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培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省图书馆普查新发现六种《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稿本，这六种稿本卷端均题有“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 南海李宗岱山农著”，知其均为李宗岱所著《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此书未见著录。著者李宗岱(？—1896)，字山农，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副贡，官山东补用道，历署山东盐运使、布政使。光绪二十二年(1896)卒，年六十余岁(1)参见(清)郑藀修，桂坫纂：《(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五，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第8页。。李宗岱是晚清金石学家，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称：“清季咸、同间，士大夫喜欢考究金石。朝右大老潘伯寅、翁叔平等倡之于前，影响所及，朝野风从，如山东之王懿荣、陈介祺，浙江之吴云、张德容，天津之樊彬，广东之李宗岱，都是此中佼佼人物。”(2)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10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而李宗岱的著述流传较少，当前对李宗岱的研究也非常有限。《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六种稿本的发现，为研究李宗岱及晚清金石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理清这六种稿本的情况，可以考察《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的成书过程，为进一步的研究和利用奠定基础。

1 底稿本

底稿本也可称“原稿本”，是李宗岱最初撰写的稿本。线装，开本高24厘米，宽13.8厘米，板框高17.4厘米，宽11.3厘米，半叶八行，行字不等，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红格稿纸，版心下印“艺林堂”。在底稿本中李宗岱对所藏青铜器进行了逐个考释。如“鼎鼎”：

鼎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李宗岱的考释文字包括的内容有：器铭、尺寸、重量、铭文考释。铭文考释中，既解字形，也释字义，还对前人之说进行辩证。李氏所作考释，并非一蹴而就，根据稿本的情况来看，文字有多次改动，文中勾乙增删校改甚多，甚至有涂改满纸的情况。

除此以外，李宗岱还在页眉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如班仲鼎后的一段文字“余尝以彝器分为六门，兹将其目附识于此。一曰共御，……二曰册命，……三曰祭享，……四曰征行，……五曰常用，……六曰媵送，……”上有李宗岱眉注：“此段宜入凡例中。”又比如应公鼎原在太保方鼎前，在太保方鼎上李氏眉注：“应公鼎应移此下。”这些眉注为后面的誊录提供了指引。底稿本体现了李宗岱《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的最初形态，是李宗岱关于金石文字考释的最初成果。从底稿本开始，《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一书逐渐形成。

2 修改稿本

修改稿本一册，装帧、开本、纸张、笔迹等与底稿本全同，也是李宗岱的手稿本。修改稿本是李宗岱在底稿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其他本子的著录中，修改稿本被称为“原抄本”。从底稿本到修改稿本，李宗岱所做的整理有：

2.1 对鼎器做进一步归类排序

李宗岱将底稿本中的鼎器进行筛选，底稿本中原有的“从鼎”“史颂鼎”等均删去，最后确定47鼎。此后，他将这些鼎类的释文内容汇辑到一起，单独撰抄了一册，包括鼎鼎、戈鼎、建旗鼎、重屋鼎、重屋父己鼎、父己鼎、父乙子孙鼎、父庚鼎等。李宗岱在撰抄过程中对这些鼎器进行了排序，大致按时代顺序，如先列三代鼎器，后列汉大吉鼎、汉素鼎、宋政和鼎等。但排序并未完全，宋政和鼎后又抄录数器，这些排序未尽的鼎器，李宗岱仍然以眉注的形式注出将要如何放置，如“伯鼎”上眉注“下四鼎当移戎诸鼎前”。这是李宗岱对鼎类内容的再整理。

2.2 重写序言

底稿本没有正式的序言，修改稿本卷首有序：“粤稽古器约有四类，其一为祭享之器，如铭中有祖某父及亚形册字者皆是也；其二为征行之器，如铭中有征行字及旅车字、从字者是也；其三为析子孙之器，而用器附焉，如铭中有子孙、析子孙字，及自作鼎饲簠之类是也；其四为媵女之器，则铭中有媵字者是也。古彝器虽多，大概不出此四者。四者中祭享之器，可通于析子孙，征行之器可通于祭享，独媵嫁之器则于前三者皆不可通假，是皆可按铭而考见者。至无铭之器，大抵系用器居多，此其大凡也。”此段文字与前文所言底稿本中备作《凡例》的那段文字多有相似，但已经重新写定分为四类，是李宗岱关于器物分类的最新思考。

