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航

2020年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爆发，到目前，已持续5个月。此次疫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极为罕见。为应对这场疫情，国家发动了一场几乎前所未有的极具覆盖面和深度的全民抗“疫”，从武汉到全国，从城市社区到乡村。在疫情应对过程中，各种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泛起。全民抗“疫”，就像投进平静湖面的巨石，既充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展现了中国政治体制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也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国民心态、国民情绪充分展现出来。

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展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爆发前期，已有研究关注民众的疫情防控情绪和认知行为。(1)李文豪等：《湖北省内外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知信行调查分析》，《暨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1-8页。但这些研究并未上升到社会思潮的层面。在2020年1月下旬尤其是2月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激起更多的社会矛盾，一些研究者开始敏锐地关注到疫情对社会思潮的影响。贾立政提出“全民抗疫”的阻击战，既是我国在和平时期打响的一场特殊的人民战争，也是一场舆论争夺战和思想引导战。疫情导致以原先的社会思潮为底色，重新激活中国社会存在的民族主义、极端主义、排外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泛娱乐主义等，它们交互碰撞，呈现出色彩突出、针对性强，并向特定领域高度集中的特征。(2)贾立政等：《全民抗疫时期主要社会思潮的动向及特征》，《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12-17页。笔者认为此次疫情极大地激活了网络民粹主义，而网络民粹主义传递出的负面情绪和非理性导向则可能加剧社会撕裂和不稳定，亟需在“后疫情”时代开展协商民主对话。(3)贺东航：《警惕疫情大考中网络民粹主义反向冲击》，《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18-21页。另外，全民抗疫中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受到特别的关注，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全民抗疫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了中国力量、中国自信。(4)狄凯生、史秋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极大激发民族认同感、归属感》，《青海日报》2020年4月13日，第10版。

尽管围绕全民抗疫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已有关注，但当前这一研究刚刚起步，围绕社会思潮的表现仍有不同的争论。同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原因是什么，诸多研究没有澄清，其可能的后果是什么，也有很大的讨论空间。随着疫情的发展以及疫情在全球其他国家的爆发，中国的抗疫与世界的抗疫有了更多对比的可能，这也会对国内社会思潮的发展和演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本文所观察到的社会思潮动向还将随着疫情情势变化而变化。

一、全民抗疫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动向

本文对全民抗疫时期的几种主要思潮进行归纳叙述，以讨论这些思潮的动向和特征。

(一)草根与解构：疫情时期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在这次全民抗疫过程中展现最为充分和直接。已有诸多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民粹主义在这次疫情中的典型体现及其影响。(5)贺东航：《警惕疫情大考中网络民粹主义反向冲击》，《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18-21页。民粹主义，简单讲就是“以民为粹”。区别于民主制度强调人民的统治，民粹主义走向极端，强调民众而非精英是社会的精华和合法性的来源，并通过唤起人民的自觉意识来对抗精英掌控的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6)蒙克：《“双重运动”的大转型:专用型技能劳工、选择性移民政策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67-183、202页。民粹主义是主要针对“现行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大众动员”；(7)M.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47, No.1, 2016, pp.2-16. DOI: 10.1111/1467-9248.00184.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而主要看精英主张什么，就反对什么；主要体现为反精英、反智、反对财富主义。

由于中国的现实因素，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往往通过网络的渠道进行表达，在网络空间进行发酵，吸引关注和引起同情。新闻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发育，则进一步为普通大众进行网络民粹主义表达提供了工具。网络的自身特点，例如隐蔽性、潜伏性、个体化和草根性，也进一步为民众表达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对国家权力和精英权力的愤懑提供空间。在全民抗疫期间，我们迅速看到一些网络“民意”将疫情暴发和防控期间的系列问题归结为公权力，归结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和行政体系的弊政，夸大政府体系和公卫医疗体系方面问题。

从民粹主义的网民群体来分析，国内全民抗疫过程中网络民粹主义的代言者主要是一些具有草根主义的社会精英，他们充满对底层弱者的同情，或是为了塑造自身形象的网络意见领袖，但更多的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这一过程中，为了牟利的商业公众号大咖也在为谋取私利而发挥作用。在全民抗疫中，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高度自发性的、充满激情的、来势汹涌的，其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也是高度煽情的。另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的“民意”和聚焦的主题也在不断变动，并与虚无主义、极端主义、个人主义、反智主义等社会思潮合流，没有固定的价值体系。民众在这一过程中，也多表现为跟随和盲从相应的主题。

