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林，江秀丽

（安徽三联学院外语学院，合肥230601）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著名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描绘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士林阶层追逐功名与日常生活的画卷，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这部经典作品作为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代表，被译成多国语言广为流传，日益受到国际读者的喜爱和关注。由于中西方文化渊源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必将给海外读者理解我国古典小说造成一些困惑。本文拟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研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合译本The Scholars，看看翻译作为一座桥梁，是如何引导读者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到达彼岸的。

一、跨文化交际与翻译学的联系

（一）跨文化交际的内涵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像《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小说里，阐释中国近古代文化，使小说中蕴含的汉文化能让英语读者理解，是英译汉语经典名著的关键问题。“内涵”从逻辑学上来讲，指的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文化内涵则反映这一概念具有文化特征，是决定译者实际翻译技巧的重要因素。译者本人汉文化水平高低及其翻译汉文化的能力决定了他的译作质量及随之而来所产生的效果。

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世界各国家、各名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风俗习惯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规范和语用规则等差异，这些因素都为跨文化交际带来了许多障碍，甚至导致某些误解。

（二）文化、语言与翻译

1.文化一词的内涵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文化”一词，词义广泛，它包含着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创造起来的一切财富。从二三百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制作，到青铜时代的青铜铸造器物，到甲骨文文字记载，这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财富。到了现代，各种物质文化，如酒文化、旅游文化、网络文化（network culture）等，这也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经历了各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华夏子孙都在生生不息地创造财富，也都在不断地创造着辉煌的中华文化。汉语语言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还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文化”[1]，它不仅具有自身的特点，还在记录着其他类型文化，用文字或口头形式反映着诸如巴楚文化、徽文化等各种文化，并将其广为传播，从而让这些文化在传播中得到发扬光大，所以语言是其他各种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cultural carrier）。

2.翻译家文化定义下翻译之见解

美国翻译家奈达在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一书中提到文化可以定义为“the totality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2]，钱穆先生在《文化学大义》中说：“文化是指人类生活之总和，而人类生活则是指多方面各种部分之配合。”从人类语言的起源可以看出，语言属于文化范畴的一部分，语言与文化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因此，我们要把文化和语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翻译即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同样的信息，是语际间的信息传递。译者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是两种语言背后所归属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好的译者不仅能够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谙熟两种语言背后所存在的文化背景、渊源、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差异，并在翻译的过程中，运用一定的理论，通过合适的方法和手段，去弥补这种差异，并且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向读者展现原著的风味。如《儒林外史》一词，杨宪益夫妇将其译成“The scholars”，这一译文不仅文字简明、沁人心脾，而且把全书内容译得穷形尽相，尽态极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意味着语际间的信息传递，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和转换。

二、《儒林外史》英译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的体现

《儒林外史》是我国十大经典名著之一，是章回体裁现实主义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描绘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士林阶层追逐功名与日常生活的画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The scholars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将原著的55回译成英文的全译本，全书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译法，灵活运用多种方法，为译入语的读者呈现了浓郁的清朝士文化特色，使他们领略到这部杰出的中国古典讽刺文学作品之美。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杨氏夫妇的《儒林外史》英译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的体现。

（一）词汇空缺

语际交际中的词汇空缺（vocabulary zero）与源语和目的语使用者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是宗法家族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关系，受“孔孟之道”的影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血缘关系的远近泾渭分明，也是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3]。相比而言，西方人的家庭观念远不如我国这样严密，即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只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子女成年后，彼此没有为对方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西方人更加关注自我、个人的价值体现与自由。因此，在描述宗法关系的时候，中西方的语言就产生了词汇空缺，并且，在称谓上，我国古代文体更多的使用谦语与敬语。谦语与敬语的使用，反映出中国古代鲜明的等级尊卑制度。另一方面，《儒林外史》中围绕“儒林”中人展开故事，就涉及不少与科举制度有关的词汇，对这方面文化背景的缺失很容易给理解带来困惑。

