精神仍需要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进一步改造与发扬，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就算是“立”起来了。而鲁迅所要立的“人”被片面地拔高且过分理想化了，这种对“人”的设计一旦与当时的现实对照就显现其“抽象人性论”色彩。

（二）“立国”与“立人”均缺乏现实基础

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但人们的现实关注总有所侧重。与经济救国和政治救国不同，鲁迅所走的是文化救国路线。从文化出发或者说以此为突破口寻求“立国”之路本来无可厚非。真理往往首先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这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成为先知先觉者，成为启迪和引导普通大众的桥梁，然后依靠被思想武装起来的民众将革命从“批判的武器”阶段推至“武器的批判”阶段。问题是，“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11。马克思分析十九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落后于其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德国的革命前景时曾这样说：“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对德国来说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目标来争取。”[8]11同样道理，没落的晚清帝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宗法意识形态仍然牢固，资本主义经济较为疲弱，远没有锻造出一个能够引领时代的坚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现代知识分子还有不同程度的复古倾向[2]417。而鲁迅所推崇的尼采“超人”哲学是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危机时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工具化、扁平化、庸俗化现象的一种反叛。不同的国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根本不同，尼采所要否定的（从其正面意义来说）正是当时我们要努力争取且不可得的。从中国近代的阶级诉求来看，革命派要民主共和，维新派要君主立宪，封建主要维护封建统治，农民只要一小块土地，而工人阶级尚未发育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依附于资产阶级。可是鲁迅所要立的“人”及其所构建的“国”却几乎超出了“现代”的范畴。这样，鲁迅的思想要求和中国当时“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8]11。

当然，鲁迅是知道当时的国民不可能建立起他的“人国”，所以他要先“立人”。可是，人的精神属性不过是在实践过程中将各种社会关系内化而成的主体精神素质，“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8]169。在落后的国度里产生个别或少量像青年鲁迅这种有较高觉悟的知识分子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们本身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且有现实条件比较长时间地浸染在现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氛围中，可是对于那些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挣扎在温饱线之下、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多数国民来说，要整体性地改造他们的精神人格，单单靠文化宣传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从根本上清除或改造旧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意识形态，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可是，鲁迅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近代工商业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基础，是促使民族独立、人民觉醒的物质力量”[9]，而现代民主制度是反封建、尊个性的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因此，鲁迅想通过文化力量“在几十年间像动手术般完成这一改造国民性的艰巨任务”[10]，并且赶上西方列强，这只能沦为空想。更何况，殖民主义者是不可能给贫弱落后的旧中国安安稳稳地做这样的好梦的。

正因为青年鲁迅没有找到从理想通向现实的道路，所以，当他面对日渐加深的民族危机与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之间的巨大落差时，不得不急切地呼唤如有神力的“超人”的降临。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超人”如鲁迅即便出现，仍不可避免地陷入孤军奋战当中，并且注定无人响应而无疾而终，充满着悲剧色彩！

三、青年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

走过青年时代的鲁迅，更加真切地接触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目睹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较量，并从被动到主动地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明白到“尼采的超人的渺茫”[11]和“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2]。不过，尽管鲁迅青年时代的“立人”思想未够成熟，但是，当中亦有一些为其一生所坚持的独特思考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成为民族复兴路上的有益借鉴。

（一）以民族利益为旨归的“启蒙主义”值得发扬

青年鲁迅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毕生以“启蒙主义”为其文化价值取向，而“启蒙”的直接目的是“立人”。此“人”是从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中分裂出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主体。鲁迅特别强调精神人格的独立性，他甚至用“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2]54、“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2]46之类的话语来表达他对人格独立的执著追求，折射出特殊历史语境中反封建反侵略的急迫愿望。在人格结构中，“理性”无疑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方面。恩格斯说，启蒙主义者把“理性”看作“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3]775。鲁迅早期研修自然科学及科学史，撰文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性与科学精神，抨击使个体丧失独立性的封建宗法性因素，破除国人的迷信与虚妄，塑造具有批判精神和主体意识的独立人格。鲁迅认为，只有具备现代理性精神从而是独立自觉的人，才能承担起民族独立与复兴的艰巨使命。