(二)自豪与狭隘：疫情时期的民族主义

此次全民抗疫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制度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8)狄凯生、史秋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极大激发民族认同感、归属感》，《青海日报》2020年4月13日，第10版。与中国“全民抗疫”取得明显绩效相对比，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疫情应对中的失能，促使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大幅度增加，表达对中国举国制度的认同。“全民抗疫”的成效，实际成为中国模式、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全民抗疫时期的一些做法，如武汉“封城”的举措；中国速度，如武汉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的超短期建设及其几乎都能同时容纳近3000名病患的规模，5G直播两家医院的建设实况，全国实施一省包一市的驰援政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挺身而出，进行居家隔离的普通民众等，都带来了一波波民族自豪感的热潮，充斥在网络的各大微信群和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恶劣起来，美国等使用“中国病毒”的便签，提出让中国对他国疫情损失进行巨额赔偿，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不满。也让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情绪点燃。(9)郑永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的》，https:∥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20_04_15_546923.shtml，2020年4月15日。不少西方国家民众歧视中国人、华侨华人的报道等，都刺激了国人的民族神经。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工作中，一些在华外国人不配合中国的防疫措施，并与基层防控人员产生摩擦，激活了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言论。作为反弹，某些国人更是以“某大国完了”“中国赢了”“某大国必将解体”等言论来激烈回应，出现网络民族主义从“自豪进取”型转变为“狭隘反抗”型的迹象。此外，在广州地区的一些非洲籍人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事件中，出现了某些网民的种族主义言论。(10)《必须引起警惕！广东发现黑人输入确诊病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235780888465812&wfr=spider&for=pc，2020年4月27日。一些研究者提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开放形象。(11)《如何看待疫情防控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752884/，2020年4月27日。

(三)本地与外地：疫情时期的地方主义

在全民抗疫期间，在对外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民族主义感情；而在内部，新冠肺炎疫情则激活了地方主义情绪。

在历史上，中国存在着歧视特定地方的人，以偏盖全的不良观念。它是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对地域的固有成见，通常来说，这种固有成见不是个体偶发而是一种群体性意识的表达。它的形成既与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历史背景、文化习俗等差异有关，同时也受到媒介传播、大众心理等方面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的地方主义已不再是中共党史关于“游击战争时代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在中国没有太多的存在空间。但是，另一种新的地方主义正在滋生。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央地关系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下，调动地方积极性、属地管理等实际强调了地方主义现象。本地利益最大化，结果是市场分割、地区封锁，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而中西部相对滞后，这成为地方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滋生的温床。

在此次全民防疫过程中，在多种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地方主义在疫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且有走向极端之虞。事实上，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任何地方在社会发展中都会有出现负面问题，但民众的评价与讨论从事件本身而指向特定区域的人的行为时，就会加剧公众对于此地域群体和人民的成见，于是地方主义泛起，特定地域被妖魔化，特定群体被标签化。

在此次防疫中，一些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则相当严重，不少湖北籍人士被其他地方政府拦截在外，受到当地民众歧视。这些地方主义思潮破坏了政府的整体协同格局，影响了抗疫工作有序推进。不少地市县“一关了事”，甚至县内诸多乡镇村也严格封锁。一些地方政府依赖简单粗暴的政策手段遏制疫情在本地蔓延，如扣压紧缺物资调配、不让复工人员抵达或经过本地返岗工作等。不少地方政府甚至盯住湖北人和武汉人，凡是湖北省户籍的人员一律遣返，不允许入住本地的酒店，不允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如一位湖北籍货车司机肖某由于开的是湖北牌照的货车，在各个高速路口不让下、服务区不让进，被迫在高速公路上流浪近20天。(12)《曾在高速路上“流浪”7天，湖北货车司机被民警救助后哭泣不止》，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2044297.html，2020年4月27日。在江苏某市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外来人员流动管控的通告》规定，凡是没有本市[含各县(市、区)、功能区]居民身份证、不动产权证的人员，一律暂缓来本市；本市企业在落实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复工相关规程的基础上，应严格确定返工人员，原则上使用本地员工，外来务工人员暂缓来本市。对于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律暂缓来本市务工。类似极端做法很快就被普泛化，一些地方纷纷效法。

