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峰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的战略考量，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基，与坚持底线思维、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伟大斗争等重大思想观点共同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理论体系，指导着新时代战胜重大风险、赢得伟大斗争的创新实践，在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得到拓展深化。

关键词：忧患意识;底线思维;防控风险;国家安全;伟大斗争;抗击疫情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6-0005-1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进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充满着风险和挑战、矛盾和阻力，并有可能遭遇危机，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这个问题我反复强调，2018年1月我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基，与坚持底线思维、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伟大斗争等重大思想观点共同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理论体系，指导着新时代战胜重大风险、赢得伟大斗争的创新实践，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高远深邃的战略考量。

一、忧患意识是人类意识、民族意识、政党意识

忧患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祸害、灾难的忧虑和防备。古人的“杞人忧天”就是典型的忧患意识，这在古语中是作为庸人自扰的贬义词来使用的，如用今天的生态文明意识来看却是远见卓识。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来说有利有害、有福有祸、有喜有灾，而趋利避害、求福避祸、得喜消灾，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共同体、国家同样如此。忧与患现实地存在和发生，主要是应对、缓解、化解的问题，是解除憂患的问题。未来有多种可能，包含不利的、有害的可能，对这种可能的预感、预测、预防，构成忧患意识的核心。忧患意识不是纯主观、纯想象、纯猜测的意识，而是基于以往经验、事物规律以及各种因素综合判断的结果，有其客观依据。忧患意识不等于所忧所患的事必然要发生，只是一种概率判断，会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会受到未来复杂性、多样性、偶然性的影响，会因为人的转危为安主体能动性而改变。忧患意识不属于悲观主义，而是理性的乐观主义，没有忧患意识的乐观主义是盲目乐观，悲观主义则放弃了积极努力，不去推动转变。忧患意识是底线思维的基础，底线思维以忧患对象为底线;忧患意识是防控风险的前提，防控风险以忧患可能为风险;忧患意识是维护安全的依据，维护安全以防患未然为安全;忧患意识是赢得胜利的条件，赢得胜利以化危为机为胜利。

忧患意识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与人类历史相伴始终。考察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是一种共同意识。民族经历的灾难越多，文化反思的能力越强，忧患意识的基因也就越明显。人类依靠生产劳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危险，比如，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饥荒、瘟疫、战争等生命威胁，食物、能源、材料等供不应求，都成为忧患意识的来源和内容。人类形成了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国家、阶级的共同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性质和不同程度的矛盾，对于来自其他种族的统治、其他民族的征服、其他宗教的垄断、其他国家的侵略、其他阶级的压迫等，也都生成了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人类需要延续，这种延续并不仅仅是人的生理问题，而是人类系统问题，人类能否延续、怎样延续，生存还是毁灭，构成了人类忧患意识的根本问题。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具有生态文明视野的著作问世，如《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实质上都是现代忧患意识的产物。总的来说，安全需要是人类社会和每个个人的基本需要，安全需要存在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过程。因此，不安全也就是危险、危害、危机，就成为忧患意识的总根源，忧患意识就是追求安全的思维方式，是维护安全的思维前奏，安全意识是忧患意识的积极回应。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2]，中华民族五年多年的文明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历史。正因如此，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重要品质，长城实际上就是抵御外来掠夺和侵略的忧患意识的标志。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霜雪、饥荒等在内的灾荒就有5079次[3]。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很多的反映。“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安而不忘危”“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警句，都饱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春秋时期的鲁哀公意识到自己“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荀子·哀公》），属于因没有忧患意识而带来的困扰，得到了孔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的居安思危、转危为安的告诫。西汉贾谊的《治安策》，可谓封建统治者的“忧患经典”，其中忧国忧君涉及政权安全、政局安全、体制安全、边防安全、粮食安全、礼治安全等各个领域。北宋范仲淹写下的《岳阳楼记》则是封建士大夫的“忧患名篇”，文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特别是进入近代，中华民族遭受的内忧外患到了最严重最危险的地步，三座大山的压迫成为中华民族经历的最大磨难，中国远远落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面，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忧患意识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经历的艰难与风险世所罕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处在内忧外患、民族危难的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和失败的危险，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弱胜强、反败为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党的七大，我们党已有121万党员、90多万人民军队、9550万人口的解放区。毛泽东从党的历史经验出发，突出强调忧患意识，在“光明多得很”的情况下，“更要准备困难”，“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结论中，告诫全党要准备遇到有17条之多的困难，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4]正是由于党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这样的精神准备、能力准备、战略准备，结果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表达出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意识。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是在这种强烈忧患意识下作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站在党的新的历史方位，回应在掌握全国政权、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使命和忧患意识。科学发展观，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是对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等忧患意识的时代回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深深渗透着面对新时代风险挑战的忧患意识。