2.3 修订各鼎考释文字

李宗岱对47个鼎器的考释文字均做了修订。以“鼎鼎”为例，修订后的文本为：

鼎

修改稿本是李宗岱对文本的再校定，比底稿本更加严谨规范，从中也可以看出李宗岱文字考释的变化。惜李宗岱所作的修改本仅此一册，其他器类未及修订。

3 李家恺校写本

李家恺校写本卷端题名下均有“男家恺校写”字，因以得名。李家恺，字道元，李宗岱第三子。此本共七册，线装，开本高24厘米，宽14.3厘米，板框半叶高18.2厘米，宽12厘米。半叶八行，行字不一，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红格稿纸，版心下印“秀文斋”。书衣分别题“吉金文字一”至“吉金文字七”。李家恺校写本内容抄自李宗岱的手稿本，并作了分卷、分类和校订。

3.1 分卷

3.2 分类校写

在每类器物释文的具体校写中，李家恺在鼎类部分沿用了李宗岱的修改稿本，其他器类则在理顺底稿本内容的基础上重新归类抄写，这从李家恺在校写过程中留下的注释可以看出。如卷三“向彝”末、“史槑彝”前页眉处有李家恺注：“第一本原稿终。道记。”“接抄第二本，首篇有季彝，眉批‘已入敦。誊过’，故此处删。抄敦时记查有无漏落。道元记。”卷六末眉注：“右器铭释至此大概已毕，惟汉唐各镜未抄，宜另抄镜铭一本。道记。”通过此次分类整理，大多数古器各归其类，基本不再有交叉的情况。

3.3 汇辑《凡例》

李宗岱在底稿本没有将凡例单独列出，只在文中相关文字上注出“此段作《凡例》之用”之类的文字。李家恺在校写时，将这些文字汇辑到了一起，置于卷首，共有《凡例》二十条。

从李家恺校写本开始，《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逐渐规范。而且，综合鼎类部分抄自修订稿本，其余部分抄自底稿本，实际上是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李宗岱最后的校订成果，为后面的誊录乙本和誊录丙本所沿用。

李家恺校写本仍然存在一些校订未尽的问题，从上面的分卷来看，鼎和卣均分跨两卷，卷五中器物的种类过多，还有部分器物附抄卷后，需要斟酌放置。因此，李家恺注出将要做的修改。如卷二末附抄雷纹饕餮罍等器，并作眉注：“以下诸器，稿本皆随手记存，前后夹杂并无次序。适因册尾尚有余纸，故附抄于此，将来修订时，某器应在某器下当详考各卷名录而编次之。恺附记。”卷五首页页眉题：“此册过厚，宜两卷。”下文中的誊录乙本应该就是李家恺校写本的基础上继续分类分卷的。

4 誊录甲本

誊录甲本一册，毛装，开本高30厘米，宽20厘米，框高20.2厘米，宽14.8厘米，半叶八行，字不一，白口，无鱼尾，红格稿纸。三种誊录本装帧、纸张等形制完全相同，根据内容区分为誊录甲本、誊录乙本和誊录丙本。誊录甲本和誊录乙本的誊抄者均是一位名为“良”的人。誊录甲本书内有信笺一则，书写字体与誊录甲本和乙本正文字体同：“全书录竣，新抄六本及原稿一并送上。新詧阅已校之钟、鼎、尊、彝、卣、壶、爵、觚八种，计四本，当监其誊清也。此上。道翁观察台电。良上。”此信是一位名为“良”的人写的，具体人名尚未考出，“道翁”即李宗岱之子李家恺。誊录甲本即是“良”所指的原稿之一，“良”根据底稿本、李家恺校写本、誊录甲本等分两次誊抄，先成四本，后新誊录六本。这十本即是下文中的誊录乙本。由于前四本先成，李家恺进行了再校订，“良”又请人誊清，誊录人是此信笺中的“其”，具体人名现已不知，而誊录的本子即是下文中的誊录丙本。

誊录甲本存一册，书衣题“钟类、鼎类、尊类、彝类”，内实仅有“钟类”和“鼎类”。每类前均有目录，不分卷。由于此本已不全，仅能通过现存的钟类和鼎类推知誊录甲本的成书过程。

4.1 “良”誊录、校订底稿本

誊录甲本的文本，以底稿本为底本，仅有部分参校了修改稿本。且“良”在誊抄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底稿本原貌。