在疫情期间的网络上，地域歧视的相关问题被一些网民广泛传播，问题异常突出，加剧了不同地域群体之间的矛盾。网络传播环境中地方主义表现如此明显，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隐藏性、传播主体多样性；另一方面在深层次心理如心理补偿机制的支配下，一些网民的意见表达更易走向极端。各种形式众多的地域性段子、表情包和抖音短视频等充斥着地域性攻击和谩骂。一些网民编写的抖音，通过丰富的联想，以一种戏谑性和娱乐化表达和传播，刺激更多网民去关注、讨论，无形中加剧了地方主义的发酵。

一些地方主义论者以武汉/湖北的防疫调控与其他省市的地方防疫调控比，嘲笑当地政府“失能”。各地的“硬核”封锁背后隐含着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底色。

(四)浅薄与戏谑：疫情时期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一词是来源于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所著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书中分析了对智的怀疑和对科学的消极态度现象。这本书问世的背景是当年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执政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重视大企业资本，轻视知识界和学术界，其间麦卡锡主义也伺机对知识阶层进行了攻击。霍夫斯塔特针对这一政治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美国文化传统中不尊重智力的反智主义的源流。由于中国历史上有着专制主义和迷信传统，而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出现“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拒绝”，(13)陈福民：《中国文化中的反智主义传统》，《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6期，第55页。因此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反智主义的土壤。

反智主义是以反对知识与知识分子为基本内容的倾向性态度，它对智识与社会价值共识有着冲击和破坏力，例如，反智主义者将教授讽为“叫兽”，将偶像称为“呕像”，将专家贬为“砖家”。在互联网出现后，反智主义利用其空间的隐藏性，愈演愈烈，助推了反智言论的传播。网络世界中的网民甚至标榜自我无知来获取自豪感，客观上起到鼓动民众不去追求理性思考与科学分析，而只是喜乐于感性而肤浅的言论。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反智主义者更为活跃，有以下几点表现：一是以简单思维代替理性思考。当专家和教授们劝导民众要严格执行居家隔离、洗手消毒和不乱服某些药物时，反智主义者则以小概率事件来误导网民的认知，否定知识权威，散布诸如“民间有奇才”“偏方更有效”“盐水漱口预防”法、“空调暖气杀毒”法、“洗热水澡预防”法、“喝酒杀毒”法、“吸烟预防”法、“服双黄连液抗毒”法；二是泛政治化思考并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导致“阴谋论”和“汉奸论”等各种说法和叙事流行，上纲上线，扣帽子，非黑即白，如“西方胆寒”“美国慌了”“世界沸腾”等，这些叙事背后缺乏科学的证据链条，但情感极富煽动性，在网民群体制造了紧迫感、焦虑感和愤怒感。

反智主义的表现并不仅仅体现在国内。在国外，反智网民也十分活跃。当比尔·盖茨大力呼吁在全美范围内采取“封城”并加大核酸测试，而其公司投入巨资研发新冠疫苗，这些做法被反智网民散布为这场疫情是比尔·盖茨基金会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类清除计划”，进而控制整个世界。被誉为“美国钟南山”的安东尼·福奇，在美国疫情蔓延期间一直以务实的态度告知公众病毒的危害，甚至不惜与特朗普唱反调，但这种理性的建议被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视为受“暗势力”支配。(14)《疫情当前，比尔·盖茨和福奇却被外国网民疯狂人身攻击》，《环球时报》2020年4月5日，第3版。

值得注意的是，全民抗疫期间，反智主义还呈现出戏谑化风格。例如，网络上曾经有一个关于“吴好运(无好运)”的贴子广为流传。尽管这个“吴好运”叙述漏洞百出，但在反智主义者的叙事下博得了诸多民众的眼球，让很多网民解气和情绪释放。“戏谑”性叙事反映出反智主义的另外一面风格。(15)贺东航：《警惕疫情大考中网络民粹主义反向冲击》，《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18-21页。