二、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的现实基础

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的战略考量，首先基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背景和战略环境，忧患意识来自于现实的战略判断。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是习近平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专门要求写进去的。进行伟大斗争，是对前进道路上风险和挑战、矛盾和阻力的深刻洞察。新的历史特点，包括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显著特点。忧患意识是复杂客观形势的正确反映，风险意识是矛盾发展规律的清醒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复杂形势，深刻洞察党和国家前进路上的发展大势，多次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沉着应对和抗击来自不同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勝利。

（一）怎样应对“两个大局”交汇碰撞的复杂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新时代，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时代。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6]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形成和展开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变局，中国也是塑造这一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两个大局”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融合交汇，为我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抓住机遇、化解风险，提供了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胸怀这“两个大局”，既要看到“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为我国发展带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更要看到带来的重大风险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再次强调增强忧患意识，表明忧患意识不能忘却，并且包含新的内涵。要清醒地看到，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国内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较大冲击，还有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对我国战略遏制打压逐步升级等，都表明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一是风险挑战的危害性极其严重，包括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二是风险挑战的长期性非比寻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7]三是风险挑战的复杂性极为深刻，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交叉叠加，“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风险挑战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

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从根本上讲，是“两个大局”交汇碰撞的产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世界两大制度体系的竞争较量中前行的。我们越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是逐步接近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就越是会遇到美国等外部势力的遏制打压，就越是有可能遇到外部势力策划的“颜色革命”危险。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再出发，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还要攻克许多新的难关，需要一个有利于稳步有序改革的国际环境。国内外风险挑战的相互传递、交互震荡，构成了复杂局面的重要原因。统筹“两个大局”，则是沉着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运作。

（二）怎样应对新时代国家安全风险

安全观建立在对安全风险的忧患意识上，新安全观是对新安全风险的清醒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维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针对我国安全风险的新形势、安全工作的新要求的制度设置。2014年4月，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表明了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变化更新、时空领域多维宽广、内外因素复杂难控的忧患意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威胁持续蔓延，正在更新着国家安全的领域。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重要安全领域，也是新时代忧患意识的重点领域。2020年1月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生物安全的认识。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时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8]，指明了生物安全忧患成为忧患意识的重要内容。

维护国家总体安全，依靠防范化解各个领域的重大风险。新时代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对来自各方面各方向风险的忧患意识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2019年1月21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领域的重大风险，正是对国家总体安全领域的进一步阐述，是新时代忧患意识的新认识。政治风险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一旦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无法挽回。意识形态风险关系国家政治安全，互联网这块阵地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经济风险逐步显性化，金融风险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科技风险体现在我们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社会风险表现在公共安全形势仍很严峻，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较多。外部环境风险面临的是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战略遏制打压升级，走和平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会是一帆风顺。党的建设风险就是能否经受“四大考验”、防止“四大危险”。我们不仅要面对各种可以预见的重大风险，还要准备面对难以预见的重大风险;不仅要应对分散发生的重大风险，还要准备抵御集中显露的重大风险。

