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芳莉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1131）

在法国大作家雨果作品《悲惨世界》的研究中，主要有对冉阿让、芳汀、沙威等主要人物形象分析、叙事结构分析、人道主义意蕴分析、对作品改编为影视戏剧的分析以及文本体现宗教精神分析等，而以展现儿童问题对作品所蕴含的社会性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从“黑暗使儿童羸弱”［1］角度，梳理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分析形象塑造的方法，探究儿童形象塑造对《悲惨世界》社会性体现的意义。

《悲惨世界》无疑是雨果作品中最能体现其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之作，他在作品中给我们提出了三个社会问题：男子潦倒、妇女堕落、儿童羸弱，以作品中人们的悲惨命运，揭示不公道的社会本质。诚如雨果所言，在男子、妇女、儿童这三类人群里最悲惨的是儿童。作品成功塑造了羸弱、可怜的小珂赛，也细致地刻画了在巴黎街头流浪的野孩小加弗洛什，还描写了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出入保王派沙龙、享有男爵名头的小马吕斯。为了叙事抒情需要，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儿童群像，向我们展示了更为暗淡、悲惨的社会。

1 儿童形象塑造技巧

在对不同儿童的形象塑造上，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不同，着墨浓淡也不同，由此形成了围绕中心叙述展开的一众儿童形象，或活泼机灵、或忐忑不安、或幸运、或悲惨，均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主题服务。

1.1 对比凸显叙事张力

在作品中，作者不吝笔墨地详细描写了寄养前后小柯赛特的样貌变化，从衣着到外貌再到神态、动作，写尽了活泼可人的孩子到沉郁的小人儿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让人嘘唏，惊人的样貌变化揭示了孩子身世处境的急转直下，德纳第家对小珂赛特的剥削、虐待以几年时光把孩子变丑的形式呈现出来，填补了作品未描写的几年里珂赛特的难捱岁月，也丰富了各个人物形象。在塑造珂赛特孩子形象时，一则通过母女之间的对比，表现出母亲芳汀对孩子的宠溺呵护。把自己的所有完全倾注在孩子身上，孩子活泼健康而母亲却亏空了，孩子衣着华丽，母亲却朴素无华。一则通过孩子的样貌对比，反映出德纳第一家对她的刻薄欺侮，珂赛特吃穿用被克扣，动辄得咎的处境，其根源在于德纳第夫妇的凶狠无情。用孩子前后样貌变化，写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从而使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更加生动丰满起来。

1.2 人物关联形成对照

雨果的美学主张鲜明地写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浪漫主义创作原则将美与丑、善与恶、黑暗与光明［2］对照来表现，我们看到爱潘妮与珂赛特的三次对照，最初是芳汀带着珂赛特经过孟费郿时，爱潘妮、阿兹玛和珂赛特都那么漂亮、可爱，三个孩子一起玩耍。［3］然而当作品中再次出现这几个孩子一起的情景时，这三个孩子已然代表整个人类社会，“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是鄙视”［1］德纳第姐妹不再允许珂赛特玩她们的娃娃。作品非常有心地设计了她们的第三次相遇，德纳第姐妹因为贫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精打采、言语粗鄙、未老先衰，而珂赛特由于受到了冉阿让的庇护和关爱，长成光彩照人的姑娘形象，当美丽、善良出现在丑陋、邪恶的世界里，仿佛一线光明降临黑暗。一方面将德纳第夫妻二人的凶恶与丑陋与冉阿让的友爱和善良对照起来，写出了珂赛特在德纳第家中噩梦般的黑暗岁月和与冉阿让给予她的光明未来的人生变化。另一方面把在邪恶阴暗环境下生长的德纳第姐妹和在宽爱与仁慈照护下成长起来的珂赛特相对照。写出了同样健康活泼、漂亮可爱、没有偏见的孩子，不同环境下形成的迥然不同的品貌特征和人生轨迹。