(1)誊录甲本分序文、凡例、正文三部分。序文采用了修订稿本中的序，凡例是“良”重新辑抄的，也是二十条，其中有两条与李家恺汇辑的不同。正文则是按类完全抄自底稿本，以“鼎类”为例，誊录鼎40器，均出自底稿本第一册，底稿本中注出要删去的“从鼎”“史颂鼎”也没有删去，而是原样抄写。“良”不仅按照底稿本誊录了每器的考释文字，还移录了底稿本中的眉注，用在眉注中粘贴签条形式在誊录本中标识出来，如“虢叔编钟”上有签注：“底稿眉注：‘又疑专乃专音，叀为直音。转字从车从专也。’”这几乎再现了底稿本的面貌，只是在形式上更加整齐。

(2)“良”也用签注的形式说明已照原注修改的内容。如“父己鼎”上签注：“照底稿所记，父己鼎由后移此。”“宝鼎”上签注：“照底稿眉注，宝鼎移保彝鼎前。”与誊录甲本上签条相对应的是，底稿本内也有一些签条，如“父己鼎照移前，过”；“宝鼎照移宝彝鼎前，过”；“此条抄订卷尾，以备排纂时另移”等。签条上的字体与誊录甲本的字体相同、内容亦相符，是“良”誊录时留下的记录。

(3)“良”对于考释文字中的讹误之处，也用签条标识，如“兮仲钟”，铭文有“己伯用侃喜歬文人”，而后文“歬文人”写作了“歬文父”：“吴子苾方伯式芬又云‘歬文父当是省文父，省或韵之假’尤非。”“良”并没有直接修改，而是用签条注出：“铭词是歬文人。”

(4)“良”还对底稿中注为“可作凡例”的“余尝以彝器分为六门”一段进行了特殊处理。上有两条签注：“底稿眉注 此段宜入凡例中。是以另纸抄出，以备排纂，不与班仲鼎释文下接抄。”“抄本内此文分为四类，此系六类。四类者，似是定稿已抄列卷首，以备作序之用。此篇引据详明，并抄此文后以备作序时参酌。”签注中所述“抄本”即修改稿本。说明他比较了底稿本和修改稿本，认为修改稿本的此段文本是定本，底稿本是未定之前的文本。

“良”的誊录对李宗岱的底稿本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并且尽可能地保留了底稿本的面貌，为进一步的校订整理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4.2 李家恺校阅全文、修订目录

李家恺在“良”誊录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整理，此次校阅整理，运用了一些他在李家恺校写本中的校订成果，主要包括校阅全文和修订目录。

(1)校阅全文文本。通过校阅，李家恺对全文进行了标点，对文本中有脱、衍以及不严谨之处加以批注。校阅的文字用墨笔直接书于纸上，没使用签条。如“太保方鼎”上眉注：“恺按，‘书局’上应加‘官’字，以别于寻常书局方合。”“伯鼎”眉注：“恺按，《说文》无‘皆入之’三字，当删去。”通篇校阅后，李家恺留下了校阅记录：“释文中凡有漏脱重复字已增删略尽，其文义有未甚要协及须更正，当时看出者已顺笔记于上方，俟后重行誊清时再为详核可耳。钟四、鼎三十七、尊十八、彝十五。”由此可见，李家恺对钟、鼎、尊、彝的文字进行了校阅，更正讹误。李家恺将他自己校出的、与誊录甲本不同的两条《凡例》增入到誊录甲本中，最后《凡例》共二十二条。

(2)修订目录。李家恺对每类器物的目录进行了修订。从现存的钟类和鼎类来看，“良”在每一类器前抄录了一份目录。这个目录是与正文一致的。其中，钟四器，鼎三十七器，李家恺的校阅记录也反映了这一点：“此卷校阅毕，计共凡例贰拾则，附抄宜入凡例者三则，钟四器，鼎原文四十器(内有亚处鼎、从鼎、史颂三器应删去，或入外集者。实得鼎三十七器)，尊二十器(内有手尊应入壶类，亚父乙尊应入觚类，后遂附订于彝类之末，实得尊十八器)，彝十八器(内有亚形建旗彝应入盂类，析子孙彝应删，实得彝十五器)。”正文内钟类、鼎器，与李家恺校阅记录的数量相合。而李家恺进而在这个目录的原文上进行了修改。首先增删了数器，鼎类增删的依据是修改稿本，最后47器。钟类最后9器。然后，修改排序。排序的依据则是他本人的排序理念，这也在眉注中有说明：“古器之次第，宜以铭文中略可辨认时代之前后而序。首一二象形字者；次则一二字者，如父乙、且丁之类。此类中复以甲乙为第；三则以象形而兼一二字者，如双戈父庚、冊冊父庚之类；四则文多而中有父乙、父庚等之称谓者；五为文多而中有谥者；再则无铭者，而似汉鼎、宋鼎殿焉。此其大略也。”这个排序的方法正确与否尚待讨论，而修改后的目录与正文不再相合，与李家恺的校阅记录也不同。如将父己子孙鼎移到了父己鼎前，尊父辛鼎移到举父辛鼎前等等。李家恺修订后的目录为后来的本子沿用，正文也随之修改。