（三）怎样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世界第一大黨、长期执政的党，同时也面临着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方面的尖锐考验和严峻危险。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讨论“历史周期率”问题，实质上就是已经开始忧患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样一种历史循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重大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专门谈到了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这个“历史周期率”宿命，谈到了中国历史上发人深省的农民起义失败。封建王朝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农民起义队伍不能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短短几个月就土崩瓦解，太平军到后期革命斗志尽失，一败涂地。正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2019年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要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要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是出于对保持党的性质、担起党的责任的忧患意识。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开宗明义：“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9]这“三个如何”是即将走向第二个百年的大党不可回避、不可轻视的要害问题。提出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党防止停滞僵化、脱离群众、失去政权的危险，包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

三、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远的战略眼光、辩证的思维方式，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光明前景与风险隐患并存的客观态势，一直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伟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判断精辟、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指导性强的观点和论述，体现了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的战略思维、战略运筹、战略格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

贯穿着统观古今中外兴亡成败的历史视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警示录。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建立在通晓历史上统治者沉浮更替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从我国历史看，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秦朝、北宋、元朝都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大政权，但很快就日薄西山。那些时间较长的朝代，后期也都是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反抗不断，很多都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也要懂得历史现象。从苏共历史看，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效应对了1959年至1961年的3年严重经济困难，有效应对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国际关系变化，战胜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出现的困难和风险，带领人民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这些都积淀为需要深入领悟的历史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后我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同时我讲这个话时也是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的”[10]，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来自于深厚的历史意识。

贯穿着运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发展大势的战略格局。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更要牢牢把握“两个大局”的战略机遇，以复兴成就化解风险挑战。“两个大局”是推动民族复兴进程的大局，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曲折到复兴的大局，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大局，“两个大局”的基本面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机遇与挑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积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充分运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空间，就能有效化解潜在的或已生成的风险挑战。更要增强统筹“两个大局”的制度优势，以治理能力抗击风险挑战。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固是在风险挑战面前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1]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坚定制度自信，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统筹“两个大局”的制度基础和治理基石。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系，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正是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复杂局面的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建设。

贯穿着把握危与安、险与机、弊与治等相反相成关系的辩证认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考察我国历史数千年的发展，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性认识，就是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的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把各种风险挑战考虑清楚，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的错误。“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危机、风险、挑战、磨难等，都是客观存在或客观可能，必须实事求是看待、辩证转化对待。有困难、有风险、有危机、有曲折，都不可怕，关键在勇于面对，善于克服和战胜它们。一旦战胜了，就会峰回路转，光明在前。不能怕危机，越怕越危险。要学会利用危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创造机遇，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所谓机遇，从来都是由成功应对一系列危机、成功实现危机转化而来的。因此，危和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去了机即是危。短板和长板、漏洞和本固、弱项和强项，也是相互转化的，暴露了短板、漏洞、弱项，因症施策、有的放矢，就能变劣势为优势。

贯穿着治国理政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立足最困難局面、争取最有利结果的底线思维。“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强化底线思维，就是要求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周全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赢得战略主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10]318-319只有居安思危，才有可能把握未来的变化，才可能在危机来临时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底线思维要求把战略的基点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考虑。宁可把危机和困难估计得足一点，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危机发生时陷于被动。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对存在的风险点，一定要胸中有数，做好风险评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底线思维着力防止落入错误的陷阱，尽力保证正确的方向;着力避免灾难性后果，尽力形成良性后果;着力预防损害，尽力维护利益。欲成大事，先守底线。事实表明，底线思维能力越强，发展步伐就越稳，发展空间就越大，发展前景就越好，发展持续就越久。

贯穿着在困难局势中化风险为机遇、化挑战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的主体意识。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忧患就是一种化忧解患的主体意识，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这种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更要保持清醒头脑，有如履薄冰的谨慎，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的错误。这就要求树立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意识，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矛盾和风险，防止发生各种各样的“蝴蝶效应”。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10]320这样就能防止使小的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风险挑战，防止局部的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风险挑战，防止国际上的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风险挑战，防止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风险挑战。

