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冰洁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党的十九大提出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农村现代转型和乡村振兴。其中，“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就是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在新时代乡村环境面临巨大改变的背景下，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乡村常识道德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一)乡村常识道德的内涵

常识道德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观念、判断、意见、信念的集合。它区别于“学理化道德”和“制度化道德”而存在，是“人们于伦常日用中所遵守的伦理道德”。乡村常识道德在乡村共同体中由乡民在私人和公共交往生活中的基本德性发展而来，乡民们信以为真的并在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思考中作为出发点的道德观念的总和，包含家庭领域的常识道德、职业领域的常识道德和公共交往领域的常识道德。乡村常识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也是一种实践精神。

乡村常识道德首先是一种受到乡村共同体的经济关系所制约的社会意识形态。传统自然经济主导下的乡村中，每个人几乎可以单靠自己的土地过活，自我才是生活的中心。乡村常识道德的侧重点自然由己向外而不断减弱，从而形成了乡村所特有的“差序格局”的常识道德。这种以己为中心的乡村常识道德更加注重私人交往间的孝、悌、忠、信。但是随着乡村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被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取代”[1]，原本立足于自然经济的常识道德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被赋予了富含时代特色的新的内容。

其次，乡村常识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它区别于政治和法律，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是在乡村共同体中通过长期的累积、传承、积淀而形成的，作用于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利益相关行为的，被乡村村民普遍认同的规范调节方式。在乡村共同体中，乡民们往往隶属于同一个家族或社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城市中那样疏远，虽然分工合作较少，但是人际间关联性较强，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可能涉及他人的利害。因而，乡村常识道德的效用十分广泛。但是，乡村常识道德并不依靠强制性手段进行调节，而是主要依靠“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实现”[2]，是一种内化的规范。这种内化的规范也就是良心。良心“是自己对于自己行为的德性或堕落所抱的一种意见或判断”[3]，这种意见或判断促使人们遵守乡村常识道德规范。

最后，乡村常识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它能动地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价值评价和善恶评价，进而推动实现理想的乡村道德氛围。乡村常识道德从每个人的实际需要和利害关系出发，通过舆论评价指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乡村共同体中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选择能力来促使人们提升自我修养、崇善弃恶。乡民对于常识道德认同度的提升使得乡民们能够在遇到冲突的时候自觉地选择遵守常识道德，并且会拉近他们与乡村共同体的理想道德氛围的距离。

(二)乡村常识道德的特点

首先，稳定性。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4]。由于乡土社会生活的地方性，乡村常识道德观念都是在一个稳定的孤立的社会圈子中由传统和习惯确立下来的，这些传统和习惯足以应付几乎一成不变的乡土生活。因此，乡村常识道德一旦被确立下来就很难被改变，具有一种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可靠的稳定性使每个乡村共同体的日常生活更加自然平和。

其次，杂合性。乡村常识道德是乡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摸索、沉淀的观念的合集，依靠交谈、观察和实践获取，并不具有系统性。同时，由于乡村常识道德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人们也不会过多思考这些观点是否是合理的或是有冲突的，这也导致乡村常识道德中可能混杂多方面、碎片化和相互矛盾的观点。

最后，世俗性。从传统意义的乡村来看，“平民百姓有其自身的生活理念,就是对于纯粹的儒家伦理思想,他们也并非是机械和被动地加以接受,他们总是基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现实需要而有选择地接受的[5]。”乡民不会过多地考虑庙堂之上的道德，他们更关注贴近生活实际的那一部分，更加关注如何更好地生活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也许终其一生，乡民都不会过多地考虑类似于“生活是为了什么”这样的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而是仅仅思考当下的具体事务。同时，乡村常识道德包含了部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迷信等观念，这些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简言之，乡村常识道德并非是通过深思熟虑和仔细设计而形成的系统的道德体系，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生自发的行为习惯，并逐步成为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

(三)乡村常识道德培育的意义

首先，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为乡民主体的道德发展提供可能和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乡民获得了较为开放、公平、自主的生活环境。日常生活中生存和发展的欲望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尊重，使得乡民们可以自主选择合意的生活方式。乡民所拥有的伦理主体地位和道德选择权利使得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愈发重要。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乡民的价值观日趋世俗化、功利化，乡村常识道德日渐式微。乡村常识道德为乡民的道德选择指引方向并引导乡民塑成符合时代标准和乡村实际标准的个人道德。

（28）花叶溪苔 Pellia endiviifolia（Dicks.）Dumort.项俊等（2006）；赵文浪等（2002）；刘胜祥等（1999）；李粉霞等（2011）；余夏君等（2018）

其次，乡村常识道德培育有利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乡村常识道德区别于政治、法律、宗教等控制力量，是从利益关系角度对乡村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关系进行调节、控制的一种手段。这种调节和控制具有法调节所不能及的经常性、深刻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有助于保障乡村在日常生活领域顺利运转。乡村常识道德作用于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部分，主要通过唤起良心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使得乡村人际关系更加和谐有序，从而达到增强乡村整体凝聚力、维护乡村基层稳定的目的。