5 誊录乙本

誊录乙本十册十卷全，装帧、稿纸等与誊录甲本同，也是出自“良”之手。誊录乙本在誊抄时同时参考了底稿本、修改稿本、李家恺校写本和誊录甲本。誊录后，李家恺做了更进一步的校订和补充。因此，誊录乙本也是“良”和李家恺共同的成果。

5.1 “良”的誊抄更加完善

(1)序文和《凡例》完善。“良”将修改稿本中卷首的序：“粤稽古器约有四类”一段以及底稿本中类似的“余尝以彝器分为六门”一段均置于卷首，分别题作《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序略》《又序略》，不做选择，客观上保留了李宗岱前后不同的文本。《凡例》沿用李家恺校阅后的二十二条，是最全的《凡例》文本。

(2)文本完善。誊录乙本的文本内容结合修订稿本和誊录甲本。其中，鼎类部分采用了修改稿本，如鼎鼎、戈鼎、建旗鼎等鼎器的释文与修改稿本均同。鼎类之外的器类，释文文字誊抄了誊录甲本，并吸收了誊录甲本新校的成果。

(4)对文本誊录的格式更加规范。“良”在誊录时，更加严谨地遵循书写格式。例如，御制书籍需抬头，“虢叔编钟”中“《西清古鉴》有宗周宝钟”句，底稿本、誊录甲本无抬头，誊录乙本抬头两字，并有眉注：“凡御制书籍，写‘钦定’二字双抬，专写书名单抬，如系先朝，加‘钦定’三抬，写书名两抬，场屋中向颁程序。《康熙字典》不写钦定不抬。”这是对御制书籍抬头的实际遵守。又比如夹注用双行小字书写，誊录乙本“麟文鼎”中“《仪礼·少牢·馈食礼》：‘启二尊之盖冪。’《士昏礼》：‘黍稷四敦，皆盖。’”一段，原文原抄作大字，后贴改为双行小字，上有签注说明：“‘《仪礼·少劳·馈食礼》’至‘会簋盖也’一段似是夹注，若一直写下便觉重复不顺。”这是根据文意而修改的书写格式。

5.2 李家恺做更细致的校订和补充

“良”誊录后，李家恺做了更细致的文本校订和补充，使《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一书更加完善。修订文本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校定讹误文字。誊录乙本在前本的基础上校定了很多文字。如“虢叔编钟”中“《周礼·小胥》：‘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注云：‘□，编县之二八十六枚’”句，“注云”后一字底稿本为空，上有李家恺校阅字：“注云下一字似‘自’字，然看不清。记查《周礼》原文。”李家恺校写本无此字。誊录乙本原抄作“自”，上也有李家恺注：“‘编’上一字看不甚清，似‘自’字，当查《周礼·小胥》注原文校写。”“自”字后涂改为“钟磬”。查《周礼》原文，此处当作“钟磬”(3)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清嘉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17页。，这是李家恺查核后所改。

(2)增删文字。“戈鼎”中“又考汉石刻画象有所谓‘大王车’及‘守令车’”句，誊录乙本中，李家恺将‘守’字勾去，并上有眉注：“原稿本是‘守令车’，而又将‘守’字勾去。今原抄本亦是‘令车’，查必无‘守’字为是。”这是根据李宗岱底稿所改。

(3)调整文字顺序。由于底稿本各段文字分散，誊录时顺序或有颠倒，因此需要调整，有的修改数次，到誊录乙本才最后确定。如“虢叔编钟”，底稿本“严，威严。翼，敬也。《诗·小雅·六月》：‘有严有翼。’”句与“异即翼字”句分在两处书写，底稿本誊抄时没有放在一起，中间夹有“倘在上在下，所谓然……”等字，李家恺校阅时将“异即翼字”句勾乙到“有严有翼”之下。誊录乙本即抄作“严，威严。翼，敬也。《诗·小雅·六月》：‘有严有翼。’异即翼字”。李家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他在眉注中说：“改原文‘异’字在前似较合。”并在誊录乙本直接涂改，修改后为“严，威严，异即翼字。敬也。《诗·小雅·六月》‘有严有翼’是也。”从中可见他修改的严谨。

