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欣

不可预知的、独一的、全新的“事件”（événement; event）完全颠覆我们既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打破结构的禁锢，这是后结构主义对抗结构主义霸权的思想装置。在现代欧陆哲学中，事件之思萌生于现象学传统，文学艺术的本质被纳入“事件哲学”的思考中，形成两条诗学进路：一种是奠基性的现象学- 解释学路径，事件以其优先性成为意义创造的前提，如列维纳斯的“审美事件”①；另一种是激进左翼的“哲学实践”路径，试图用断裂性、创造性的“事件”观来确证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齐泽克在《事件》（2014）中对叙述的颠覆性与实践性的承认。保罗·利科在事件哲学的谱系中属于前者。20世纪7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逐渐式微，主体、历史、事件重回理论研究的中心，“重新发现事件”的思潮终结了结构主义的霸权。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利科试图通过对事件的语义解释迂回寻找事件发生的历史意义，反思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方式。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事件解释学”（l’herméneutique de l’événement）②，在将其具体运用于对广义的人类叙述活动的理解时，文学的“叙述”成为关键。

一、事件的优先性

在遭遇一个毫无防备的事件时，我们如何去理解，事后又采取何种行动，这是一个关乎主体认知、实践的生存论问题。无论“事”不关己还是涉“事”已深，真正的事件令人无法置身事外。于是，我们看到哲学家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多了一层来自事件的忧虑，典型的案例是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1951）中宣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野蛮性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