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畏压力、不惧阻力、不怕困难的斗争精神。应对危机、困难、风险、挑战等，属于解决重大矛盾，必须通过积极有效的斗争解决矛盾，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从成立之时就与斗争同行，就是在斗争中生存、发展、胜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15。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越是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越是要发扬披荆斩棘、破浪前进的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进行伟大斗争，要敢于亮剑，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增强斗争精神，就是要勇当先锋、敢打头阵，拿出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革命气魄，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进行伟大斗争，要增强斗争本领，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蕴含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好战略谋划，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敢不敢斗争、能不能亮剑，说到底还是敢不敢担当、能不能献身的问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担当起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未来的历史责任，才能顶得住压力、攻得破阻力、斗得过困难，战胜惊涛骇浪、勇渡沧海横流。

四、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的重大意义和抗疫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的战略思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指导意义。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实践中，这种战略考量的洞察力和预见力得到了充分检验和继续深化。

（一）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经历了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平息香港修例风波，特别是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再进一步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我们的感悟更加深刻、认识更加透彻。

这些重要论述具有基础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支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时代课题。而怎样判断新时代的形势，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则是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系统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一个重要根据。否则，各个领域的发展战略和工作方针，就会建立在不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就会由于对形势的误判、对前景的错推，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

这些重要论述具有贯通性，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点。前进道路上各种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不是阶段性暂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存在于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日乃至更长时期。1986年，德国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2]。尽管不能把“风险社会”作为我们的分析范式，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挑战，的确是一个全局性全过程的战略任务。

这些重要论述具有预见性，是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科学指导。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作出一系列重大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策略，推动一系列重大工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提供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全局稳定、发展环境的行动指南。

（二）在抗击疫情实践中增强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品质，是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思维方式。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充分表明了增强忧患意识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心理准备，是贯通疫情防控乃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的精神条件。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是对执政党的要求，也是对全民族精神品质的揭示。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我们才能够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才能够主动防患，从源头遏制疫情风险，全力救难，尽力减少疫情风险危害。

这次疫情防控，忧患意识鲜明体现在及时果断阻止疫情蔓延的重大决策上。疫情发生后，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忧患意识鲜明体现在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的应急防控上。从武汉到湖北，从华中到各地，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共场所到居民小区，打响了一场全覆盖、全方位、全民参战的抗疫人民战争，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忧患意识鲜明体现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掌控上。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中央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适时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减少、化解、弥补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进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根深叶茂、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新质。这种精神体现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更体现在民族历经的抵御灾害的斗争中。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抗疫精神，都是伟大民族精神在抗击灾害时的具体体现和生动证明。忧患意识作为民族精神的底蕴和成分，有机融入抗疫精神之中。忧患意识促进疫情防控的创造精神。面对疫情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疫情防控加速了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的进展，加快了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作为国之重器的攻关等。忧患意识激励疫情防控的奋斗精神。抢救生命、救治患者，同时间赛跑，赛的是救治的意志;与病魔较量，较的是民族的力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民族未来。忧患意识强化疫情防控的团结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和湖北，19個省份对口支援湖北。忧患意识激发疫情防控的追求精神。抗疫斗争伟大实践成为一段时间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打不赢这一战，就过不了这个坎，就实现不了伟大梦想。

增强忧患意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熏陶。这次应对疫情重大风险，是增强全党和全民族忧患意识的磨刀石。这次疫情防控从推出最严格举措到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正是运用底线思维的结果。中外历史上，大疫大灾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使抗疫抗灾雪上加霜。这次疫情防控，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依靠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主动配合，坚决遏制了疫情蔓延和社会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经历的一次磨难，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一次锤炼，也是增强民族忧患意识的一次契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这就告诉我们，忧患意识必须继续强化，不能放松和放弃。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突袭而至的疫情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宁可千日无疫情，不可一日无防备。从这次疫情得出的重要教训是，越是我们的短板漏洞弱项，就越是重大风险的触发点，就越是防控风险的关键点。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要由不全面到全面、不完善到完善。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时代增强民族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生动教科书和历史启示录，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更加坚强和成熟，继续在前进道路上战胜新的重大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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