前已述及，“反智主义”传统在我国自古有之，但此次疫情中，透过网络环境为媒介平台，有了新的表征和新的方式，这需要我们结合社会心理学来解读其行为和社会根源，以期对当前网络反智主义言论做出客观分析。这种反智思潮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整个社会追求的“庸俗化”与民众思维的“简单化”，不利于对知识权威的尊重和知识的传承，继而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全民抗疫时期各类社会思潮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上述社会思潮急剧涌现？任何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会与特定的社会事实相联系。不同社会思潮的背后，实际是社会公众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治理问题的基本态度、立场和反映，需要解剖和分析全民抗疫中社会思潮背后的原因。

(一)社会分化：底层民众的观念表达

无论是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反智主义还是其他社会思潮，民粹主义都是关键动力。既有研究已经提出，民粹主义的大流行与经济社会分化、与底层民众的需求难以得到实现高度关联。(16)H.-G. 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M. Minkenberg, “The Renewal of the Radical Right: Between Modernity and Anti-Modernit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5, No.2, 2000, pp.170-188.民粹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受损者的观念表达。

疫情中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也让我们了解了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权力、权益的伸张欲望。在真实世界中，这些人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和声望。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便利化的、即时性的网络空间成为了提供他们表达个人声音的重要场所。

与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的舆情比较，2020年新冠病毒期间的舆情显得更为汹涌，整个社会情绪被高度动员。而我们分析2003年至2019年的16年间，中国基尼系数在0.48以上，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表明中国社会不稳定，贫富差距问题严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取得瞩目成就中，也出现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贪污腐败较严重、基本公共服务有待完善等问题。社会转型加剧社会分化，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关系固化而形成了紧张敌意关系，大众阶层的部分人“相对贫困化”，底层社会逐渐形成。(17)陈尧：《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聚集到社会运动》，《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第26页。加上底层社会的上升通道日趋狭窄和既得利益者的地位相对稳定而导致阶层固化，底层社会弥漫着挫败感和失望心态。整个社会的断裂，中间阶层的弱小，成了民粹主义等思潮可以潜滋暗长的土壤，助推着网络民粹主义行为。(18)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第18-26页。

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团队提出全民抗疫中事实上出现了六大“新弱势群体”：“疫情患者”群体，他们不仅遭受病毒的折磨，还要面对社会排斥和歧视，即使康复后仍然可能遭遇身边人的疏离；“疫区人”群体，无论是“大疫区”湖北省、武汉市，还是小的疫情社区，都可能被无形之中贴上“危险人物”的标签；“权益受限者”群体，即那些没有当地户口、或者属于湖北户口的民众；“无口罩者”群体、有企业倒闭风险的企业主群体、有失业风险的劳动者群体等。(19)彭泗清等：《疫情下的消费者行为与心态调研报告》，http:∥www.gsm.pku.edu.cn/info/1316/21669.htm，2020年4月25日。整个抗疫过程中，这些群体最容易引起舆论关注，在得到大家的歧视和排斥时，也最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这一特定的结构群体不仅是弱势群体，而且是低学历者、低收入者和底层青年，更容易缺乏反思性和判断力，也更容易跟随和激进。同时，这一结构性特征也可以用于解释反智主义、地方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流行的原因。一些公众号，例如“汉唐荣耀”等，其内容看似专业，提供了不过是高中生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却有相当的支持者。在这些公众号的跟帖者中，大多言辞也夹杂辱骂、贬低等词汇，如“跪舔”“傻子”“脑残”等，而非理性分析。值得关注的“某某日记现象”，在从疫情初期得到舆论声援到3月下旬遭到网民猛烈抨击，很大程度与这类网民的特征高度关联。在这一网络社群中，偏激、缺乏包容、社会不信任感等都导致相互指责而非理性思考，他们极端爱国，却又较为偏狭；痛恨腐败、社会不公，却又时刻希望成为既得利益的一份子；他们嘲弄专家和精英，但清楚地知道知识的有用性。

(二)治理问题：激活社会思潮的导火索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时刻调动民众情绪和社会思潮的重要导火线。从疫情暴发一开始，新冠病毒防控被武汉市严重滞后。疫情信息公布为何滞后？医改至今，基层医疗为何仍难以快速有序阻断疫情蔓延？(20)李玲：《疫情演化至今，是制度不足还是人的问题？》，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21008，2020年4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政府以及卫健委的言行等均受到中国的高度关注。2003年“非典”疫情后，国家建立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的疫情直报体系。为什么此次直报系统失灵，究竟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地方政府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总的来说，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讨论按下了“热”键。