(4)疏通文意。誊录乙本“旗鼎”中“其说虽始自李阳冰，木字右半为片，左半为丬之说”句，李家恺认为：“‘其说虽始自李阳冰’三句上下两‘说’。原拟改作‘木字右旁为片、左傍为爿之说虽始自李阳冰’，文气似觉稍顺。”于是在文中用勾乙符号改定。修改后文意较为通顺流畅。

综上可见，誊录乙本分卷更加明晰、内容更加完整、规范，虽然还有若干未彻底解决的问题，但已初步具备定本的特征。

6 誊录丙本

誊录丙本虽在誊录乙本的基础上进行誊抄，但是此本并不能算是最后的誊清本。还有一些在底稿本存留的问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如“邵伯宪鼎”，底稿本原有眉注：“召公过见《史记》秦缪公时，记查何王”。“缪公似在襄王时，查明再填”。“宋政和鼎”上眉注：“铸鼎之法，忘出何书，应查补入。”到誊录丙本，时间和书名均未补入。且在誊录乙本中，这些未解决的问题都保留了底稿本眉注，这就可以为后面的核查提供了指引，而这些眉注在誊录丙本中多未誊抄。另外，此本中的篆体字处也均是空字，未誊抄，后来也没有补足。因此，从文本完善的角度上来说，誊录丙本不能称作誊清本。

7 结语

通过梳理《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的底稿本、修改稿本、李家恺校写本、誊录甲本、誊录乙本、誊录丙本的情况，可以描绘出《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一书的成书过程。李宗岱撰写底稿，对每个青铜器都进行了考释。只有大致的分类和排序，稿本稍显凌乱。后他又将鼎类部分做了专门的整理，撰写序言，重订考释文字，形成了仅有鼎类释文的修改稿本。李宗岱之子李家恺，在底稿本和修改稿本的基础上抄写校订，其中，鼎类部分的文字选用修改稿本，其他器类沿用底稿本，是为李家恺校写本。李家恺对《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并将全书分为七卷，改变了底稿本器物混杂的情况，使之开始成为一部较为规范的著作。此后，李家恺请人对李宗岱的稿本进行誊抄，留下三个誊抄本，分别是誊录甲本、誊录乙本和誊录丙本，三个本子不完全相同，也不抄于一时。其中，誊录甲本完全抄自底稿本。誊抄人“良”在抄写过程中，对文本作了部分校订，后又经李家恺校阅全文、修订目录。誊录甲本保留了李宗岱稿本最初的内容。誊录乙本综合参考了底稿本、修改稿本、李家恺校写本、誊录甲本，分卷更加明晰，为十卷二十七类，通过“良”和李家恺的再校订，文字错讹更少，格式更加规范，已经具备初定本的特征。后面的誊录丙本誊抄了誊录乙本，但并未誊抄完善，留下很多空处，在严谨程度上不如誊录乙本。

这六种稿本的成书时间，底稿本、修改稿本是李宗岱手稿本，成于李宗岱去世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前毫无疑问。而后面四种稿本应成书于李宗岱去世以后。因誊录甲本内的信笺即是写给李家恺的，各本内的校阅者亦是李家恺，眉注中有疑问处多言再核查底稿、查阅引书或阙疑，而并没有请教李宗岱之语，因此誊录甲本、誊录乙本、誊清本极有可能是李宗岱去世后抄写校阅的。誊录乙本内“父丁卣”上有李家恺眉注：“此拓片为王文敏公懿荣索去。”“文敏”乃王懿荣谥号，则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李家恺仍在校阅此书。又誊录乙本、誊录丙本内均有书写御制书籍《西清古鉴》时须抬头的眉注，又说明此几种稿本成于民国之前。

《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既是李宗岱的学术成果，也有李家恺和“良”努力的结果。《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的六个稿本，体现了《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成书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特征，彼此可参考互鉴。就现存稿本情况来看，誊录乙本是现存最完整、文本最完善的。研究利用此书，可以誊录乙本为主，其他五本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