1.3 虚实相间补充叙事

芳汀刚把两岁多的孩子寄养在德纳第夫妇家庭的时候，珂赛特尚不是叙事的主要对象，她只是德纳第夫妇向芳汀索要金钱的筹码，此部分的主要人物为芳汀，重点描写一位爱子心切的母亲如何被吸血的夫妇榨干血汗，走向堕落消亡。［4］此时的小珂赛特的衣着情况仅一笔带过，将孩子形象作了虚化处理，仅留一个迎风战栗的孩子轮廓，给读者以想象空间。而在具体描写珂赛特的章节，则详细描写了她与冉阿让相见的那一天。珂赛特在黑暗的夜里背水、钻在肮脏混乱的桌下织袜子、伤痕累累的身上衣不蔽体的破布裙、没有玩具娃娃以铅刀假想为娃娃、楼梯底下的草褥铺盖、被德纳第大娘责骂痛打的情况，所有的矛盾与冲突、被剥削伤害事件，都以冉阿让作旁证的观察视角来表现，既增大了叙事的内容和深度，又增强了叙事信度。

2 儿童形象塑造的意义

2.1 凸显反映社会主题

“文学是时代的良心”。［5］在《悲惨世界》中可以看到有关于历史事件和场景的描写，选材来源于社会生活，作品从宗教、人道、社会的视角关注当时法国社会现实，关心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提及的，“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文学拥有了社会价值，就拥有了存在意义。作者希望通过儿童形象塑造反映当时法国社会问题。

2.1.1 儿童生存问题

生存是人的基本权利，作品中表现出的儿童生存问题十分触目惊心。［6］譬如在米里哀主教与国民公会代表G辩论时，提及两个枉死的儿童。G代表认为“无论穿着破衣烂衫或是贵为公子王孙”［1］，都应该为“一切上层和下层的无辜受害者、殉难者、孩子们同声一哭”［1］。米里哀主教在个人情感上虽然更倾向拥护王室，但对造成两个孩子无辜受到牵连的社会现实也张口结舌，无话辩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王公贵胄，在时代变革的暴风骤雨面前，受到冲击和伤害最大的应是那些不幸的孩子们，无关出身、无涉政见，但却无生存的权利可言。

2.1.2 儿童关爱问题

巴黎野孩小加弗洛什得不到家人的关爱，从小就被家庭所忽略，被母亲所厌弃。三岁刚过一点的小加弗洛什在黑暗里高声哭泣叫喊也唤不来父母的关爱。长大后，他四处流浪，往往是从街上来，到街上去，即使回到见不到一点笑容，只能看见穷相、苦相的家里，母亲还对他说：“你来这儿干什么？”“那孩子就生活在缺乏爱的状态中，……断绝骨肉关系好像是某些穷苦人家的本能。”［1］从流浪街头的小加弗洛什形象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穷苦人家无力抚育下一代的情况。

2.1.3 权益侵害问题

作为弱势群体，儿童合法权益往往被侵害。对待寄养在家的孩子珂赛特，德纳第夫妇将她视为羊羔，是供其肆意剥削的对象。而对于亲生骨肉德纳第夫妇并未有更多的怜爱。小加弗洛从未享受到父母的爱，自小就在外流浪。爱潘妮和阿兹玛依然沦为父亲剥削行善人布施的工具，她们的父亲不惜牺牲女儿，将女儿作为赌注去博人的同情。阿兹玛甚至被德纳第算计，故意安排她打碎玻璃而伤到手腕制造出血淋淋的惨状，向慈善家卖惨。