在抗疫过程中，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类带有地方保护性的疫情防控措施、湖北当地红十字会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黄冈卫健委主任的表现、地方政府上报疫情数字等等问题，都在冲击社会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情绪。在基层医疗卫生系统，国家推进了多年的分级诊疗改革，仍然不能满足基层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许多问题都是民众关注的老问题，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信息不透明、甚至腐败等，也都引发了了民众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思考。在全民抗疫过程中，各地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社会思潮有着直接影响。陈兴蜀等也通过微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网民情感波动幅度与疫情态势高度相关，疫情防控效果越好，国民情绪波动越小。国家疫情防控能力与网民微博话题讨论和情绪高度相关。

(三)新媒体影响：放大社会思潮的效应

此次社会思潮的集中爆发也与新媒体的放大作用有关。新媒体的能量展现并非仅仅因为其技术层面，还在于新媒体改变了中国社会舆论的信息来源和信息结构，改变了信息沟通的传播方向。新媒体的应用，使得中国普通人尤其是大量的底层民众成为发声的主体，同时，又提供了各种网络主义和社会思潮的快速发酵和流行的技术基础。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擅长以“家-国互释”为编码框架，宣传正能量。但对于主流媒体遗漏的“负能量”的信息往往就被网络民间自媒体接收过来。例如，像疫情中无医收治的感染者、受歧视的湖北人、闭户不出的国人等。这些人的图片和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些自媒体左右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信息渠道的来源，一些民间人士还手执自媒体设备进入医院、殡仪馆、小区采访，将受难民众的自我感受和故事动态地受分享到外部世界。

不仅如此，自媒体的广泛使用，放大了社会思潮的负面偏见和情绪。过去我国就存在地域主义的倾向，例如对湖北人、河南人的特定看法。随着病毒范围扩大的路径，网络上呈现一条奇怪的地域歧视链：武汉人-湖北人。“武汉”“湖北”等地域标签成为病毒扩散代名词。在媒体和网络的塑造下，许多事件并非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发生。例如，在疫情期间，有关在广州的非洲人检测阳性事件，一些网民用耸人听闻的营销号来想象非洲人社区，他们以失真信息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观念。此外，由于主流媒体的虚位导致社会无法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如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犬儒主义、反智主义等消极思潮就会乘虚而入，趁着价值真空而大行其道。

(四)文化偏见：造就社会思潮的分裂和鸿沟

疫情暴发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人民，无论健康者和患者，均自觉佩戴口罩，这是普通居民防范病毒的主要举措，减少飞沫进入人体，防止被患者感染。与此同时，国外疫情严重的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却出现了因是否佩戴口罩而产生的游行示威，疫情发生的西方国家普通居民自觉佩戴口罩者并不多。这与佩戴口罩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关。西方人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一般都认为只有生病的人员才需要戴口罩，而病人应该且能够自我隔离，不出家门。按照这样的逻辑，在街上不戴口罩的人被推定为健康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体现在西方人的防疫政策上，在客观上也导致所在国的佩戴口罩的华人群体和中国留学生受到误会和攻击，但结果却引发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中国人在西方受到种族歧视。此外，有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称可能会采取“群体免疫”政策，其实这个策略有理论基础，流行病学有一个理论——普遍免疫可以形成稳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大特点，是大部分感染者无症状或只有轻症，可以在不经治疗或对症治疗后自限性痊愈。当然，“群体免疫”策略在实际上能否成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由于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刻板印象”，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出现的地方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由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偏见造成。在湖北人受歧视事件中，文化偏见的作用不可小觑。这种文化凸现地域上的“区别对待”，与地方籍贯相关联。在全球抗疫大环境下，文化偏见因素还造成了不同形式的鸿沟。西方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防疫，成为阻碍了国际社会合作的深层次原因；而国内的地方文化观念也影响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