1.词汇空缺之根源

词汇空缺是由于文化现象空缺所造成的结果，一种文本中存在这类词语的翻译确实有些棘手，因为我们无法在译入语里找到对等或部分对等的词语。《儒林外史》写于清朝，揭示的是当时士阶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主宰下，形成了各种区别血缘亲疏远近的称谓法则。还有在士阶层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称谓，翻译这类称呼语，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们从《儒林外史》及其译文第十回中摘录几句，解释词汇空缺及其在翻译中所用的应对策略。

例1鲁编修道：“老世兄，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All we poor academicians have to look forward to is a few commissions,”said Mr.Lu.)

例2四公子道：“小弟总是闲着无事的人，因见天气晴暖，同家兄出来闲游，也没甚么事。”鲁编修道：“弟今早在那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We have nothing to do,”said Lou Zan,“and since it was a fine warm day my brother and I decided to come out for a little excursion.That was all.”“I called on an old friend this morning in a village over there…”)

“世兄”是有世交的平辈间之互称，或对世交晚辈的称呼；“小弟”和“弟”在这里也是谦语，称自己。此处如果将“世兄”“小弟”和“弟”用直译的方法，势必会给译入语的读者造成困惑，译者充分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结合原著的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细心揣摩，将例一中“世兄”和例二中的“小弟”此类谦语改为第一人称叙述，这是翻译中常用的变通译法（adaptation），“世兄”和“小弟”用第一人称译出，足以体现二者之间的亲切感，同时将例2中的“弟”用第一人称单数，根据上文“同家兄出来闲游”的译文“…My brother and I decided to come out for a little excursion”，“弟今早在那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中的“弟”用“I”译出，区别鲁编修其人与受话者无血缘关系，也表示了话语者（addressor）对受话人（addressee）的尊重。这就把说话人融入了受话者之中,这种译法方便了译入语读者理解，同时不会给译文的读者造成负担。

2.词汇空缺和翻译处理对策

我们在前文中讲到，词汇空缺是文化现象空缺所造成的。一种独特文化中的词语，我们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与其相对应的词语，这类词语在译入语中就形成了指称意义的空缺。何为指称意义，陆国强说，指称意义是指“词的确实和字面的意义”[4]，是语言交际中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意义。少了词语指称意义，要进行有效成功的交流，那只是一句空话。解决译入语中零指称意义的词语翻译，译者可用意译法或音译法（transliteration），还可以用加脚注法来处理。

例3吩咐摆了酒席，斟上酒来同饮，说了些京师里各衙门的细话。(Then he ordered the feast to be spread and wine poured out,and as they drank they chatted about different yamens in the capital.)

例1中“翰林”是我国古代官名，可追溯至唐朝，由优秀的文学侍从担任。例3中“衙门”为旧时官署名称，即政权机构的办事场所。译者对于前者采用了归化方法，用“academicians”来对应，跃过了文化背景知识差异带来的障碍，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对于后者，译者并不是一味地讨好译入语的读者，而是直接用“yamens”，通过音译保留了源语中文化背景，也体现了原著中的历史背景。

（二）语义空缺

世界各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思维模式、道德观念的不同，也促成了各民族语言中语义的差异。语义空缺也表现为语义辐射面的不重合性。英语和汉语中，即使是对应词，其语义辐射面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如果再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去，更可能产生语义空缺。

语义空缺一般存在两种表征。各种语言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限制了很多词语只能在本语言内使用。对于其他语言来说，这叫词汇空缺。词汇空缺必然产生语义空缺，这是一种语义空缺表征。第二种语义空缺表现在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上。萨伊德认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有上义（hypernymy）、下义（hyponymy）、反义(antonymy)、同义(synonymy)、多义（polysemy）等多种关系。无论在英语还是汉语里，一词多义现象都是屡见不鲜。一词多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歧义（ambiguity），也就是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起作用，产生多义；另一种是含糊（vagueness），也就是一个词的语境为其系统意义添加了新信息，使该词意义得到引申并适用于新的语境[5]。一词多义现象在《儒林外史》中的出现也别具一格，不落俗套。

例4鲁编修又问问故乡的年岁，又问近来可有几个有名望的人。(Presently Mr.Lu asked about the crops that year and whether their native place had recently produced any famous men.)

