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中杰

摘 要：《三国演义》首次被译成泰文的时间大约在1805年以前。至今，泰译《三国》在泰国流传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并且对泰国已有深刻的影响，因而吸引了诸多中国学者对这本小说进行探讨。本文将运用文献综述法，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对泰译《三国》的研究文献进行探索，通过发表时间、发表篇数以及研究方向三个方面来分析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泰国;《三国演义》;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2-0077-04

一、 引 言

由于泰国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致使泰国从古代起就成为了世界上的一个贸易枢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两国贸易的往来不仅带来了物资的交流，而且促进了两国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其中，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是传入泰国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首次被译成泰文的时间大约在1805年以前。翻译的方法是先由通晓中文的华人翻译成泰文，后由翻译班主编昭披耶帕康（浑）编辑加工成泰国文学的习惯用语，后命名为《三国》“（sa：m14 kok45）”，该泰文书名读音是福建话的泰语音译。翻译完成后于1865年由布拉德利医生印刷厂首次印刷发行。当时翻译的目的是，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希望收集国内外的名著作为国家的学术读本[1]。后来，许多学者都认为，是由于当时的泰国处于建国初期，所以拉玛一世希望借鉴小说里的权谋兵法作为治国用兵之道。至今，《三国演义》已在泰国流传了200多年，并且对泰国已有深刻的影响。由于泰译《三国》在泰国广受欢迎，因而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本文将运用文献综述法，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考察，以便能够了解到中国对泰译《三国》研究的宏觀现状，并且希望本文能够为学者提供一些研究基础。

在文献的选择方法上，本文的文献只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www.cnki.net。在搜索文献时，本文将选用“三国”和“泰国”作为主题词，因为笔者在初试检索时发现，《三国》的研究论文呈现出不同的篇名，如《三国演义》、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国古典文学、泰文《三国演义》、三国热、泰文版《三国》《三国》或者中国文学等主题词。为了能够涵盖最大的搜索范围，故本文选用这两个词作为主题词。在所有搜索到的文献中选出以泰译《三国》为研究对象文本。并且，在提到中国原版时，本文将使用《三国演义》，而是在提到泰国译本时，本文将使用《三国》，以避免混淆。

二、文献研究现状

截至2019年10月28日对搜索到的文献统计发现，在1985年～2019年间共有41篇与本文有关的文献，其中，最多的是期刊论文28篇（68.29%），其次是硕博士学位论文 10篇（24.39%）以及其它类文献即报纸或会议报告3篇（7.32%）。本文将通过发表时间、发表篇数以及研究方向三个方面分析文献的特性。

从发表时间上看，首篇论文发表在中泰正式建交以后。1975年中泰正式建交以后两国的关系日益友好，这或多或少地促进了中国学者对泰国文学进行研究，在1985年中国学界出现了针对《三国》研究的首篇论文，即潘远洋《〈三国演义〉在泰国》。不过，中国首篇论文的发表时间比泰国晚57年，1928年，比丹龙·拉差努帕亲王的《三国书故事》发表，诸多泰国学者都认为这是泰国针对《三国》探讨的首篇论文，接着1966年巴拼·玛诺迈威文的《〈三国〉的比较研究》发表，这是泰国针对《三国》研究的首篇学位论文。因此许多中国论文都是在泰国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这反映出两国的学术交流非常密切。

从发表篇数上看，以《三国》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逐渐增多（如图1所示）。从图1就可以看出，在1980～1999年间论文篇数只有5篇，可是从20世纪开始论文篇数就有了大转折。2000年论文篇数比1990年增加了2.25倍，共有9篇，到2010年论文篇数大幅提升比2000年增加了3倍，共有27篇。笔者认为论文篇数逐渐增多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中泰贸易和文化关系的变化。从2000年起中泰积极建立贸易往来，例如，中国与泰国签订各种贸易协议两国成为互相的重要贸易伙伴。在文化传播方面， 2001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中泰文化的合作协议，使两国的文化关系更为密切。最为明显的是，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推广中国大学与泰国大学成立孔子学院，目的是为了协助泰国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教育。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学者希望更深刻地了解泰国的各方面情况，而《三国》便是中国学者用于了解泰国文学、历史和社会的一种渠道。

从研究方向上看，文学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方向。本文根据论文的篇名和内容来归类文献的研究方向，结果发现可以把41篇文献归类为5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教育学、语言学和影视学。其中，最大的研究方向是文学研究，共有31篇，占比75.61%（如图2所示）。

在归类研究方向中，研究发现在1985～2019年的35年间数据库里有许多篇名相似的文献。按照词的意思，可以把篇名归类为4组。第一组是含有关于“传播”的意思，例如，在、传播、介入、流传、产生原因、成因、生产等词，共有26篇;第二组是关于“影响”的意思，例如，影响、与……变革、与……融通等词，共有8篇;第三组是含有关于“传播”和“影响”的意思，例如，在……传播与影响、在……介入与生成等词，共有3篇;第四组是含有其他词语的意思，研究内容主要是《三国》的应用研究和专题研究共有4篇（如图3所示）。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数据库里有5篇论文用同样的篇名“《三国演义》在泰国”，分别发表在1985年、1991年、1999年、2002年和2017年。除此之外，还有2篇论文用类似的篇名，即“试论《三国演义》在泰国”（2010年）和“《三国》在三国”（2017年）。这7篇论文都一样论述《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历史。

同时，笔者在进一步考察这些论文的内容时发现，全部论文都运用相同的行文方式，即开篇论述《三国》的翻译史、翻译方法、出版史，最后探讨这部小说对泰国语言文学以及非语言文学，如政治、教育、艺术、信仰等方面的影响。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的差别在于，学位论文更能提供详细的研究内容，如《三国》的版本、对泰国某些文学作品的具体影响等，但是由于版面的限制，期刊论文却偏向表面地介绍研究内容，除了某些专题探讨《三国》的某个方面。