(五)去抑制化心理：心理学的解释

据一项研究统计，在网民的年龄结构中，青年网民占大多数。其中，10～39岁网民占网民群体总数的78.8%，20～39岁的则占55.6%；在网民的学历结构中，低学历者占大多数，高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比79.8%，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47.5%；在网民的职业结构中，学生网民占26.8%。(2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7月)》，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7/P020130717505343100851，2020年4月17日。低学历者、低收入者和青年在网民中占据主体地位。他们的心理素质尚不成熟稳定，对现实不满极易转为心理发泄。在现实社会中，公民个体要受到社会规范和个体内在道德的制约。当代社会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制社会，公民个体作为社会成员要受到外界各种压力的影响，而在网络空间中这种抑制会大大减弱甚至不复存在。网络中个体自我意识对个体行为的调控相比于现实社会宽松许多。

在疫情持续过程，尤其是2020年1月下旬和2月，疫情的异常严峻极大地冲击了既有医疗体系，加剧了医疗体系的紧张程度，普通民众面对疫情的无力感感触颇深，加剧了心理不平衡感，于是需要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些情绪宣泄。他们透过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将自己的内心思想、情感、动机、态度“放大表达”，私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公意识却不断相应减弱。(22)张晓静：《自我教育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1-172页。网民在私我意识的驱动下“放大表达”，即使运用一些强大的技术调控也无法防止谩骂、驳斥、冲突等偏激言论和观念不断发酵，最终形成一股社会思潮。(23)黄荆晶：《网络暴民群体的心理机制及治理研究》，《新西部(理论版)》 2017年第10期，第64-66页。

三、 多元社会思潮下的社会共识构建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已有少数网文提及社会思潮可能导致的非理性和社会撕裂后果。(24)贺东航：《警惕疫情大考中网络民粹主义反向冲击》，《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18-21页。当然，要准确地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及其后果，还为时过早；但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应未雨绸缪。在分析疫情带来的挑战后，本文提出应对之策，即多元社会思潮下的中国社会共识的构建。

(一)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培育核心价值的功能

要防止疫情中的各类社会思潮泛起可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问题。主流宣传媒体擅长产出“国家宏大叙事”和“正能量”，但在微观叙事层面往往缺位。在当前媒体环境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互动对社会共识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作用。因此，主流媒体需要根据网络传播所反映的问题，从大数据视角出发，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分析普通民众思想，总结民众在共同奋斗所形成的精神规范准则，构建在认知与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共识。在充分尊重思想价值的多样基础上培育核心价值观，倡导以“耦合”为核心的价值建设，推动核心价值内化于实际生活。

(二)通过利益关系的协调与互动凝聚社会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让经济停摆，相当一部分民众没有工作和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的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低的季度增长，也是唯一的负增长。随着第一、二、三产业受挫，外出务工受阻，边缘人群受疫情的影响更为明显，加大了他们的生活风险。在此背景下，需要构建更为广泛的共同性，通过扩大共同利益来降低差异，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基本利益需求。因此，优先选择保民生，兼顾不同区域、阶层和群体的合法权益，解决利益冲突和整合利益诉求，这是疫情应对期间社会的最大共识和共同利益。例如，降低就业门槛，推出地摊经济以顺应低收入人群的民生需要，将他们的利益整合到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这有益于缓解疫情期间的民众情绪，也有助于消解疫情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冲击，促成民众与政府的相互信任建立。

(三)健全利益表达与保障机制

社会共识的凝聚需要有畅通的表达机制。主流媒体要及时关注民意，回应民意诉求，以善意看待不同立场和不同观念的民众。同时，要健全社会舆情汇集机制、信访工作责任制、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及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环境等问题，形成保障基本机会均等、协作互助、生态美好的社会利益保障机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相应的体制改革来回应危机，解决社会思潮产生的深层次问题，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接受群体和民众认知态度。

(四)加强制度信任建构

社会共识的形成还需要在制度的框架下，促进协商合作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其在保障社会共识的制度内核方面的作用效力。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发挥社区、社团、宗教组织等在协调利益、解决纠纷和规范行为等方面的作用，使得国家可以专致于公共事务的宏观管理，公平公正地解决利益问题和协调利益关系，提高公共权力的可信度，使社会大众对制度体系拥有足够的信任，对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有足够的安全感。

总的来说，疫情期间的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调整期，多元性与多样性的社会思潮日益凸显，因此，凝聚社会共识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共识凝聚需要我们正视社会内在的机制，即基本的经济基础(利益)、文化形态(价值)、制度规范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通过深化核心价值培育、通过利益关系协调与加强制度信任建构等方面推进社会共识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