例5众人都失了色，忙将这碗撤去……。(All present were aghast.They hastily removed the dish…)

在汉语中“年岁”和英语中的“year”基本含义都有年纪和年代的意思，而在“年岁”在汉语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年成或年景。对于基本含义相同的词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注意到了其语义辐射面的不同，在这里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成“crops”,将原著的语义准确地传达给译入语的读者。

汉语中“色”与英语中“color”的基本意思相同，都有颜色、色彩的意思。但在具体的语境中，其语义辐射面不同。“色”字在汉语中还可以表示①“脸上表现出的神气、样子”，如：“脸色、神色”；②“品质、质量”，如：“成色、音色”；③“妇女之美貌”，如“姿色”；④“种类”，如：“各色”等等。由此可见，“色”的语义辐射面远远大于“color”的语义辐射面。这就形成了语义上的空缺。译者在此处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准确把握了词语在语言交际中所产生的实际语义，将之译为“aghast”,不仅弥合了这种语义上的空缺，而且传神地表达出原著中众人皆大惊失色的意味。

（三）《儒林外史》中成语的翻译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汉语成语博大精深，且又是最具民族特色的瑰宝。汉语成语结构紧密，语言精练，意义深邃，是汉语语言中被提炼出的精华部分，也是修辞手法应用的典范、文化积淀的典型。“很多条成语都具有双重意义：字面意义和涉远意义。字面意义也称显形意义，指那些言之即明，论之极畅的成语，道理十分清楚，让人容易理解。”“涉远意义即隐喻意义（figurative）或称隐形意义。”[6]

汉语成语具有极强的民族文化特色，因为它们中不少都蕴含典故（allusion）。这些典故中，有的讲的是一个传奇故事，有的则是歌颂人和事，或是讽刺性叙事；有的则是描写带有民间特色的一种习俗等等。如果将这些成语，简单地用译入语中意义相似的成语套译是行不通的，套译只会损害源语成语中的真正含意。阐译汉语成语中内含的文化，“以实际翻译方法、技巧论，不外乎直接阐译与间接阐译两种方法。”[7]。穆诗雄对汉语古诗翻译的论述，我们认为它也同样适用于汉语成语的翻译。我们认真研读《儒林外史》时，发现汉语成语在作者笔下比比皆是。

例6鲁编修道：“悬弧之庆，在于何日？”(And when was he born?)

例7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只是无缘，不曾拜识。”(“Your fame,which resounds like thunder,has long since reached my ears,”said the stranger.)

例6中成语“悬弧之庆”出自《礼记注疏》，古代男子出生则悬木弓于房门左侧，后以此指代男子的生日。译者用“And when was he born?”译出“悬弧之庆，在于何日？”这里原著的作者并不是着意用典，译者经过揣摩采取了意译的方式，译文译出了原文的基本意思，能让译入语读者理解，但富有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译得稍有欠额。我们从译文中能看出，译者用简单流畅语句、传神达意之笔弥补了此处“欠额”之短处。

例7中成语“如雷贯耳”出自元郑廷玉《楚昭公》，意为响亮得像雷声传进耳朵里，形容人的名声很大，亦形容声音巨大。此处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译文用形象逼真、朴实无华的语言贴切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保留了原文的民族色彩。

三、小结

《儒林外史》的翻译是跨文化传播典范之一。世界的文化如同一幅织锦，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既相互映衬，又相互交融。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尽管文化中的一些不可译性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但是译者如能够把握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共性，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法，尽可能地保留源语当中的民族色彩，译好每篇作品，特别是像《儒林外史》这样具有历史性的经典，就能使译入语读者最大限度地体味到原著的原汁原味，更深刻地领悟到中华文化的精髓。