2.2 推进叙述进程

儿童形象与主要人物之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孩子形象推进了叙述进程，使叙事得以向前发展，情节层层递进展开。作品在描述迫使主要人物冉阿让从走向犯罪到思想转变，从再次入狱到思想净化跌宕的人生经历中，如果没有姐姐的七个孩子在冬天的饥饿难捱，冉阿让可能不会去偷面包，也就没有入狱的经历了；如果没有对家人的牵挂以及狱友传递的关于姐姐和孩子的消息，冉阿让一次又一次的越狱也失去了动因；如果没有清烟囱的孩子，冉阿让的第一次思想转变可能没有依托；如果没有对芳汀——照顾好小珂赛特的诺言，冉阿让可能不会选择拒捕、通过假死来再次越狱；如果没有小柯赛特的陪伴，冉阿让也不会寻求到内心的平静，最终达到思想的第二次净化。

由为了孩子而犯罪的性本善，到欺侮孩子因而获罪的丑恶；由照顾孩子选择再越狱的抗争力量爆发，到因为对孩子关爱而达到内心无澜的宁静祥和超脱。冉阿让的性格特征、思想转变、心灵净化过程因儿童形象的存在而愈加充实饱满。

2.3 强化作品感染力

儿童比之成人更易受到侵害，他们承受了成人附加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儿童无法选择家庭出身、无法挑选父母、无法挣脱现实困境，他们为人厌弃、孤苦伶仃、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缺乏教育、流离失所，如飘萍一般在人间漂泊。以德纳第家庭里的孩子为例，两个女儿经历家庭由盛而衰的变故，面黄枯瘦、衣不蔽体、满口俚语，三儿子加弗洛什自小无人疼爱、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两个小儿子因养母马侬被抓，年幼失怙、流落街头。然而，作品不仅详细刻化了他们的悲惨，也通过情节表现了在悲惨境况下他们依然保有的某些良善品质。因为爱，大女儿爱潘妮选择了保护珂赛特，无私帮助马吕斯；因为义，加弗洛什在自己肚子都没有填饱时把钱包扔给马白夫老先生，在寒冷的天气把羊毛披肩送给了衣不蔽体的街头女孩，也在并不知道是亲弟弟的情况下给两个小男孩买面包、安排住宿，及至于最后革命中的献身。文中像天使一样的孩子们，他们虽弱小无依、自身难保，却能有情有义，尽力付出爱意、帮助他人。作品通过展现儿童的悲惨生活，唤起读者的怜悯之心。有着良善品德的孩子最终走向毁灭，比成年男女的悲凄往事更能动人心魄、引人思考。

2.4 由此及彼的论证需要

作者认为“野孩说明巴黎，巴黎说明世界。因为巴黎是总和。巴黎是人类的天幕。”［1］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儿童成长起来也将是明日的男人和女人，由现实法国巴黎的儿童情况，可以推衍出社会的整体情况、未来世界的变化。作品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表现儿童的状况，虽然他们羸弱惨淡，但他们依然是社会的未来。比如芳汀由流浪儿成长而来，虽然她在世俗社会中沾染了爱慕虚荣的习气，但她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保存着纯粹的母爱；孤儿冉阿让由寡姐养育成人，虽然他为了生存走上铤而走险的犯罪之路，但他并非罪不可赦，他宽容善良，不仅帮助过很多穷苦人，还不计前嫌放走多次为难、设计追捕自己的警察沙威；本有着令人羡慕家世的马吕斯，虽然成长环境缺少关爱，但他却执着于付出爱；出身在父母恶毒家庭里的爱潘妮、加弗洛什，虽然曾有着固执的偏见，但为了爱与大义，他们均愿意舍弃生命。成长在悲惨世界里的儿童，虽然羸弱，却有着不可知的未来。

3 结语

艺术形象是作者世界观的表现。雨果通过描绘社会的未来——儿童的悲惨命运，控诉了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贵族对人民的压迫，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否定。儿童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出身造成的，社会才是整个悲剧的根源。雨果以冷静客观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社会诸多不合理现象，对弱势人群的贫穷苦难表现出同情，对用宽容博爱化解仇恨与歧视表现出赞同。通过儿童形象的塑造，丰富作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