三、研究论文篇目

41篇文献按照不同研究方向列出如以下篇目。

文学方向31篇，潘远洋的《〈三国演义〉在泰国》（1985）、戚盛中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泰国》（1990）、李雨的《〈三国演义〉在泰国》（1991）、孙广勇的《〈三国演义〉在泰国》（1999）、王晓新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对泰国文学发展的影响》（2002）、雷华的《论中国古典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2002）、吴琼的《〈三国演义〉在泰国》（2002）、黄汉坤的《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2006）、黄汉坤的《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2007）、裴晓睿的《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2007）、侯营的《中国古典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2007）、赵美玲的《试论〈三国演义〉在泰国》（2010）、邓云川、杨丽周的《中国古典小说对泰国文学的影响——以《〈三国演义〉为例》（2010）、金勇的《〈三国演义〉与泰国的文学变革》（2010）、杨丽周和邓云川的《浅析〈三国演义〉 在泰国广泛传播的原因》（2011）、杨丽周的《〈三国演义〉与泰国现代文学》（2011）、金勇的《泰文〈三国演义〉经典译本产生的原因分析》（2011）、郑淑惠的《试论〈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2011）、何明星的《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2011）、韦春萍的《〈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研究》（2012）、刘莉、李学仙、蒋应辉的《泰国“三国热”成因及其现代表征》（2014）、金勇的《法政优戏：狂欢化的泰式政治戏曲表演》（2014）、裴晓睿的《〈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本土化及其重要价值》（2014）、李官的《三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其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启示——以〈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為例》（2015）、李雅婧的《泰文版〈三国〉中的曹操形象及流变》（2016）、高美琪的《〈三国演义〉在泰国》（2017）、牟磊、刘维一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对泰国的影响》（2017）、梁冬丽的《〈三国演义〉与泰国文学融通的榕树模式》（2017）、张伟的《〈三国〉在三国》（2017）、金勇的《〈三国演义〉在泰国：一个经典跨文化文学传播个案》（2017）、李萍的《社会生产场域与〈三国演义〉泰译》（2019）。

文化研究方向4篇，饶芃子的《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三国演义〉在泰国》（1996）、刘莉的《《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文化传播探究》（2012）、金勇的《试析〈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效果——从跨文化文学传播“反馈”的视角》（2013）、金勇的《泰国华人的社会流动与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以〈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为例》（2018）。

教育学3篇，沈昌盛的《针对泰国大学生的〈三国演义〉文化教学内容和教材设计》（2014）、付爽竹的《基于泰国“三国热”潮流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2015）、郭萌萌的《〈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及文化教学》（2015）。

语言学2篇，徐武林的《汉语熟语在泰国的流传——以泰译本〈三国演义〉为例》（2008）、徐武林的《汉语熟语在泰国的流传及借用——以泰译本中国古代小说为考察中心》（2009）。

影视学1篇，范兰珍的《中国历史故事题材影视剧在泰国传播研究——以〈三国演义〉为例》（2015）。

四、 结 语

首先，目前的研究现状意味着中国学界已有足够的关于《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知识，并且这方面的知识有相当高的正确性。相反，它也意味着中国学界对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新的突破，因为后代的论文主要参考引用前代的论文，更偏向编辑型而不是研究型。对于此，许玉敏在其研究《面向21世纪的泰国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她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内外泰国学生以《三国演义》为题的论文就占到所有论文的一半，这还不包括其它文章和书籍。尤其是‘《三国演义》在泰国这样的题目更是数不胜数。不少研究成果就是在做无用功，甚至于抄袭，研究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不够深入，内容也不够新颖，没有创新性的研究是缺少学术价值的”[2]。

其次，中国论文与泰国论文相比大有区别。相当多的中国论文仍然仅限于流传学研究。流传学是梵·第根的影响研究理论的一部分，所谓的流传学即指研究者站在“放送者”的角度，来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3，4]。那么，在中国学者眼里《三国》仍然是一部在泰国传播的中国古典文学。然而，泰国的《三国》研究文献的研究方向比较多样，并且主要着重于应用《三国》在不同学科，而很少有专门探讨《三国》的传播与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原因是“《三国》对泰国的影响”这一话题在泰国学界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了。

笔者在泰国两个权威电子数据库即泰国中央电子学术期刊的数据库（https：//www.tcithaijo.org）和泰国图书馆联合系统（https：//tdc.thailis.or.th/tdc/index.php） 考察时发现，有55篇以《三国》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而且，篇数最多的是以政治学与军事研究、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为研究方向，共有34篇，占所有研究论文的62%，而其它研究方向的篇数比较平均，即教育学研究、艺术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管理学研究、伦理学与哲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政治学与军事研究有13篇，这组论文注重解析小说中的男性领导能力、女性政治角色、三国政界以及军事战略，其目的是希望借鉴小说里的治国用兵计谋，以及以《三国》为了解现代泰国政界的框架。文学研究有12篇，这组论文给泰国《三国》研究奠定了基础，主要内容涉及不同版本的对比、人物形象分析和翻译史。语言学研究有9篇，这组研究目的是希望学习到泰译本的典范语言以及中泰语言文化的异同。显然，这样的研究现象表明，在泰国学者眼里《三国》并非是一般文学作品，而是政治学与军事、文学和语言学的百科书，《三国》在泰国文坛和学界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泰）丹龙·拉差努帕亲王.三国书故事[M].曼谷：朵雅出版社，1994：29-31.

[2]许玉敏.面向21世纪的泰国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9+16.

[3]（法）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46-47.

[4]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7.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