经过无数先辈的艰辛探索和巨大牺牲，中华民族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13]364的“初级阶段”，由于历史原因而未经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此仍存在不少封建残余因素。建国之后，由于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与改革发展初期偏重于物质建设，现代意义的“个人”启蒙问题与经济现代化进程相比有所滞后。如今，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包括理性精神、独立意识在内的主体精神应该与社会发展的步伐相一致，以协调经济政治层面的深化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的启蒙思想仍将在国民性格的现代化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青年鲁迅的启蒙话语产生于近代反封建反侵略的特殊语境，且难免受到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因此，它被运用到社会主义语境时应对当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偏执的唯我论倾向加以纠正，防止“启蒙主义”在实践中沦为粗鄙“个人主义”，损害民族的整体利益，从而违背鲁迅“立人”的根本宗旨。

（二）以“人”发展状况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有其深刻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422。这深刻揭示出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以人的发展状况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可以说，物质性标准是判断社会发展状况的底线标准，而人的发展状况是建立在底线标准之上的最终标准。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物，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最高产物。鲁迅将社会之发展归结为“人”之发展，再将“精神”视为“人类生活之极颠”[2]54，最后将“立人”锁定为塑造“理想之人格”——这虽有片面但也相当深刻。鲁迅所说的“人”不仅要求人格的独立性，而且表现出人格的丰富性。

人的意识结构包含知、情、意三部分。从知性来说，鲁迅强调科学理性是祛除迷信与虚妄的启蒙之光。他高度赞赏西方科学传统中执著的探索精神，劝导国人不能急功近利地拜服在西方物质技术的炫目表面，更要有人去追根溯源，重视基础理论的积累和逻辑思维的锻炼，强根固本才能枝繁叶茂。从情感来说，他认为，只有科学理性而没有人文情怀的社会将难以为继，只有科学知识、物质欲望却没有艺术追求的人生“必大归于枯寂”[4]327。他批评人性的虚伪和狡诈，推崇真诚、同情和言必有衷。他信奉文艺作品的力量，认为诗歌蕴含着人类共同的情感和理想，跟道德和真理息息相关，能够净化心灵、促人觉醒；他赞赏卢梭所倡导的“良心论”，认为其《忏悔录》，是“心声之洋溢者也”[2]99。从意志来说，鲁迅认为，科学探索并非单纯的理性思维过程，不仅需要情感力量的支持，而且与理想信念所孕育的顽强意志密切相连。鲁迅吸收德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主体能动精神来改造服从、谦卑、退守的国民性格，力图激发出刚健进取、勇猛抗争的民族意志。今天看来，鲁迅对于基础理论与人文艺术的强调，对于真诚、同情与“良心”的倡导，对于主体意志从而也是民族意志的推崇等，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兼顾全人类福祉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当时

鲁迅是民族主义者，“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精神的真实写照。这反映在其“立人”思想上就是，不管是对人格独立性的强调还是人格丰富性的建构，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民族利益。但是，鲁迅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的民族主义者。他所树立的“人”的品性蕴含着对世界历史中民族与民族之关系的深刻洞见，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首先，鲁迅明白世界日益连成一个整体，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甚至相互竞争已成为历史的大势，闭关锁国只会导致人民贫弱、强敌入门、民族沦亡。他感叹：“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4]327但是，他强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中国追随者空谈“弃祖国，尚齐一”即取消民族身份加入所谓的“世界人”[4]26行列，因为对于民族独立尚未实现的国民来说，“世界人”不过是“奴隶”的另一种称呼而已。其次，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精神，认为中国“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4]33。虽然鲁迅十分推崇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倾向于认同生物进化论中所揭示出来的残酷的丛林法则，不赞同托尔斯泰式的“不合作非暴力”的抵御侵略者和消除战争的消极方式，但是，他的目的只在谋求民族独立和强有力的自卫，而不是磨利干戈，凌虐他国。最后，鲁迅对于被侵略、被蹂躏的国家及其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他深深体会到弱国子民在列强环伺的历史危机中被压迫被瓜分的悲惨命运，因而对当时印度和波兰的陨落深感惋惜；同时，他谴责部分国民既自诩为“世界人”却颂扬侵略者而贬损被侵略者的可鄙心态。鲁迅将这些人的所谓“爱国行为”讽为奴性最强的“兽性之爱国”[4]32。鲁迅进一步告诫“华土壮士”，如果真正“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那就努力谋本国之自强自立，有余力就应像拜伦无私援助希腊独立那样去帮助那些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让世间再没有民族相侵，没有主奴相分，人人自由自足，乃至天下大同。

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不仅是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继承者，而且是“反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者”[14]。这种博大的胸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势下尤显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