最后，乡村常识道德培育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道德既可能以其先进性推进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因素乃至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可能因其落后性而抑制经济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6]。”乡村常识道德的发展关系着乡村共同体发展的整体进程。乡村常识道德的缺位将导致乡村社会生活的紊乱无序，从而阻碍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二、乡村常识道德培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乡村建设和治理问题一直是乡村发展的重中之重，并且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和历史走向。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建设的重点主要在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对于乡村价值观、乡村常识道德等乡村文化建设方面的关注度较少。直到近十几年来，乡村文化建设才逐渐成为乡村建设关注的焦点。2013年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农村建设目标；2015年发布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南》首次提出了乡风文明建设；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把乡风文明建设列为五位一体发展乡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工作之一。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常识道德建设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传播并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其重要性为越来越多的乡民理解和认同。

与此同时，新农民的塑造初见成效。在王露璐对华宏、圣牛、朗利和扁担赵四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中显示，越来越多的乡民求富冲动和市场理性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乡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程度逐渐提高，农民信用意识、契约意识、责任意识萌芽并日渐增强，为乡村常识道德注入了新鲜的具有时代价值的血液。同时，部分乡民已经开始感受到义利、理欲分裂的流弊，开始体会到困惑[7]，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思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乡民自发地进行道德观念的调整和改变。可以说，乡村变迁和外界冲击赋予乡村常识道德鲜活的生命力。

(二)面临的挑战

在乡村快速变迁的进程中，培育乡村常识道德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传统乡村社会生活是相对稳定的，乡民们几乎不会质疑其派生的与之呼应的传统常识道德。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不仅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被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取代，而且加快了乡村人口频繁流动与迁移，社会生活方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传统的乡村常识道德失去了应有效力的同时，新的乡村常识道德的发展并没有跟上乡村变迁的速度，这给乡村的道德环境和礼俗习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乡村常识道德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一方面，随着乡村开放和融合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乡民走出乡村，在受到城镇文化的熏陶教育后，了解到还有别样的经济形式和生活方式。现代乡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不断瓦解，原本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常识道德的稳定性也同样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导致乡民们的市场行为越来越普遍，也给乡村常识道德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在传统乡村社会，道德评价保持着对经济评价的优先地位，但是随着乡村市场行为不断增多，经济评价在行为中逐渐占据上风。比如，互助友爱是传统乡村常识道德的一部分，在农忙、盖房、婚丧嫁娶等事情发生时，乡民自发地互帮互助而不计报酬。但是在现代乡村中，乡民间不计报酬互帮互助的美德越来越少，他们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也由血缘、地缘关系转变成利益关系。勤劳致富是乡民们在几千年的劳作中沉淀的常识道德，对土地付出多少，土地就会回报多少。但这种踏实、勤劳的美德却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假货村”“制毒村”的出现，无疑是“金钱至上”“利益至上”腐朽思想的体现。

最后，乡村常识道德的传承出现断层。乡村常识道德是乡村共同体在基本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物，我们并不需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常识道德会通过长辈教导、观察熟人和自我实践获得。其中，长辈教导的经验是历经前代生活被证明为有效和可靠的，无须考究其合理性和原因，只需照办。长辈在晚辈面前是绝对权威的，乡村常识道德在宗族血缘关系间自上而下地传承。但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介入和商品市场的扩大，动摇了宗族血缘关系赖以生长的基础，而不断发生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也以新的理想和新的意识形态冲撞古老中国的社会结构”[8]。乡村中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承关系普遍弱化，传统道德权威的力量大大削弱。现代乡村常识道德更多地在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依靠自我观察、实践、摸索而获得。因此，每个人认可的常识道德极易各不相同，并因无法达成共识而各自消散。

三、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路径

(一)以发展乡村经济为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位一体地进行乡村建设，其中，产业兴旺是基础也是前提。乡村常识道德培育也应当把乡村经济建设作为前提和动力。乡村现阶段出现的杀熟、制假、公德缺失等现象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道德失范问题，还应当探寻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利益变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的发展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并且有逐渐拉大之势。乡民无论是在政策还是福利上都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

乡村道德建设应实现从道德建设走向经济-伦理建设的范式转换。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差距，增加乡民对乡村集体的认同感，并在这种认同下自发自愿地遵守乡村常识道德；另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动力，可以充分调动乡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使国民良好的社会伦理精神充分迸发出来,将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9]。

(二)积极推进传统乡村常识道德的现代转型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数字化、信息化生活方式逐渐普及，知识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乡村想要在这些冲击中保持完整的、传统的、封闭的文化是不可能的。一些人认为，乡村就代表着落后，“乡村的意义正在被弱化，乡村只是作为城市化的背景，沦落为现代性的‘退守之所’，成为‘生存底线’的象征”[10]，因而乡村常识道德也代表着落后，应当向城市常识道德转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乡村常识道德文化存在的意义在于其蕴含的和谐、仁爱、廉孝、诚实、守信、朴素等具有极大价值的传统道德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存在着自己的道德传统，如果在跟随时代的过程中阻隔了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延续，那便丧失了根基。在新农村建设中，尊重传统的农民信仰、乡村文化和习俗制度，保留对自然生态和文化传统的敬畏是十分重要的[11]。

与此同时，为了跟上乡村变迁的步伐，创造出适用于现代乡村的常识道德，不仅需要合理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传统常识道德，还需要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乡村常识道德的现代转型需要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以核心价值观进行道德引领，是古往今来意识形态建设取得成功的一般规律[12]。”乡村如今是开放的，乡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形成多种新的价值观在所难免。也正是多种价值观的交合导致了乡村常识道德的更新和发展呈现无主心骨、无头绪的混乱状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倡导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同样为乡村常识道德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首先，乡村常识道德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常识道德应是我们大力弘扬的，反之，则应弃如敝屣。其次，要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乡民的常识道德认识，培养常识道德情感，坚定常识道德信念，坚强常识道德意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乡民内心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规范。再次，引导乡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等不良思想中跳脱出来。最后，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下营造良好的乡村舆论氛围，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13]。

(三)建立新型乡村人际关系

乡村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仅仅依靠人情无法保持在半熟人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关系。首先，要通过发展乡村经济提高乡民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来建立团结型人际关系。20世纪60年代在韩国推行的新村运动能够给我们的乡村建设提供一些思路，这场运动以经济建设为动力，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乡村经济建设形成乡村的领先优势，甚至超越城市经济，使得村庄成员产生对村庄共同体、村庄领袖和其他村庄成员的价值认同与伦理信任，形成不断增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乡民们因为乡村的优势和声誉而自豪，因而增强了对乡村的责任感和集体感，也更加渴望在乡村中得到肯定性的道德评价，从而建立高度团结型人际关系。同时，要以维护乡村共同利益和保障乡民权利为手段，建立自觉履行道德义务的新型集体主义人际关系。

其次，乡村人际关系需由以己为中心的“亲缘型”转变为以友爱为导向的新型人际关系。“农村社区中的社会公共关系相对较为简单，最重要的社会公共关系就是邻里关系，因此邻里关系的和谐程度关系到整个农村社区的文明程度[14]。”建立“友爱型”人际关系不仅增强了乡民的凝聚力，也确保了乡村舆论监督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乡村带头人应该有意识地提高乡村集体文化娱乐生活的频率。一方面，可以使乡民间关系更加紧密，乡民的整体意识加强，乡村舆论氛围更加热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集体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乡民的精神生活，传播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最后，“平等型”人际关系是适应市场经济冲击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传统乡村是熟人社会，是人情社会，是礼治社会，常识道德的出发点都是“私”。而现代乡村则是半熟人社会，是法治社会。在血缘、地缘关系不断减弱的乡村，仅靠人情来维系会使冲突频发。法律则更加关注每个人权力和利益的正当性和平等性，其反映的“平等型”人际关系在现代乡村中更为适用。建立平等型人际关系需要普及法律常识和以法律为基础的常识道德，例如平等意识、独立人格等。

(四)拓宽乡村常识道德教育方式和渠道

代的相继曾是乡村社会的基本节奏，但是，随着技术革新和经济变革加快，这种“代的相继”发生了转变。儿子将不再完全重复他父亲在同一时期所做的事情[15]，传统的乡村常识道德不再适用于新的乡村社会，无法通过代际间传承。大多数的乡民也意识到了传统乡土社会在不断瓦解，并受到乡村变迁和城镇文化的强烈吸引，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完全学会如何能够在现代乡村中更好的生活，也并不了解更适合现代乡村的常识道德的具体内容。乡村常识道德的传承和教育方式需要拓展。

在传统乡村中，一个普通农民要成为革新者是何等的困难。所以，新常识道德的传播必须依靠基层领导组织、学校和媒体的力量，即乡村领袖权威、科学权威和舆论权威的力量。首先，基层领导组织一方面具有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应当具有个人人格魅力和道德威望。不仅要以身作则，还要在常识道德教育中把好方向，在考虑到乡村实际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乡民树立正确的道德信仰。其次，乡村学校不仅要把优秀的、先进的乡村常识道德纳入学校教育中，联系乡村生活和日常行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习惯和优良的品格，还要培育学生的乡土情结，加深他们对乡土的认识和感情，在获得正确的常识道德认知后反哺乡村，为家乡的常识道德建设和传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最后，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权威在常识道德传播中的力量不容小视，甚至可以说是最为有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以图片、声音、视频、文字等形式，常识道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广泛传播。因此，要善用媒体、正用媒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功能，注重传达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同时不要让乡村间传播的媒体信息掉入过度庸俗化的深渊，这有助于提高乡民们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营造良好的常识道德氛围。

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和乡村的整体发展进程。为了乡村常识道德的培育顺利进行，不仅要发展乡村经济，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传统乡村常识道德的现代转型，建立新型乡村人际关系，拓宽乡村常识道德教育方式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